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彪1949年于浙江金华
红军主力长征离去 我赴平修铜县坚守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长征。我们这些奉命留在苏区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同苏区人民一道就地坚持斗争，掩护主力红军转移，保护着苏区人民。因红军主力离去和斗争形势恶化，整个苏区根据地相继转入了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三年游击战争。
在那个时期，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大量反革命武装，对苏区施尽了“血洗”、“屠村”等凶残的办法，疯狂地屠杀、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是，我们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又有苏区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所以革命斗争的烈火，一直燃烧在湘鄂赣的崇山峻岭中，不倒的革命红旗也一直飘扬在人民群众的心里！
1936年秋季，国民党军加强了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清剿，敌人向我们湘鄂赣苏区实行了新的进攻。红军游击队的处境更加困难，斗争更加艰苦。同年7月，湘鄂赣省委决定派我到平修铜中心县去担任苏维埃主席。县委书记是林梅青同志。由于情况紧急，我们两个从省委受领任务后，便立即动身。我们从平江黄泥坳出发，当天就进入平修铜县境。
平修铜县地处平江之东、修水之西南和铜鼓西北面一角的地区，是平江、修水、铜鼓三县的结合部。辖地纵横200余里，全境都是山高林密、沟坑交错的山区。这里人民生活困苦，阶级矛盾尖锐，斗争历史悠久，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和优越的自然条件。我们县苏维埃所在地就在三溪坳。当时，在这个地区，白军的碉堡和挨户团的岗哨，真是一个紧挨一个。他们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封锁、围剿我们，妄想困死我们，摧毁这块红色根据地。
记得我和林梅青带着通讯员，刚刚穿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线，就被“呜呼哨”发觉了，顷刻之间，四面“呜呼呼……呜呼呼”，一片鬼哭狼嚎。接着，敌人的机枪步枪一个劲地胡扫乱射。梅青同志望着我笑道：“老傅！敌人放鞭炮欢迎你上任啦！”
我们看了一眼这帮穷凶极恶的家伙，觉得真是又可恶又可笑。我们逗趣地还了他们两枪，随即闪进密密的森林小道，继续朝我们的目的地走去。
赶了一程路，便到了梅青同志的家乡。为了侦察一下敌情，梅青同志和通讯员先进了村子里。我守在山坡的大树下，为他们放瞭望哨，以防万一，好接应他们。
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梅青同志和通讯员才上山来。跟随在他俩身后的是梅青的母亲林妈妈，只见她提着一个满是青草盖着的篮子，这是给我送晚饭来了。一钵白米饭，还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煨鸡，这是她家里仅有的一只鸡和一点粮食。林妈妈守在旁边，硬催我吃，直等我喝完了最后一口鸡汤，她才满意地笑了。
林妈妈是个英雄的母亲，她的丈夫和三个子女都为革命献身了。黄昏中，我们举手向这位慈母告别，她凝神望着我们，噙着热泪，摆摆手说：“去吧，梅青！去吧，傅主席！你们要好生保重，乡亲们都盼望着你们多为我们除害啊！”我们走过了两个山坡，回过头去，还隐隐地看到她老人家站在那里，向我们挥手。
月亮升起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县委和县苏维埃所在地——三溪坳。这里云遮雾障，古树参天。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我们前面的山头上，修了个大碉堡，我们的县委和县苏维埃就屹立在敌人的这座碉堡面前。借着森林的掩护，我们在山坡里，用树枝、竹子、茅草盖了几个棚，它们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大家每天跟敌人“开门相见”。
