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下太湖，接上火种
1949年2月2日傍晚时分，位处西太湖之畔的吴县光福镇上来了三个年轻男子。走在前面的是新四军太湖游击队的秘密联络员王哲纯与张祥元。他们两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1945年，新四军太湖留守处主任、党的特派员、武工队长薛永辉在坚持敌后武装斗争时，十分重视在城镇开展情报工作和隐蔽工作。他通过在光福镇上以医生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范济春，先后发展了一批以当地小学教师为主体的进步青年骨干力量，王哲纯与张祥元便是其中的两个。这批青年在太湖游击队的直接领导与指挥下，于1949年初进入苏州城区，为配合解放军正面战场，迎接大军渡江南下，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今天，他们又把一位迫切要投奔新四军的年仅20岁的小伙子给领来了。他就是走在王、张两人身后的那个肤色白皙、一副城里人打扮的程伯皋。
程伯皋又名程知勤，1929年8月出生于苏州城中一个贫苦市民的家庭。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地下党在苏州城区内秘密组建了一个名为“群社”的地下组织，程伯皋是其中的骨干。群社的基本成员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店员，他们有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系统，也有着高昂的革命热情。群社组建之后，他们为配合解放战争，在苏州城内积极开展内线作战：编印地下宣传品，收集国民党在苏州的情报，秘密发动群众。短短几个月内，搞得国民党苏州当局心惊胆颤，坐立不安。但是，他们热情有余，经验不足。1948年11月20日傍晚7时许，正当程伯皋他们6个群社领导成员，聚集在苏州观前街西国华银行大楼二楼金山石厂办事处的一个小房间内，秘密开会时，由于叛徒出卖，程伯皋、沈立人等骨干被捕，被连夜押解常州国民党交警第五纵队，关进了国民党的监狱中。1949年国共和谈时，程伯皋等人作为政治犯被释放了。
整整一年的牢狱折磨，使程伯皋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反动腐败的本质。为此，他寻找自己组织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所以，当太湖游击队的干部张祥元第一次见面问他有何打算时，他即毫不犹豫地要求道：“请介绍我去解放区，或介绍我参加太湖游击队！”经请示批准后，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一行三人披着暮色来到光福镇后，径直走进了王道伟的家。王道伟也是太湖游击队的干部，他的公开身份是当地一名小学校长。为避开敌人的眼线，程伯皋在王道伟的家中一直待到更深人静时，才跟着张祥元与王哲纯一起，直奔镇梢一座由庙宇改设的“光福坎上小学”。
“这位是太湖县苏西武工队队长、苏西留守处主任张振东同志。”经介绍，程伯皋终于找到了日思夜想的组织。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张振东汇报了“群社”活动及被捕释放的经过，接着，又提出了要去苏北解放区或到乡下参加革命斗争的愿望。张振东听后建议说，上级正要求开辟城市工作，你们以留在苏州城里开展地下工作为宜；可以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临别时，张振东表示，他的设想还需向中共太湖县特派员、太湖县武工队队长薛永辉汇报后，才能正式决定。至于程伯皋他们今后的工作，可以与王哲纯（公开身份是光福小学校长）直接联系。
第一次下太湖，虽然没见到如雷贯耳的薛司令，但毕竟和组织接上了关系，程伯皋的心中还是异常高兴的。
二下太湖，遍播火种
程伯皋返回苏州城后，立即找到与他一起被释放的原“群社”骨干沈立人，经商量，两人都同意张振东的设想，决定留在城里开展地下工作。刚过了二三天，约在2月5日前后，王哲纯再次从太湖之畔专程赶到苏州城内，找到了程伯皋，说薛司令已到苏西乡下，要会见程伯皋和沈立人。程伯皋与沈立人一听，当即高兴地跟着王哲纯就走，直奔太湖之滨的光福镇。这时，已是暮色四起临近黄昏了。程伯皋他们在王哲纯的带领下，绕过敌人自卫队设下的层层封锁线，又摸黑走了一两个小时，来到了光福涧里村的一个名叫徐阿兴的农民家。
就在这个普通农民的家中，程伯皋和沈立人第一次见到了薛永辉。当时，薛永辉虽是中共太湖县特派员和太湖县武工队队长，人们还是习惯地称他“薛司令”(太湖游击队司令)。
薛司令不无赞赏地环视着面前这两位立场坚定、斗志昂扬的年轻人，详细地向他们询问了“群社”的活动及被破坏、成员被捕及释放的前后经过情况，征求了他们对革命斗争的看法；又向他们介绍了全国的形势后，这才正式向他们明确宣布：党组织已做出了建团的决定，正式布置他俩留在苏州城区内，组建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上级的统一指导下，有序地开展革命斗争活动。最后，薛司令还指示说，万一城区形势紧张，安全有问题，他们的地下团可以立即撤退到太湖之滨来。
