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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赤旗浴血湘鄂赣——父亲傅彪三年游击战争的故事
作者:傅涛 责任编辑:魏冉 来源:《铁军·纪实》2013年第5期 日期:2013-11-14 浏览次数:6964
儿时,兄弟姐妹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夏日夜晚在凉风徐徐的老槐树下,冬日雪天在暖洋洋的炉火旁边,我们和邻家的孩子们围坐在父亲傅彪身旁,听他讲那过去的事情……至今我对父亲讲的故事仍记忆犹新,父亲的声音还时常回响在耳边。记得有一次,他说……
傅彪1949年于浙江金华
红军主力长征离去 我赴平修铜县坚守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长征。我们这些奉命留在苏区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同苏区人民一道就地坚持斗争,掩护主力红军转移,保护着苏区人民。因红军主力离去和斗争形势恶化,整个苏区根据地相继转入了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三年游击战争。
在那个时期,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大量反革命武装,对苏区施尽了“血洗”、“屠村”等凶残的办法,疯狂地屠杀、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是,我们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又有苏区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所以革命斗争的烈火,一直燃烧在湘鄂赣的崇山峻岭中,不倒的革命红旗也一直飘扬在人民群众的心里!
1936年秋季,国民党军加强了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清剿,敌人向我们湘鄂赣苏区实行了新的进攻。红军游击队的处境更加困难,斗争更加艰苦。同年7月,湘鄂赣省委决定派我到平修铜中心县去担任苏维埃主席。县委书记是林梅青同志。由于情况紧急,我们两个从省委受领任务后,便立即动身。我们从平江黄泥坳出发,当天就进入平修铜县境。
平修铜县地处平江之东、修水之西南和铜鼓西北面一角的地区,是平江、修水、铜鼓三县的结合部。辖地纵横200余里,全境都是山高林密、沟坑交错的山区。这里人民生活困苦,阶级矛盾尖锐,斗争历史悠久,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和优越的自然条件。我们县苏维埃所在地就在三溪坳。当时,在这个地区,白军的碉堡和挨户团的岗哨,真是一个紧挨一个。他们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封锁、围剿我们,妄想困死我们,摧毁这块红色根据地。
记得我和林梅青带着通讯员,刚刚穿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线,就被“呜呼哨”发觉了,顷刻之间,四面“呜呼呼……呜呼呼”,一片鬼哭狼嚎。接着,敌人的机枪步枪一个劲地胡扫乱射。梅青同志望着我笑道:“老傅!敌人放鞭炮欢迎你上任啦!”
我们看了一眼这帮穷凶极恶的家伙,觉得真是又可恶又可笑。我们逗趣地还了他们两枪,随即闪进密密的森林小道,继续朝我们的目的地走去。
赶了一程路,便到了梅青同志的家乡。为了侦察一下敌情,梅青同志和通讯员先进了村子里。我守在山坡的大树下,为他们放瞭望哨,以防万一,好接应他们。
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梅青同志和通讯员才上山来。跟随在他俩身后的是梅青的母亲林妈妈,只见她提着一个满是青草盖着的篮子,这是给我送晚饭来了。一钵白米饭,还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煨鸡,这是她家里仅有的一只鸡和一点粮食。林妈妈守在旁边,硬催我吃,直等我喝完了最后一口鸡汤,她才满意地笑了。
林妈妈是个英雄的母亲,她的丈夫和三个子女都为革命献身了。黄昏中,我们举手向这位慈母告别,她凝神望着我们,噙着热泪,摆摆手说:“去吧,梅青!去吧,傅主席!你们要好生保重,乡亲们都盼望着你们多为我们除害啊!”我们走过了两个山坡,回过头去,还隐隐地看到她老人家站在那里,向我们挥手。