到了驻地，梅青同志介绍我和同志们相见。梅青同志宣布：“根据湘鄂赣省委指示，调任傅彪同志为中心县委副书记、县苏维埃主席，并兼湘鄂赣军区第五支队队长。”同志们立即围了上来，有的握手，有的送水……那股亲热劲儿，真是暖人心。
当晚，我们召集了全体游击队员会议。会上，我表达了为党、为革命、为苏维埃政权，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并提出了我和梅青同志共同研究的活动方案，请大家讨论。会议开到半夜，全体一致同意了新方案，且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
从这天起，我就跟这40多个战友一起，穿山越岭，出生入死地战斗在连云山北地区了。我们采取 “敌人进山，我们出塅；敌人堵路，我们翻山越岭”的办法，烧碉堡、除叛徒、筹粮饷、镇压反革命，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九队（高级干部队），第二排右二立者为傅彪
发动群众打开局面 锄奸惩叛致敌胆寒
为了尽快打开对敌斗争的局面，到任后没几天的7月5日，我带领平修铜游击队深入到修水卢源的梅田，将为祸半个修水苏区、作恶多端的卢伯魁，挨户团副总卢义卿击毙，并处决了叛徒卢馨园。
尔后，我们又瞄准了罪大恶极的万海安、万辉萼父子。早在三年前，他们就投敌了，曾于1933年1月5日，带领敌十九师，偷袭驻扎在大坑的湘鄂赣省军区中路指挥部，我军副指挥邓绍华等49人牺牲。次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修水苏区时，他俩又带着敌人搜山，残害我革命同志。先前红军游击队曾几次捉拿他们，但都被他们逃脱了。他们自知罪孽深重，敌人进驻苏区后，带着一家老小住在三溪坳的敌中心碉堡底下，以为在敌之卵翼下即可苟且偷生。我们在查明了他们的活动规律后，决定除掉这两个叛徒，为死难的同志报仇。这次，我将游击队分为两个组，第一组在其屋前佯攻，我带第二组埋伏在屋后唯一通往敌中心碉堡的石板桥边。战斗开始后，借着月光，只见房屋的后门突然开启，从里面闪出两个黑影直奔石板桥而来，这时，我和战士们跃上桥面，手起刀落，解决了这两个可恶的叛徒。敌人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豢养的这两条走狗死去，却不敢跨出碉堡一步。
国民党反动派在平江、修水、铜鼓一带构成一条封锁线，有好几个团的白军驻守进剿。而当时我们县委、县苏维埃机关只有40多个同志，10来条枪，几十个手榴弹，其余就是些梭镖、大刀。形势是很严峻的，特别可恶的是，敌人强迫老百姓到据点附近去，并到处放上“呜呼哨”。他们妄图用这种毒辣的办法来割断我们和群众的联系。我们就采取“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决定把40多个同志，三个一组，五个一群分散开来，插到敌人眼皮底下去，并分别到各个地区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我们打击土豪，发动群众，捣瞎敌人的耳目——“呜呼哨”，要把主动权夺回来。经过研究决定，我和梅青同志，军事部长、宣传部长等同志，化装后在大白天深入敌人控制下的村子里去查明情况。
第二天，我们一早就出发了。当我们进入附近一个村子时，就听到了当当的锣声，还有“放哨的上班去啊”的叫喊声。我们绕到一幢茅屋后面，听到房里一个男子愤怒地说：“放屁，放他娘的屁……刀搁在脖子上就能吓住人了吗？”接着又听到一个老年人低声说：“儿啊！小声点！耐住性子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们刚想进去，这时，几个民团和五个白军，背着枪走了过来。我赶紧向同志们示意，并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大模大样地慢慢向前走。敌人走到了我们身旁看了看，因为我化装的是靖卫队队长，于是，这几个反动派，一声不敢吭，就走过去了。
隔了一会儿，一个老大爷从茅屋走出来。他的头发灰白，腰弯背驼，手里提个长方形大竹篮，衣服补丁摞补丁。为了不惊动他，我们便跟在他的身后，等待接近的机会。