薛司令的一番长谈与指示，使压抑在程伯皋心底的那锅“开水”彻底地沸腾了起来。当夜，他们就住在了徐阿兴家。但是，激动的心情，使他俩迟迟难以入睡。他俩就像不远处的那八百里太湖一样，在春风的吹动下，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一早，程伯皋和沈立人就抑制不住激动喜悦的心情，打道回府了。一回到苏州城，他俩就立即投入了组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先后将积极要求革命的学生、店员、教师、职工等140多人吸收入团；在城区的学校、医院、邮局、汽车公司等单位，和黄埭、东山、西山、吴江县芦墟镇等地建立了10多个团支部。与此同时，地下团还编印了机关报《新民主报》，在进步青年中秘密传阅，影响较大；动员了一批青年团员，输送到乡下的游击区工作；特别是通过各种关系，搜集到了城区国民党军警、机关、交通、电讯等情报，绘制了苏州城郊地形图，秘密送往苏北解放区……才1个多月的时间，这把来自太湖之滨的革命火种，顷刻在苏州城内外蔓延开来，并燃烧得有声有色。
然而，革命斗争的道路是决不会一帆风顺的。就在程伯皋第三次前往太湖之畔时，他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险。
三下太湖，短兵相接
当年3月中旬，眼看地下团工作已拉开局面，程伯皋就第三次只身前往太湖之滨的光福镇，来到了镇郊的涧里小学。在涧里小学中，有地下团输送下乡的沙剑刚、李平心正以代课教师为职业掩护，在那里开展工作。同时，他要向负责联络和指导建团工作的王哲纯汇报工作。夜色渐渐地垂下来了，一批进步的群众像以往那样，悄悄地聚集在学校的大教室里，由沙剑刚和李平心向他们教唱革命歌曲。突然，村头响起了急促的狗吠声，转眼间，敌人已从四面逼近了学校。夜色中，枪刺在月光下泛射着闪闪的寒光。这时，要疏散隐蔽已经来不及了。沙剑刚他们刚迅速地擦去黑板上的歌词，敌人已破门而入，冲了进来。敌人见在这个时候居然有这么多的、并非是学生的成年男女集中在学校里，顿时疑窦丛生，如临大敌，端起枪支与刺刀，凶神恶煞地围了上来：“这个时候了，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们聚集在这里干什么？”
面对胸前的刺刀，沙剑刚沉着地回答道：“这是村里开的夜校，没地方，借学校一用。”“我们在教大家识字扫盲哪！”一边的李平心也机灵地补充道。
当时，在光福、东渚、金墅等地开办夜校是公开的，“合法”的，也是众所周知的，何况沙剑刚和李平心来此担任代课教师已有一段时间了，敌人也早就认识他们了。所以面对沙剑刚他们天衣无缝的回答，敌人信以为真了，纷纷收起了手中的枪刺。唯独那个自卫队长仍然满腹狐疑，不肯善罢干休。他的三角眼在人圈中逡巡了一遍后，立即停留在了程伯皋的脸上。
“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来此干什么？”当自卫队长看出程伯皋的肤色与服饰与当地群众明显有异后，即恶狠狠地一把从人群中拉出了程伯皋，然后迅速地拖到一边，用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得到的声音追问道。
自卫队长的这一招非常阴险，也非常棘手：他准备在得到程伯皋的回答后，再立即向沙剑刚追问答案。如果他俩的回答是一致的则无话可说；反之，其中便是大有猫腻了：这个白面书生很可能是“老四”（延用抗战时期对新四军的隐称）派来策反的共产党！而这帮人在此聚会的真正目的，也并非那么简单了！那个代课教师沙剑刚的身份，更是值得怀疑了！
自卫队长的举止，当即在程伯皋脑海中激起一片电石火花。然而，他毕竟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革命者，面对骤然变化、猝不及防的情况，当即装出一副傻呼呼的样子，不等那个自卫队长有所反应，便立即提高声音回答道：“我是苏州来的，是沙老师的朋友呀！”
“你？！”自卫队长没料到面前这个可疑的陌生人会这样大声地回答，不由恼羞成怒地狠狠一把推开程伯皋，然后来到沙剑刚面前质问道，“你说，他到底是什么人？”
此时的沙剑刚已经获得了答案，所以他更加沉着冷静了，笑嗬嗬地答道：“他是我朋友，是从苏州城里来看我的呀。”与此同时，程伯皋继续装出一副江湖样，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向敌人们递去，一边笑嘻嘻地邀请道：“抽烟，抽烟，来，大家抽烟。欢迎大家有事到苏州城里来寻我……”
敌人的阴谋顷刻间破产了！他们见鸡蛋里挑不出什么骨头来，就只得一个个灰溜溜地离开了小学校……
从此，这个位处太湖之滨的光福镇，成为了程伯皋他们地下团的革命营垒。程伯皋每到一次光福，总要在这里接受新的战斗指令，充实革命的动力。就在这年4月中旬，程伯皋第四次来到光福镇，和苏西、锡南的武工队、地下党负责人一起，应邀来到太湖之中的冲山岛，汇报工作，听取报告。在会上，薛永辉向程伯皋作了特别指示，他要求苏州城里的地下团奋发工作，积极活动，争取上层分子，控制地方武装、交通工具、军粮等物资，做好护厂护校工作，防止敌人破坏，以迎接苏州城的解放。
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程伯皋返城后，就立即传达会议精神，布置工作。他们组织护厂护校活动，通过关系控制了苏州“工商自卫队”，掌握了苏福汽车部分汽车，临时成立“青年先锋队”，秘密印制臂章、横幅、标语，物色向导，排练秧歌，教唱革命歌曲。
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渡大江。不久，程伯皋就和同志们一起，迎来了苏州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