月亮升起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县委和县苏维埃所在地——三溪坳。这里云遮雾障,古树参天。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我们前面的山头上,修了个大碉堡,我们的县委和县苏维埃就屹立在敌人的这座碉堡面前。借着森林的掩护,我们在山坡里,用树枝、竹子、茅草盖了几个棚,它们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大家每天跟敌人“开门相见”。
到了驻地,梅青同志介绍我和同志们相见。梅青同志宣布:“根据湘鄂赣省委指示,调任傅彪同志为中心县委副书记、县苏维埃主席,并兼湘鄂赣军区第五支队队长。”同志们立即围了上来,有的握手,有的送水……那股亲热劲儿,真是暖人心。
当晚,我们召集了全体游击队员会议。会上,我表达了为党、为革命、为苏维埃政权,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并提出了我和梅青同志共同研究的活动方案,请大家讨论。会议开到半夜,全体一致同意了新方案,且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
从这天起,我就跟这40多个战友一起,穿山越岭,出生入死地战斗在连云山北地区了。我们采取 “敌人进山,我们出塅;敌人堵路,我们翻山越岭”的办法,烧碉堡、除叛徒、筹粮饷、镇压反革命,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九队(高级干部队),第二排右二立者为傅彪
发动群众打开局面 锄奸惩叛致敌胆寒
为了尽快打开对敌斗争的局面,到任后没几天的7月5日,我带领平修铜游击队深入到修水卢源的梅田,将为祸半个修水苏区、作恶多端的卢伯魁,挨户团副总卢义卿击毙,并处决了叛徒卢馨园。
尔后,我们又瞄准了罪大恶极的万海安、万辉萼父子。早在三年前,他们就投敌了,曾于1933年1月5日,带领敌十九师,偷袭驻扎在大坑的湘鄂赣省军区中路指挥部,我军副指挥邓绍华等49人牺牲。次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修水苏区时,他俩又带着敌人搜山,残害我革命同志。先前红军游击队曾几次捉拿他们,但都被他们逃脱了。他们自知罪孽深重,敌人进驻苏区后,带着一家老小住在三溪坳的敌中心碉堡底下,以为在敌之卵翼下即可苟且偷生。我们在查明了他们的活动规律后,决定除掉这两个叛徒,为死难的同志报仇。这次,我将游击队分为两个组,第一组在其屋前佯攻,我带第二组埋伏在屋后唯一通往敌中心碉堡的石板桥边。战斗开始后,借着月光,只见房屋的后门突然开启,从里面闪出两个黑影直奔石板桥而来,这时,我和战士们跃上桥面,手起刀落,解决了这两个可恶的叛徒。敌人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豢养的这两条走狗死去,却不敢跨出碉堡一步。
国民党反动派在平江、修水、铜鼓一带构成一条封锁线,有好几个团的白军驻守进剿。而当时我们县委、县苏维埃机关只有40多个同志,10来条枪,几十个手榴弹,其余就是些梭镖、大刀。形势是很严峻的,特别可恶的是,敌人强迫老百姓到据点附近去,并到处放上“呜呼哨”。他们妄图用这种毒辣的办法来割断我们和群众的联系。我们就采取“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决定把40多个同志,三个一组,五个一群分散开来,插到敌人眼皮底下去,并分别到各个地区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我们打击土豪,发动群众,捣瞎敌人的耳目——“呜呼哨”,要把主动权夺回来。经过研究决定,我和梅青同志,军事部长、宣传部长等同志,化装后在大白天深入敌人控制下的村子里去查明情况。
第二天,我们一早就出发了。当我们进入附近一个村子时,就听到了当当的锣声,还有“放哨的上班去啊”的叫喊声。我们绕到一幢茅屋后面,听到房里一个男子愤怒地说:“放屁,放他娘的屁……刀搁在脖子上就能吓住人了吗?”接着又听到一个老年人低声说:“儿啊!小声点!耐住性子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们刚想进去,这时,几个民团和五个白军,背着枪走了过来。我赶紧向同志们示意,并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大模大样地慢慢向前走。敌人走到了我们身旁看了看,因为我化装的是靖卫队队长,于是,这几个反动派,一声不敢吭,就走过去了。
隔了一会儿,一个老大爷从茅屋走出来。他的头发灰白,腰弯背驼,手里提个长方形大竹篮,衣服补丁摞补丁。为了不惊动他,我们便跟在他的身后,等待接近的机会。
