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你或许不大相信，我家自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我和我的下一代，五代人中竟然先后有四个人与军帽发生联系。
    尤其今天，我的小侄儿在西部战区服役，每次给家里打电话结束时，照例有一个规定的动作：或发手机彩信，或通过手机微信，传来一张标准的军人照。自然，军帽上那熠熠闪光的帽徽，让全家人感到兴奋与骄傲。
    虽然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但我的曾祖父的确是不折不扣的红军之一员。我家客厅橱柜里，最先安放的那顶破烂不堪、色彩斑驳的红军帽即为明证。记得祖父健在时，一谈及他的父亲，可真是手舞足蹈、眉飞色舞，满脸都写着骄傲和自豪。
    据说，若不是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次激烈战斗中严重负伤，又时年未满16周岁，迫于组织上“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的命令，曾祖父还真要踏上伟大的长征之路。回到家里来，曾祖父依然出现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前沿阵地。那时，整日里戴在头上的红军帽，似乎具有无穷的魔力，让一帮与曾祖父同龄的青年农民热切地围绕在他的周围，希冀从中汲取与一切反动派决战的力量和能量。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今天我们所说的“新四军”。我祖父的二弟，那可是扎扎实实在新四军的队伍里历练过、摸爬滚打过。后来他所在的新四军变身为东北野战军，祖父的二弟照样出现在了锦州战役、四平战役等多个关键、重大的作战阵地。只是70年代出生的我，未曾有缘与之谋面。何止是我，我父亲与新中国同龄，照样也只是听说家里有过这么一位神秘的、了不起的新四军二叔。
    原因很简单，也颇令人辛酸：我这位二爷牺牲在了辽沈战役总决战的收尾阶段。据祖父在世时讲，今天家里之所以还有一顶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新四军军帽，与曾祖父戴过的红军军帽陈放在一块，实在应该感谢与二爷同时参加新四军的本村王姓爷爷，是他那一年将军帽连同县政府的嘉奖令，亲自送到我们家里来的。
    白驹过隙，光阴似箭。上世纪末，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没曾想我们家里又有一位成员成为军人，他就是我父亲的小弟弟，即现在成为我的“忘年交”、退休后与我往来相当密切的小叔叔。谈及当年从军，尤其在猫儿洞与敌方作殊死搏斗的生死经历，不知为何，小叔竟然讲得轻描淡写，似乎不值得一提。再刨根问底，还是那句不加修饰、没有创意的简朴回答：那个时候祖国需要你挺身而出，你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据县志介绍，我小叔那时正在乡村做代课老师，因为学校订有《人民日报》等党报党刊，所以能够较村里人先知道国际、国内正在发生的大事。尤其听说县人武部正在招兵上前线时，正值青春年少的小叔丝毫没有犹豫，只是回家把那红军帽、新四军军帽一指，对我爷爷说，“我也要戴上军帽啦！”5年后小叔叔转业归来，照例又有一顶军帽进入我家客厅的橱柜里。
    好像是2017年的4月份，正在武汉读大一的我侄儿，打电话给他爷爷，也就是我父亲，说想去当兵，问将他一手带大的爷爷同意不同意。据我父亲讲，他听后确实一时之间内心里很是矛盾。不答应吧，怕影响了与小孙子的感情；答应吧，特别是听到孙子应征的部队为西部战区，军部设在兰州，连队恐怕比兰州更往北、更偏僻时，做爷爷的心里难舍，有些不情愿的意思了。
    好在有志者事竟成，才两年时间，侄儿在部队入了党，刚去时的列兵身份，也迅即嗖嗖嗖地往上蹿，如今已是一名基层军官啦。
    我家军帽的故事，在共和国亿万个家庭中，也许只是极为平凡的一件。但我想说的是，一个世世代代躬耕陇亩，“不求闻达于诸侯”，只是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民家庭，竟然与人民军队的成长史密切相关，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家拥有的四顶不同年代的军帽，好比四本不同的年谱、史书，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使命、责任和担当，如同一部战争与和平的编年史，书写出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壮大、拼搏进取之波澜壮阔的辉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