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血雨腥风。
新四军9000将士面对10倍于己之敌，血染皖南大地。蒋介石阴谋得逞，悍然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
延安，毛泽东针锋相对，迅即着令由陈毅、刘少奇重建新四军军部。
盐城泰山庙，军号震天，一杆抗日的铁军大旗再度扬起。
日伪军惊恐，欲趁苏北新四军立足未稳，妄图一举歼灭这支重建之军。当年7月18日，日伪军出动1.7万人马，从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以四路成包抄之势直扑盐城，对苏北根据地实施第一次大扫荡。面对来犯之敌，陈毅、刘少奇决定“避敌锋芒、待机反击”，接受三师师长黄克诚建议，将新四军军部从盐城泰山庙主动撤出，跳出日伪包围圈，移师阜宁。
日军计划失败，总指挥南浦恼羞成怒，用飞机大炮将泰山庙夷为平地。
几经辗转，新四军军部于11月10日最终转移到阜宁停翅港。
从1941年7月7日算起，到1942年12月26日新四军军部移师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在阜宁近一年半之久，而在停翅港村时间最长。
2019年的一个冬日，我的思绪飞向停翅港。
停翅港村
停翅港名字的来历，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村中有一个方圆近200亩的大水塘，一条南北走向的土堤将水塘一分为二，而在西塘西北角水中，有一个长满绿树和芦苇的小岛。相传很久以前，一只凤凰从西北方飞来，在水塘上空盘旋后，落翅于水中小岛上。从此，人们便将凤凰落脚的小岛称为“凤凰墩”，将村庄定名为停翅港村。
当年，新四军军部入驻停翅港，住在朱太俊家的四合院中，这里共有16间茅草房屋，后毁于战火中。
1986年10月，阜宁县委、县政府在停翅港新四军军部旧址建起了一座牌坊和纪念碑，以及简易的陈列室。1990年7月，军部旧址被盐城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由陈集镇多方筹措资金对军部旧址进行了完善扩建……
2019年12月25日，细雨迷蒙。
早上8点半在盐城驿都金陵酒店送走江苏省作协文化下乡的队友们后，我独自一人乘长途汽车前往阜宁。按照事前计划到阜宁的第一站就是停翅港。车到阜宁，围上来两位60岁左右的黑衣老人，问我去哪儿。告知去陈集停翅港后，其中一位说，40元送你。我说，班车只要几元钱，你40元太贵了！他说，你看这会有人么？到陈集的班车要到下午才走，难道你在这儿等？40元我现在就送你去。说毕，他热情地上来帮我提包。我看天色阴沉，便答应租他的车，谁知这一租竟成为朋友。
确切地说这是一辆破旧的电瓶车，车体斑驳，车厢狭小。司机告诉我，他姓刘，今年63岁。这辆车是残疾人车，他在外打工时腰部受过伤，鉴定为伤残，有伤残证，所以开这辆车路政不会查。
小破车慢慢悠悠向停翅港开去。
沿途走过几个村庄，许多家门都关着，“铁将军”把门。司机老刘说：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
停翅港村军部旧址纪念馆的门大开着，里面没人。进门后看到一张告示牌上写着：志愿讲解者：朱浩开，并留有手机号码。我按照电话打过去，电话那头说，马上人就到。
很快朱浩开从街上过来，知道我从南京来，格外热情。他带我们进入四合院内，打开另一间房门的锁，说，这是我的办公室，然后烧茶倒水。
朱浩开70周岁。2007年从村书记任上退休后，负责看护旧址纪念馆并担任义务讲解员。我称他馆长，他说，我这个馆长也就是个光杆司令，打扫卫生，看护保卫，义务讲解都是我一个人干。
