失去父亲
张一阳1923年出生时，父亲张太雷正在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父亲在外革命，他与母亲及两个姐姐生活在老家常州。张一阳4岁时，父亲组织领导了广州起义，起义的第二天，张太雷遭敌人伏击不幸牺牲。这一年，张太雷也就29岁。
张太雷牺牲的消息，家里人并不知道。直到第二年初，张一阳的母亲陆静华接到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说张太雷病重，让她赶紧去上海。到了上海，陆静华才知道张太雷已于1927年12月12日广州起义中牺牲。党组织考虑到陆静华与3个幼小孩子生活困难，就建议她带着孩子去苏联。此时，张太雷的母亲正瘫痪在床。太雷已去，她必须要替太雷侍奉母亲。于是，就谢绝了组织的安排，拿了组织上给的一点救济费回到了常州。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党组织遭到破坏，陆静华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生活来源也断绝了。3个孩子尚小，陆静华只能独自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白天到富人家里帮佣，晚上回家帮人洗衣服、做针线活。姐弟3人陆续到了上学的年龄，陆静华为了张太雷生前说过“让孩子受教育”这句话，她一面拼命干活一面求人说情，最终以每学期考进前3 名可以免收学费为条件，先后把争气的姐弟3人都送进了学校。1937年日军进犯，常州沦陷，张一阳也失学在家。
走父亲之路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张一阳的二姐张西蕾决定去寻找共产党，走父亲张太雷的路。刚满15岁的张西蕾独自一人去了上海，通过一个朋友的关系到达皖南岩寺参加了新四军。到了部队后，张西蕾把自己的身世向部队领导作了汇报，组织方知她是张太雷烈士的后代，对她很照顾。第二年，张西蕾见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关心张西蕾家里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生活情况。张西蕾就把家里的情况向周恩来一一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对身边的陈毅说：你派人去一趟常州，把张太雷家里的人都接出来，送到延安去。当时陈毅是新四军一支队的司令员，常州地区是一支队的活动范围。周恩来离开后，陈毅派了一名叫刘思猛的交通员到敌占区常州去接张太雷的家人。到了常州，交通员向陆静华转达了组织的安排，接他们全家去新四军根据地，然后转送延安。当时，张太雷的母亲还在世，整天离不开人。于是，陆静华请交通员转达她对组织的感谢，因家庭困难目前走不了，过两年再说。
刘思猛看到张家的情况，确实走不了，就准备回去。这一切，全让张一阳听到。此时他失学在家，看到家里生活困难，就瞒着家人到一家铸铁锅的冶坊当学徒。他在冶坊里接触了社会，了解到日本人侵占中国后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知道了敌占区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状况。他渴望像父亲那样改变这个社会。听到交通员与母亲的对话，他感觉机会来了，但他知道，祖母与母亲不会让他独自离开家的。于是，他私下里与交通员商议，第二天随他悄悄上船，前往新四军根据地。交通员不敢作主，对张一阳说：你年幼，又是家里的独子，你奶奶与妈妈不会同意你去的。但张一阳决心已下，一定要去。交通员见张一阳坚定又机灵，就默许了他的请求。
第二天一早，母亲到运河边送交通员，看到儿子一阳躲在船上，她明白了一切。她知道此时劝说儿子已无用，一句话没说就往家里跑，她要回去给一阳收拾几件衣服。等她匆匆忙忙赶回时，船已经离岸。母亲使劲地将张一阳的衣服扔到船上，对着儿子喊着：当心身体，听二姐的话……话没说完，泪水已经模糊了她的双眼。一阳看到母亲如此，抱起母亲扔上来的衣服，面对母亲跪在船板上，重重地磕了一个头，向母亲告别。这一年是1939年，张一阳不满16岁。
姐弟喜相逢
张一阳到了新四军军部后，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接见了张家姐弟俩，他见一阳长得近一米八的个头，又知书达理，就让一阳留在教导队学习，先在新四军里锻炼一段时间，等有机会就送姐弟俩去延安。此时，姐姐张西蕾在八队当政治教育干事，离弟弟不远，常去看望弟弟，并把自己的一支新华钢笔送给了弟弟。