一会儿,老大爷爬上了一个杂树、竹子丛生的山坡。我们迈着大步赶了过去,老大爷听见响声,回过头来,大吃一惊,脸色显得很惊慌。我们赶紧说:“老人家,你别怕,我们是红军!”“啊——你们要封村?”老大爷装聋作哑故意打岔。我一听,看了一下自己的装束,就什么都明白了,同志们也笑了起来。我摘下帽子摔在地上,拉开上衣,露出里面的红军军服,说:“老人家,你瞧,我们是化装进村子来的。”老大爷听了,仔细地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番,紧张的神情慢慢舒缓下来。顿了一下,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眼里闪着泪花,嘴唇颤动着说:“同志啊,你们真是红军游击队!你们回来啦?!”接着,我们问起“呜呼哨”等情况,老大爷说:“同志,你们没看见村口树上血淋淋的人头吗?我们不肯放哨,那伙恶贼就抓人砍头示众!”他还告诉我们,这个村里有一个极其反动的富农婆子,她儿子是挨户团的头目,是她告发杀害了村苏维埃主席和党支部书记。这富农婆子跟白军的一个麻子营长勾搭一气,监视和欺压群众,向敌人通风报信。前天又告发了两个不肯放哨的贫农,白军就把这两个汉子杀害了。我们听了都气得直咬牙,但时间不允许我们多耽搁,我们便亲切地安慰了老人一番,匆匆跟他告别。
过了一天,梅青同志一组也顺利地回来了。我们交换了情况,决定尽快捣垮敌人的呜呼岗哨,让他们“耳聋眼瞎”;同时,由我带一个组去干掉那个坏婆子,以打击顽固反动势力的气焰,鼓舞群众的士气。
这年11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北风呼啸,天空中只有几颗星星在闪光,我和军事部长带领五个队员出发了。到了后半夜,我们按照那老人事先指点的路线,翻过墙头,进到了富农婆子的后院里。军事部长用刺刀轻轻撬开堂屋的门闩,大家便闪了进去,一下就摸到了那婆子的卧房里。这时,她还在做着好梦哩。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我们没有让她哼一声,就干净利落地把她收拾了。然后,在大门口贴了张布告,公布她的罪状,以警告其他的反动家伙。
梅青等同志也在这晚镇压了几个地头蛇。紧接着,我们又干掉了两个忠心为反动派打“呜呼哨”的地痞流氓。
这样一来,四面的敌人都吓得寸步不敢离开乌龟壳,群众心上的石头落了地,个个暗暗称快,纷纷议论:“我们的人又回来啦!”我们决定趁热打铁,立即向群众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群众很快就全都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我们知道,据点附近的群众,在白军的刺刀下面,不去放哨就会遭到反动派的屠杀。于是,我们便教给他们一个办法:明里给敌人放哨,实际上做我们的耳目。当一知道白军快要出动时,他们就故意到处喊叫:“土匪来啦——呜呼呼……土匪来啦——呜呼呼……”,通知我们及早防备。
1972年秋季傅彪与儿子傅涛的合影
全歼大桥反动武装 各村恢复党的组织
1936年冬,大桥的土豪劣绅樊吉生为安葬死去的亲属,霸占了贫农冷甫卿坐落在杨坊的一块风水地“铁栏关象”,并择定11月6日为黄道吉日下葬。他唯恐杨坊群众阻挠,花费重金从大桥五联保请来了联保主任樊圣卿、铲共义勇队队长樊理珍和两个班有24条步枪的队丁来助威护葬。
当时,我正带着一支60多人的游击队在修、平边界的卢源活动。侦察班长卢洪水向我报告了这一情况后,我当即决定:歼灭此敌,为民除害。
这天下午,我们化装成摘茶子、砍柴火、挖红薯、走亲戚等模样的人,迅速地插入杨坊。然后,兵分两路,一支埋伏在“铁栏关象”的后山上,一支混到送葬的人群中,伺机行动。
这时,樊圣卿和樊理珍腰里别着手枪,坐着四抬大轿,领着一班人马开路,后面跟随着坐在轿里的樊吉生与一伙护葬的队伍。他们扛着棺材,一路上吹吹打打,向杨坊开来。
当他们进入包围圈时,我一声令下“打!”,侦察班长卢洪水带领战士立即截住大轿,樊圣卿从轿里伸出脑袋,抽出手枪狂喊:“谁敢阻葬!”话音未了,他的手枪被打落在地,战士们紧接着上前将他捆住。樊理珍一见情况不妙,忙从轿里跳下,钻进薯窖洞里,也被战士们拖了出来。那些队丁,看见从天而降的红军,早已慌作一团,都乖乖地当了俘虏。
当晚,部队驻扎在杨坊的新庄。在对樊圣卿、樊理珍这两个血债累累的反动首领进行审讯后,我们按照群众要求,将他们立即处死,以解民恨。
歼灭大桥反动武装后,我们于第二天下午,又奔袭东渡港。敌五十师在这里修有碉堡,他们走后,由渣津联保的义勇队一个班接防。这天,义勇队也和往常一样,以为天下太平,把枪挂在墙上就玩乐去了。我们着便衣机智地干掉哨兵,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碉堡,取了枪,将几个企图顽抗的敌人一一击毙。此时,驻台庄碉堡保安师四个携带手枪的便衣也赶到东渡港,均被我识破俘获。这次在东渡港,全歼敌人一个班,缴获步枪四支,手枪四支,毙敌九人,游击队满载着战利品返回县苏维埃所在地三溪坳。
没几个月,我们便堵塞了敌人的耳朵,敲瞎了敌人的眼睛,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我们夺回了主动权。扩红、筹粮、筹款也都能进行了。接着,我们便在各村恢复成立了党支部,发展党员,扩大游击队,并把有觉悟的优秀青年输送到红军去。在各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大家又组织了一些不脱产的游击小组,配合我们活动。