朱浩开说，军部在停翅港时期是新四军最困难的时期，日军疯狂扫荡，飞机狂轰滥炸。为防止被敌人发现目标，军部和电台分开。当时指挥部电台就放在我家里，离这儿有两华里路。我家先前也是个四合院。电台主任是胡立教，有8个人，接收信息后，由两个通信兵每天轮流往军部送。那时没有交流电，全部用直流电。我父亲弟兄4人，四合院是我家二叔的。1964年，我二叔家将老屋推到重建，发现在院墙里面埋的全部是电池。挖出来的电池当时全部倒在了河里，只留了一个木制的电话盒子，现在电话盒放在纪念馆里。如果当时电池留着就好了，就成为文物了。前些年，北京知道我家挖出过电池，特地来征集，到哪里找去？可惜了！那时没有现在这观念！
史料载：1941年6月到1943年5月两年间，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日伪作战7000余次；毙伤日军2.7万余人，伪军3.7万余人；俘日军283人，伪军15098人。军部在阜宁期间，指挥对日伪作战近6000次。
阜宁人民为新中国的建立和解放作出了牺牲和贡献。当年阜宁子弟踊跃参加新四军，为新四军补充了新鲜血液。解放军原总后勤部政委周克玉上将就是那时在家乡参加新四军的。
朱浩开拿出珍藏多年的一份烈士证给我看，他说，我三叔就是一名烈士。
朱浩开三叔叫朱乃珊，17岁那年参军，1948年在伍佑、卞仓战斗中牺牲，牺牲时还不满19岁。朱浩开说：那时家有弟兄两个的就动员一个去参军，我父亲是老大，家里的顶梁柱，他一走家里老老小小不好办，二叔是近视眼，打不了枪，四叔还小，只有三叔合适。三叔在他弟兄几个中个子最高，他一到部队连长就看中了他，选他当通信员，带上他参加了卞仓战斗。那一仗打得惨啦！整个连都牺牲了，只剩了三叔一个人。他撤下来后，又跟其他部队冲了上去。腊月天啊，天寒地冻，在水沟里打了三天三夜，身上挂了三朵花，中了三颗子弹啊！我们村和他一同参军的朱前开看到他了，朱前开在后勤，拿两条毛巾为他堵身上的枪眼，血直往外喷，堵不住。棉衣扣子冻住了，解不开，就拿剪刀剪，这才把伤口堵住。重伤员都藏在芦苇荡里，敌人飞机轰炸起火，跑不动，都被烧死了。朱前开捎信叫我父亲去收尸，可是一个个被烧、被炸的面目全非，到哪儿去找哇！
作者采访停翅港村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馆长朱浩开（右）
据史料载：东台伍佑、卞仓那场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7000余人，而我军牺牲2000多名干部战士。
朱浩开说，战斗结束后，牺牲的烈士遗体被运至港南村（现步凤镇庆元村）的一块空地里。由于牺牲的烈士太多，又是战争间隙，没办法，只好将一具具烈士的遗体分别安放在挖好的五条沟内，然后用土掩埋，堆成五条长岭，每条岭长40多米，岭高1米多，呈东西向，人称“五条岭”。
说到此处，朱浩开声音低沉，已是满眼泪花。
朱浩开2007年从村支书岗位退下来后担任军部旧址管理员，初时每月300元补贴，现在涨到800元，加上每月拿“三大员”补贴630元，农保每月148元，一年能拿到近2万元。在阜宁农村这个收入绝对进入小康了。
朱浩开告诉我，停翅港村现今有近千户人家，3450口人，村民的主要收入还是靠外出打工。除去读书、当兵的，大部分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了，常年在家的只有1000多人，有的生产队只有二三十人在家。村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加上土地承包金等，人均过万应当不成问题。即使个别特殊情况的贫困户也由国家兜底，每年7000元的保底收入都打到农户卡上，温饱都不愁了。