一会儿，老大爷爬上了一个杂树、竹子丛生的山坡。我们迈着大步赶了过去，老大爷听见响声，回过头来，大吃一惊，脸色显得很惊慌。我们赶紧说：“老人家，你别怕，我们是红军！”“啊——你们要封村？”老大爷装聋作哑故意打岔。我一听，看了一下自己的装束，就什么都明白了，同志们也笑了起来。我摘下帽子摔在地上，拉开上衣，露出里面的红军军服，说：“老人家，你瞧，我们是化装进村子来的。”老大爷听了，仔细地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番，紧张的神情慢慢舒缓下来。顿了一下，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眼里闪着泪花，嘴唇颤动着说：“同志啊，你们真是红军游击队！你们回来啦？！”接着，我们问起“呜呼哨”等情况，老大爷说：“同志，你们没看见村口树上血淋淋的人头吗？我们不肯放哨，那伙恶贼就抓人砍头示众！”他还告诉我们，这个村里有一个极其反动的富农婆子，她儿子是挨户团的头目，是她告发杀害了村苏维埃主席和党支部书记。这富农婆子跟白军的一个麻子营长勾搭一气，监视和欺压群众，向敌人通风报信。前天又告发了两个不肯放哨的贫农，白军就把这两个汉子杀害了。我们听了都气得直咬牙，但时间不允许我们多耽搁，我们便亲切地安慰了老人一番，匆匆跟他告别。
过了一天，梅青同志一组也顺利地回来了。我们交换了情况，决定尽快捣垮敌人的呜呼岗哨，让他们“耳聋眼瞎”；同时，由我带一个组去干掉那个坏婆子，以打击顽固反动势力的气焰，鼓舞群众的士气。
这年11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北风呼啸，天空中只有几颗星星在闪光，我和军事部长带领五个队员出发了。到了后半夜，我们按照那老人事先指点的路线，翻过墙头，进到了富农婆子的后院里。军事部长用刺刀轻轻撬开堂屋的门闩，大家便闪了进去，一下就摸到了那婆子的卧房里。这时，她还在做着好梦哩。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我们没有让她哼一声，就干净利落地把她收拾了。然后，在大门口贴了张布告，公布她的罪状，以警告其他的反动家伙。
梅青等同志也在这晚镇压了几个地头蛇。紧接着，我们又干掉了两个忠心为反动派打“呜呼哨”的地痞流氓。
这样一来，四面的敌人都吓得寸步不敢离开乌龟壳，群众心上的石头落了地，个个暗暗称快，纷纷议论：“我们的人又回来啦！”我们决定趁热打铁，立即向群众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群众很快就全都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我们知道，据点附近的群众，在白军的刺刀下面，不去放哨就会遭到反动派的屠杀。于是，我们便教给他们一个办法：明里给敌人放哨，实际上做我们的耳目。当一知道白军快要出动时，他们就故意到处喊叫：“土匪来啦——呜呼呼……土匪来啦——呜呼呼……”，通知我们及早防备。
1972年秋季傅彪与儿子傅涛的合影
全歼大桥反动武装 各村恢复党的组织
1936年冬，大桥的土豪劣绅樊吉生为安葬死去的亲属，霸占了贫农冷甫卿坐落在杨坊的一块风水地“铁栏关象”，并择定11月6日为黄道吉日下葬。他唯恐杨坊群众阻挠，花费重金从大桥五联保请来了联保主任樊圣卿、铲共义勇队队长樊理珍和两个班有24条步枪的队丁来助威护葬。
当时，我正带着一支60多人的游击队在修、平边界的卢源活动。侦察班长卢洪水向我报告了这一情况后，我当即决定：歼灭此敌，为民除害。
这天下午，我们化装成摘茶子、砍柴火、挖红薯、走亲戚等模样的人，迅速地插入杨坊。然后，兵分两路，一支埋伏在“铁栏关象”的后山上，一支混到送葬的人群中，伺机行动。
这时，樊圣卿和樊理珍腰里别着手枪，坐着四抬大轿，领着一班人马开路，后面跟随着坐在轿里的樊吉生与一伙护葬的队伍。他们扛着棺材，一路上吹吹打打，向杨坊开来。
当他们进入包围圈时，我一声令下“打！”，侦察班长卢洪水带领战士立即截住大轿，樊圣卿从轿里伸出脑袋，抽出手枪狂喊：“谁敢阻葬！”话音未了，他的手枪被打落在地，战士们紧接着上前将他捆住。樊理珍一见情况不妙，忙从轿里跳下，钻进薯窖洞里，也被战士们拖了出来。那些队丁，看见从天而降的红军，早已慌作一团，都乖乖地当了俘虏。
当晚，部队驻扎在杨坊的新庄。在对樊圣卿、樊理珍这两个血债累累的反动首领进行审讯后，我们按照群众要求，将他们立即处死，以解民恨。
歼灭大桥反动武装后，我们于第二天下午，又奔袭东渡港。敌五十师在这里修有碉堡，他们走后，由渣津联保的义勇队一个班接防。这天，义勇队也和往常一样，以为天下太平，把枪挂在墙上就玩乐去了。我们着便衣机智地干掉哨兵，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碉堡，取了枪，将几个企图顽抗的敌人一一击毙。此时，驻台庄碉堡保安师四个携带手枪的便衣也赶到东渡港，均被我识破俘获。这次在东渡港，全歼敌人一个班，缴获步枪四支，手枪四支，毙敌九人，游击队满载着战利品返回县苏维埃所在地三溪坳。