张一阳到了新四军部队后，非常开心，很快适应了部队的生活。经过教导队的学习，一阳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半年的学习期还没有结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初，张一阳学习结束后，组织上有意照顾他，让他到军部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一阳跟领导说：我刚参加革命，不能一开始就留在机关工作，应该到基层去锻炼，从头做起。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让他到二支队的一个连队里当文化教员。二支队在皖南，司令员是张鼎丞。
皖南事变被俘入狱
1940年年底，按中央部署，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陆续撤离皖南，渡江去苏北。军部供给系统、非战斗部队和机关的女同志先行撤离。姐姐张西蕾想到弟弟一阳年小体弱，就向组织请求，让一阳与她一起先走。组织同意了张西蕾的请求，派人通知张一阳。一阳接到通知后，赶了几十里路到军部找到姐姐，对姐姐说：我已经长大了，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不能因为我是张太雷的儿子就搞特殊化，我要跟部队一起走。姐姐尊重弟弟的想法，遂与弟弟告别。
不久发生了皖南事变。张一阳被俘，关进了上饶集中营，被编在三队。这个队由新四军干部组成，又称为“军官队”，其中因共产党员占一半以上，又被称作“顽固队”。
此时在苏北盐城的姐姐张西蕾担心弟弟，向熟人打听弟弟的消息。一天，终于从越狱出来的一个同志口中得知一阳的消息。这位同志告诉她，张一阳正在上饶集中营，与新四军被俘人员一样遭到非人的待遇，每人每天只有淡饭两碗，白水两杯，一般每间小囚室关押十几人，大囚室关押三四十人，晚上睡觉每人只有不到两尺宽的地方，翻身、上厕所都很困难。集中营对被俘人员除了肉体上的折磨，还进行精神上的摧残。张西蕾听到这些，更加担心着弟弟，盼望着姐弟早日重逢。
张西蕾等啊等啊，终于在1941年秋季的一天等到了弟弟的消息，但却是噩耗。
拒绝在自首书上签字
上饶集中营的卫生条件特别差，1941年夏季，一种叫回归热的传染病在集中营里流行蔓延，张一阳也染上了这种病，体温高达40度。特务把一阳与得病的人强制抬进被称作“太平间”的医务室隔离，不给治疗也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其实，这种病很好治疗，只要打一种叫“606”的针剂就可以治好，但要想治疗就必须在自首书上签字。在张一阳病重时，特务一手拿着自首书，一手拿着“606”针剂，对张一阳说：只要在自首书上签个字，就给你打针。张一阳正发着高烧，他当然想得到这一支针剂，可这一针剂需要条件，这个条件是一阳不能接受的。他没有思考就拒绝了。
狱中不少同志知道一阳是张太雷的儿子，大家一起向特务抗议，要求把张一阳放出医务室。特务很奇怪，这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多人为他抗争？后来，特务从一个叛徒口中得知，张一阳是张太雷的儿子。张太雷不仅是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国民党内也有一定的影响。他是第一批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张太雷曾参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策划和实施过程。1923年，孙中山以总理名义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同年8月，他参加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与蒋介石一起赴苏联考察近3个月。1925年，受中共中央委派，张太雷担任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在国民党人的眼中，张太雷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现在，张太雷的儿子又落在国民党的手里，这让特务们认为可以利用张一阳大做文章。他们派人来劝说张一阳，来人对发着高烧的张一阳说：如果你在自首书上签个名，就可以到国民党这边来做大官。几天来张一阳水米未进，身体十分虚弱，他用极低的声音说：我宁愿死也不会向你们屈服。劝降不成，他们不给张一阳治疗。
几天后，张一阳病情恶化。清醒时，张一阳知道自己快要去见父亲了，就让人找来一把剪刀，帮着剪下自己的指甲，连同姐姐送给他的那支新华钢笔的笔尖交给一个同志，他跟这位同志说：如果你越狱成功，请你一定返回苏北根据地，找到我二姐张西蕾，把指甲与笔尖交给她。几天后，张一阳停止了呼吸。
后来，这位同志越狱成功了，当他把东西交给张西蕾时，张西蕾不相信弟弟已不在人世，失声痛哭。当陈毅从张西蕾口中得知一阳在上饶集中营牺牲时，深感痛惜。他说，让我如何向周恩来交待。
在极度悲伤时，陈毅的关心，让张西蕾心中充满了温暖。为了怕母亲受不了失子之痛，张西蕾没有把一阳牺牲的消息告诉母亲。直到解放后，母亲陆静华才知道儿子早已不在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