我们在室内交谈着，谈古说今。院中陈毅、刘少奇等5人的雕像仿佛也在侧耳倾听，他们从历史的深处走来，目光在深沉地注视着这片曾经战斗过的土地，洒满烈士鲜血的土地，这儿有他们的信仰，有他们的初心。
细雨还在下，润物无声。
邹圩村
在盐城新四军纪念馆，有一张陈毅一家的珍贵合影。照片中，襁褓中的婴儿吮着手指，陈毅和妻子张茜深情地凝视着孩子。在烽火硝烟的年代，不只是血与火，刀与枪，也有人间亲情。“陈毅托子”的故事曾广为流传。
陈毅托子的故事发生在阜宁县城东的邹家河村。邹家河的士绅邹鲁山，毕业于东南大学，后在上海执教，“七七”事变后回到了家乡。他不满日军暴行，曾暗中帮助地方抗日武装。新四军移师阜宁后，他仰慕陈毅文韬武略，曾与其秉烛夜谈，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被选为射阳县参议会参议长。1942年12月新四军军部向盱眙黄花塘转移前，陈毅来到邹鲁山家中，欲将6个多月的儿子托付与他暂养。面对陈毅的重托，邹鲁山深感责任重大，郑重地对陈毅许下诺言：陈军长如此信任邹某，邹某义不容辞，请军长放心，我在公子在！
邹鲁山家中有一长工，在邹家耕种多年，为人忠厚老实，其妻潘素芹温柔贤惠，以前曾给东家喂养过孩子。邹鲁山将潘素芹安排住在自家西厢房里，专门照顾陈毅之子。
邹鲁山又嘱咐妻子，你我夫妻生了3个女儿，别人问起就说抱个男孩儿回家压子的。直到1943年端午前，战局稍微稳定，陈毅才派人把孩子接去黄花塘。
新中国成立后邹鲁山曾在上海市民政局工作，病重住院期间，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曾多次到医院探视。1951年邹鲁山病逝于苏北垦区任上。1991年有关部门将他重新安葬于家乡村头，并立碑纪念。
为寻找邹家河村，颇费了些周折，我曾电话问盐城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孟凡民，他说在城东。那天上午我和司机老刘围着邹家河附近村庄转了几圈，问了多位路人，都说没有这个村名，当地只有邹圩村。后来才弄明白，前几年镇村合并，将大圩和邹家河两个村合并为一个村，称邹圩村。
邹鲁山无儿，女儿都在外地工作。村上人找来了邹鲁山大哥家的两个儿子，大侄子邹人介，今年80岁，二侄子邹人甲，74岁。在邹人介的堂屋里，两位侄子回忆起了那段历史。邹人介说：二叔原名邹泽生，膝下没男孩，就把邹人甲过继为养子。解放后，邹人甲沾了二叔的光，成了烈士子女，上了中专，毕业后不几年被安排进工厂当了工人，现在每月能拿2700多元退休金，在乡间日子过得挺滋润。
同为一母所生，大哥邹人介却和二弟命运迥同。邹人介笑说：二弟是二叔养子，成份是烈属，我家却是地主。1953年我考初中考了第11名，学校不收。校长说，别说第11名，你就是第1 名我也不敢收啊！所以二弟进了工厂，我只能种田当农民。
不过邹人介似乎很满意当前的生活，他说，我现在靠儿子养。邹人介育有两子，儿子常年在外打工，挣钱不少。每人每年给他和老伴2000元钱，300斤稻子，加上每人每月148元的农保，还有种地的补贴，老两口生活基本满足了！
老人穿着厚实的棉衣，开心地笑着。
不过，邹人甲似乎不开心，前些日子刮台风，邹鲁山坟前的一棵大树被刮倒了，无人过问。他去找村书记无果，因而正生闷气。还有当初给邹鲁山建墓地时，政府答应给占地村民的补偿至今没给，被占地的村民有怨言。邹人甲带我去看邹鲁山的墓地，墓前果然一片狼藉。现实中许多具体事情比想象的复杂许多。
问起当年的保姆潘素芹，邹人介说，潘素芹十多年前去世了，他儿子仇兆岳还在。就在前面院内。
我和司机老刘绕到前院，仇兆岳老两口正在厨房里忙活。问起当年旧事，仇兆岳说曾听母亲说起过。当年陈毅派人带信来寻孩子，邹鲁山就请潘素芹抱上孩子跟随来人去了盱眙，到部队驻地后，潘素芹才知道自己照看了半年的东家的养子竟然是陈毅军长的孩子，大名陈昊苏。