没几个月，我们便堵塞了敌人的耳朵，敲瞎了敌人的眼睛，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我们夺回了主动权。扩红、筹粮、筹款也都能进行了。接着，我们便在各村恢复成立了党支部，发展党员，扩大游击队，并把有觉悟的优秀青年输送到红军去。在各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大家又组织了一些不脱产的游击小组，配合我们活动。
越是困难越要坚强 军民一致巧斗敌顽
局面打开了，我们苏维埃政权就是插在敌人胸膛上的一把尖刀，反动派惶恐不安，决定垂死反扑。特别在“西安事变”以后，他们妄图一举消灭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因此，从1937年初春起，我们斗争的环境又进入了一个愈加严峻的时期。
这时，敌人在我县的中心区——三溪坳的对面山头上，又加修了一座很大的碉堡作为据点，并在原有的碉堡间，每隔三五百米就高砌岗楼。从排埠起，一直到家坑、黄泥坳一带，组成了梅花桩式的密密层层的碉堡群和封锁线。一处出动，四面合围，反动派妄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敌人同时进一步实行“移民并村”、“保甲连坐”、“经济封锁”等毒辣手段，严格控制买卖，规定每个人只能买一定数量的油、盐、粮和日常用品，谁要多买，就以“通匪”论罪。那些“靖卫团”、“清乡委员会”等等一班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纠集在一起对人民群众进行疯狂的屠杀，还高喊着“石头过刀，人要换种”等穷凶极恶的口号。许多山林和村庄被整个烧光，许多革命群众惨遭杀戮……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们始终牢记：要勇敢机智，避免敌人打击，掌握战争主动权，使凶恶而愚蠢的敌人听我们“指挥”，由我们“调遣”。
当敌人像篦梳反复围剿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走大路，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有敌人，就走荒野。为了不露痕迹，我们离开时，把走过、坐过的草地上压倒的草都扶直弄好；上山时将草鞋倒过来穿，造成假象，迷惑敌人；敌人到东山，我们就转到西山；敌人到了西山，我们又转到东山；有时隐蔽在山腰的道路旁，待黄昏日暮，截住他的“尾巴”，狠狠地砍掉他“一节”。
就这样，我们有时集中，有时分散，有时到东，有时到西，有时四面开花。山沟里，大路上，碉堡前，经常一下子就让敌人尸横遍地。他们欠下的血债，每天都要叫他们不是零付就是趸还。
我们这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无论环境如何险恶，都如钢铁一般团结一致，顽强地坚持斗争。不仅战斗，就是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同志们一件棉袄穿四季，冬天是棉衣，春、秋抽出棉絮当夹衣，夏天到了，再揭去一层，便又变成了单衣。至于宿营，我们常常躺在大树底下、青石板上，以天幕做蚊帐，大地做床褥。即便条件如此艰苦，同志们却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的财政部长40多岁，留着一把胡子，是个放牛打长工出身的同志，成天乐呵呵的，比如遇上睡石板，他就能编个顺口溜：“青石板光堂堂，红军战士往上躺。养足精神灭白匪，一夜睡到大天光。”
吃饭更是个大困难，烧饭没有锅，我们就把鲜竹子砍下来，装进米和水，烧“竹筒饭”吃。后来，山上常常连一粒粮食也没有，我们就到处找野菜、挖草根，像榆树花、榆叶、榆皮都搞来吃。一棵榆树，真正全身都是宝了。还有的野菜、野果连名字也记不清楚了，我们常开玩笑说：大家远远超过了神农氏，他只尝过“百草”，而我们恐怕都尝过“千草”了！
当时，比粮食更珍贵的是盐和酒，人不能缺盐，酒则是清洗伤口的药品，敌人严密地封锁着这些物资。可是人民群众真是了不起，他们千方百计地支持我们。我记得有一回，半夜里，刚刚落过一阵雷暴雨，我和财政部长带着通讯员从山上下来，才到半山腰，忽然听见一阵“梆梆梆”的敲击声，我们赶紧停下脚步，躲在深草丛里观察动静。不一会儿，一个头戴笠帽，身披蓑衣的人，边喊边走向我们这边来了。待他靠近了，我忙钻出去，问了声：“干什么的？！”这人立刻听出了我的声音，叫道：“傅主席！是你们啊，吓我一大跳啊！”我也马上听出他是山下大村里的黄老伯——我刚到平修铜化装侦察时，遇上的那位机警的老人家。他后来经常帮我们送情报、采买东西。他告诉我们，他是来送东西的。说着，就领我们到了一个杂草、小树很密集的地方。在草丛里，他摸出五六根毛竹对我说：“这是前几天，大家装做砍柴送上山来的。里面有两根里装的是酒，其余几根里装的是大米。”随后，他又取出一件蓑衣包着的棉袄交给我，我一提，好家伙，沉甸甸的，足足有一二十斤。黄老伯立即笑着告诉我：“这是全村的人把省下来的盐化成卤，然后把这件洗净晒干的大棉袄浸泡在盐卤里，趁今夜暴风雨叫我送上山来的。这浸透着盐卤的棉衣，只要放在水里一煮，你们就有盐吃了。”当时，我们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你老人家！谢谢乡亲们！”人民群众就是这样支持我们，关怀我们，为了我们出生入死，绞尽脑汁想办法，英勇机智地同敌人作着斗争。