仇兆岳说，新中国成立后，陈昊苏5次到阜宁，其间曾来看望过母亲。
仇兆岳今年71岁，看上去身体尚好。老两口有4亩地，至今自己种着，除去种地，每人每月还拿着148元的农保，老伴养鸡种菜，衣食无忧。
仇兆岳也有两个儿子，但因生病，都属于低保户。大儿子尿毒症，国家大病统筹，管了起来，现正在无锡住院治疗。小儿子4级残疾，小媳妇糖尿病，在村上吃低保。仇兆岳说，要不是两个儿子拖累，自己生活得会更好一些。
都说养儿防老，可仇兆岳没有邹人介老人的福气。司机老刘说，像仇兆岳这种状况的农村老人不在少数。
侉周村
陈毅托子地在邹家河村，而陈昊苏的出生地却是侉周村。
侉周村曾是新四军军部初到阜宁时的暂住地，和停翅港相距不远，军部搬到停翅港后，侉周是新四军卫生部驻地。
1942年5月25日陈昊苏在侉周村出生，村上人都亲切地喊他的乳名“小侉子”。张茜生子后奶水不足，就在侉周村为陈昊苏找了第一个奶娘，名叫孙广芳。
我去侉周村寻访是在到陈集镇的第一天下午。
那天下着细雨，几经询问辗转，司机老刘将我带到了侉周村的村头。
细雨中，穿过百米街巷，在村头麦田边看到那块标明新四军军部旧址的红色标志碑，上书：刘少奇、陈毅侉周居住地。空旷的田野静寂无声，只有细雨沙沙。司机老刘上前敲门，无人应声。绕至屋后，方见有人打开后门问：找谁？司机老刘连忙上前讲明来意。主人热情地说：是找陈毅儿子的奶娘吧？她已经去世了，还有个二儿子周德亮住在村里。你们顺河堤向西走，过一座石桥向左第二家就是周德亮家。
他在家吗？我问。应该在，这雨天他没处去。村民答。
果然，周德亮在家，他将我们让进屋内，这是一间厨房兼饭厅。屋内一张不大的饭桌，桌上摆满了吃饭的碗筷等物。他连忙收拾，让出一块地让我摆放采访本。
陈昊苏出生那年周德亮的大姐周荣英不到2岁，所以，母亲孙广芳就做了陈昊苏的奶娘。周德亮说：新中国成立后，陈昊苏到侉周村来过两趟，第一次来时母亲还在。那时家里想盖新房，县上特地给批了计划，2万块砖头和一些做梁檩的木料，省了不少钱。陈昊苏第二次来时，母亲已经去世了。母亲是在1985年去世的。
周德亮兄妹6人，上面3个姐姐，下面1个弟弟，1个妹妹。因为穷，兄弟两人都只上到初中。母亲死后，兄弟俩分家单过。弟弟只有一个姑娘，嫁到东台，如今弟弟跟着姑娘去了东台。周德亮是两个姑娘，先后嫁到扬州，去年周德亮老婆因病去世，留他一人在侉周村生活。5年前，他因食道癌手术，花去4万元。去年低保被取消，原因是上面查他信息，说他在县上某企业担任高管。他直喊冤枉：我这个半截子入土的病人还当了企业高管？此事真假无人说清，但他低保被取消却是真实的。据说，类似情况在阜宁不是孤例，许多农民莫名其妙的成为了某些企业的高管。好在他的3亩田包出去给人养螃蟹，每年3000元收入。周德亮说：多亏包给人养螃蟹，如种粮食，每年一亩只给400元，就惨了。另外，他在生病前拿多年积蓄买了3.2万元的养老保险，现在每月能拿到300元的养老金，比农保高。要不一年3000元怎么生活啊？他还在屋门口种了半亩菜园，说吃菜不愁了。但体力弱，不能干重活。
细雨中，我们坐在屋檐下，脚下就是周德亮的半亩菜地，身后他那四间老屋显得有些空寂。这时，我才明白，计划生育时为什么农村人宁愿罚款、牵猪、扒房也要生儿子。春晚小品宋丹丹黄宏的“超生游击队”是有社会基础的。
我想：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是一个社会大课题！
三烈村
在阜宁县陈良镇三烈村村口，竖立着醒目的雕塑，诉说着这个村的光荣历史。
雕塑由金属和石材组合而成，一面鲜艳的党旗，一名吹着军号的战士，一幅标示当前位置的地图，在乡村田野中分外醒目。
三烈村是因为周斌、王德成和尚寿福三位烈士而命名。三位烈士牺牲时都很年轻，周斌牺牲时25岁，王德成牺牲时20岁，尚寿福牺牲时30岁。
在阜宁，像这样以烈士命名的村、居委会的地名共有13处之多。