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一个一个地破产了。他们困不住我们，又找不到我们的踪影，天天进剿，却处处挨打，于是就搬出了放火烧山的毒计。怕死的敌人自己不敢上山，只是把山脚团团围住，用刺刀逼着老百姓上山砍树放火。搞得白天、黑夜烟雾腾腾，大火冲天，可是人民群众跟我们是心连心的，他们一上山就故意大喊：“烧啊……烧啊……”这等于是给我们送信，好让我们赶快转移。所以，等到山烧起来后，我们也早就走远了。
敌人不准群众喊，群众就跟他吵，弄得敌人不得不放枪威胁。结果，枪声一响，又等于给我们送了新的情报，我们便又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山上去了。
有时，敌人在那边烧山，我们就在这边烧山，烧得处处起火，山山冒烟，搞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道游击队究竟在哪里。当他们惊魂未定的时候，我们就偷偷地摸到敌人背后，给他个突然袭击，打得敌人首尾不能相顾。
1973年2月傅彪在南京军区总医院
出奇妙招破堡垒阵 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白军认为我们没有重武器，对坚固的工事束手无策，因此到处修筑碉堡和炮楼。三溪坳的大碉堡，就蹲在我们县苏维埃所在地对面的山巅上，相距不过三四里，敌人出操时喊的“一二一”，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家伙”的确是我们的“眼中钉”，我们决心拔掉这颗“大狗牙”。
碉堡是由平江、修水、铜鼓三县的白军轮流把守的，按周换防。由于经常遭到我们神出鬼没的袭击，敌人成天提心吊胆，如坐针毡，只盼换防时间早点到。来接班的白军，却又希望迟点换班。所以这些家伙，往往是说明天上午走的，当天下午就溜了，而说明天一早就到的，却总要挨到日上三竿，才敢壮着胆子出动。这个“秘密”，被群众发现了，他们立即报告给了我们。
一天傍晚，白军果然又提早走了，我们抓住空隙，跑上山顶，放了把火，烧掉了“乌龟壳子”。临走时，又留下件“礼物”：把五颗手榴弹打开盖子，引火索拴在钉牢的木桩上，然后用条大红被单，把手榴弹包好，看上去小巧玲珑，像是谁家的姑娘半路丢失的细软包裹。
第二天上午，换防的白军硬着头皮来了，一看，哪里还有碉堡？只是一片还在冒烟的瓦砾！白军排长吓得直喊“倒霉”。可是，就在这时，一个白军士兵发现了路旁那个漂亮的大红包袱，高兴得大喊起来：“排长！你看看……”白军排长一看，立即喜上眉梢，拔脚上去就抢。其他白军看见了包袱，也都不约而同地红着眼扑过去。只听得“轰”的一声，山鸣谷应，硝烟尘土飞向天空，六七个敌人顿时血肉横飞，他们滚的滚，叫的叫，躺在血泊里。其余的白军失魂落魄，掉转身就朝回跑，我们预伏在山坡上的部队，像猛虎般直扑下来，把敌人压在沟里。除少数脱逃外，几十个敌人都跪着举手缴了枪。
从此，敌人再也不敢到这里来筑碉堡了，他们即使梦到三溪坳，都能醒过来吓出一身汗。就这样，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在四面的白色包围中，我们湘鄂赣军区第五支队依靠党，依靠群众，经常与敌五十师、十九师、十八师及江西、湖南的保安团等六七个团的兵力进行艰苦的游击斗争。我们的平修铜中心县苏维埃政权始终屹立着，像高耸入云的连云山一样岿然不动，革命的火焰越烧越旺，革命的红旗高高地迎风招展。
在党的领导下，这一支战斗力强、活动范围广的红军游击队，到国共合作时，仍保留有200多人枪，队伍后来到嘉义集结。虽然部队人数不多，武器装备也很落后，但绝大部分人员是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下来的精华，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优秀儿女，在后来的抗战烽火中，汇成了驰骋在大江南北的不可战胜的抗日铁流——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