三位烈士后来都安葬在村里，村名也改为三烈村。2009年，阜宁县委、县政府结合国家、省、市民政部门要求，精心实施“慰烈工程”，在清明节期间，采取分片组织迁移、统一集中安葬的方式，将分散在全县各地的烈士墓迁入阜宁、芦蒲、益林烈士陵园。
在阜宁县烈士陵园，“周斌”“王德成”“尚寿福”三个名字被刻录在英名墙上。在一旁的烈士墓地，也有三位烈士的墓碑。陵园外，是阜宁最大的市民广场铁军广场。每天都有人缓步陵园内，向一排排烈士墓表达敬意。
我是在到阜宁后的第3天上午去的三烈村。在村里最先见到的是尚旭升，烈士尚寿福的孙子，他是村上的赤脚医生，在村口开了一家诊所。他把烈士周斌的侄子周海成和烈士王德成的四妹婿胡勤昌都喊了来，我们围坐在尚旭升诊所的桌子旁交谈着村里的情况。
周海成是现任村支书，51岁的他种了120亩地，是村上的种粮大户，去年收入10多万元。儿子一家3口在盐城开了家服装门市，属于有房有车一族。
尚旭升去年收入7万多元，妻子是村委会成员，每月补助1500元，女儿大学毕业已经参加工作，另有80岁的母亲和读小学6年级的儿子。在村中属于富裕户。
3家中生活差一点的是胡勤昌，他是王德成的四妹王秀珍的丈夫，今年84岁。王秀珍去年4月份去世，而胡勤昌患肺气肿，去盐城住了8次院。住院和办丧事欠下8万元的债。胡勤昌在村、乡两级都担任过职务，每月领1200元退休金，若不是生病，生活应当无忧。
县里发的公开资料上说，三烈村2018年人均收入18560元，22户贫困户成功脱贫。起先村医尚旭升脱口而出说：吹牛！周海成却有不同意见，他说，看你怎么算！村上富户年入百万，一平均怎么达不到？尚旭升想想也点头道：这倒不假，去年村上在北京开公司的朱冠飞给全村29个五保户每人发了800元呢！他一人年收入几百万。
周海成说：近几年，村上变化太大了！不说别的，就说道路，镇村公交从村中经过，231省道、阜建高速等穿村而过，东西4公里的高标准水泥路贯穿全村，夜间照明还装了路灯。这在过去想也不敢想！
84岁的胡勤昌接口感慨道：过去真的不敢想！要是二哥活到现在该多好啊！
司机老刘家
现在，要来说说司机老刘了。
那天中午，司机老刘邀我到他在县城的家吃个便饭。这是一座老楼，略显破旧，他家在三楼，90多平米，看上去还算宽敞。说起前些年在县城买房，老刘很自豪，买房的时候，房价才2000多元一平米，现在涨到四五千了。房子买对了，但丢了农村的地。老刘成了农村户口的城里人。
老刘告诉我他有2个女儿，1个儿子，都在外地城市打工，家庭幸福美满。年轻时他在建筑工地当个小包工头，挣下了些钱，就搬出农村，进城买了房子、买了车子，有房有车，应当属于最早脱贫跨入富裕行列的农民。可是去年儿子结婚，女方娘家要彩礼20万，加上办婚礼，一下子落下了亏空，不得不想办法拼命挣钱还债。我笑说：你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子回到解放前。他说，可不是嘛！我现在晚上在私人宾馆值夜班，白天就开车拉人，白黑不停歇！
我给他算了一笔账，他欠下的债务按照他目前白黑两份工的收入，需要忙5年才能还清。农村的婚丧嫁娶成为了农民新的负担。
在停翅港时，朱浩开也说过，他家孙子今年结婚，买房子60万，娶媳妇30万，年轻人结个婚要90万哪！他说，小孩丈母娘还要叫买车！你说，农村结个婚结得起吗？
逐步富裕起来的老区人民已经逐步摆脱物质的贫困，但旧的习俗仍在捆绑着老区人的手脚，倘若结婚不要那么多彩礼，司机老刘的日子会过得很惬意，可是为了儿子的幸福，他却不得不重新走入风雨。
雨几程，路几程，老区人民在消除贫困走向幸福的路上，充满挑战，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笑迎风雨，以铁一样的意志坚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