越是困难越要坚强 军民一致巧斗敌顽
局面打开了,我们苏维埃政权就是插在敌人胸膛上的一把尖刀,反动派惶恐不安,决定垂死反扑。特别在“西安事变”以后,他们妄图一举消灭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因此,从1937年初春起,我们斗争的环境又进入了一个愈加严峻的时期。
这时,敌人在我县的中心区——三溪坳的对面山头上,又加修了一座很大的碉堡作为据点,并在原有的碉堡间,每隔三五百米就高砌岗楼。从排埠起,一直到家坑、黄泥坳一带,组成了梅花桩式的密密层层的碉堡群和封锁线。一处出动,四面合围,反动派妄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敌人同时进一步实行“移民并村”、“保甲连坐”、“经济封锁”等毒辣手段,严格控制买卖,规定每个人只能买一定数量的油、盐、粮和日常用品,谁要多买,就以“通匪”论罪。那些“靖卫团”、“清乡委员会”等等一班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纠集在一起对人民群众进行疯狂的屠杀,还高喊着“石头过刀,人要换种”等穷凶极恶的口号。许多山林和村庄被整个烧光,许多革命群众惨遭杀戮……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们始终牢记:要勇敢机智,避免敌人打击,掌握战争主动权,使凶恶而愚蠢的敌人听我们“指挥”,由我们“调遣”。
当敌人像篦梳反复围剿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走大路,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有敌人,就走荒野。为了不露痕迹,我们离开时,把走过、坐过的草地上压倒的草都扶直弄好;上山时将草鞋倒过来穿,造成假象,迷惑敌人;敌人到东山,我们就转到西山;敌人到了西山,我们又转到东山;有时隐蔽在山腰的道路旁,待黄昏日暮,截住他的“尾巴”,狠狠地砍掉他“一节”。
就这样,我们有时集中,有时分散,有时到东,有时到西,有时四面开花。山沟里,大路上,碉堡前,经常一下子就让敌人尸横遍地。他们欠下的血债,每天都要叫他们不是零付就是趸还。
我们这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无论环境如何险恶,都如钢铁一般团结一致,顽强地坚持斗争。不仅战斗,就是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同志们一件棉袄穿四季,冬天是棉衣,春、秋抽出棉絮当夹衣,夏天到了,再揭去一层,便又变成了单衣。至于宿营,我们常常躺在大树底下、青石板上,以天幕做蚊帐,大地做床褥。即便条件如此艰苦,同志们却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的财政部长40多岁,留着一把胡子,是个放牛打长工出身的同志,成天乐呵呵的,比如遇上睡石板,他就能编个顺口溜:“青石板光堂堂,红军战士往上躺。养足精神灭白匪,一夜睡到大天光。”
吃饭更是个大困难,烧饭没有锅,我们就把鲜竹子砍下来,装进米和水,烧“竹筒饭”吃。后来,山上常常连一粒粮食也没有,我们就到处找野菜、挖草根,像榆树花、榆叶、榆皮都搞来吃。一棵榆树,真正全身都是宝了。还有的野菜、野果连名字也记不清楚了,我们常开玩笑说:大家远远超过了神农氏,他只尝过“百草”,而我们恐怕都尝过“千草”了!
当时,比粮食更珍贵的是盐和酒,人不能缺盐,酒则是清洗伤口的药品,敌人严密地封锁着这些物资。可是人民群众真是了不起,他们千方百计地支持我们。我记得有一回,半夜里,刚刚落过一阵雷暴雨,我和财政部长带着通讯员从山上下来,才到半山腰,忽然听见一阵“梆梆梆”的敲击声,我们赶紧停下脚步,躲在深草丛里观察动静。不一会儿,一个头戴笠帽,身披蓑衣的人,边喊边走向我们这边来了。待他靠近了,我忙钻出去,问了声:“干什么的?!”这人立刻听出了我的声音,叫道:“傅主席!是你们啊,吓我一大跳啊!”我也马上听出他是山下大村里的黄老伯——我刚到平修铜化装侦察时,遇上的那位机警的老人家。他后来经常帮我们送情报、采买东西。他告诉我们,他是来送东西的。说着,就领我们到了一个杂草、小树很密集的地方。在草丛里,他摸出五六根毛竹对我说:“这是前几天,大家装做砍柴送上山来的。里面有两根里装的是酒,其余几根里装的是大米。”随后,他又取出一件蓑衣包着的棉袄交给我,我一提,好家伙,沉甸甸的,足足有一二十斤。黄老伯立即笑着告诉我:“这是全村的人把省下来的盐化成卤,然后把这件洗净晒干的大棉袄浸泡在盐卤里,趁今夜暴风雨叫我送上山来的。这浸透着盐卤的棉衣,只要放在水里一煮,你们就有盐吃了。”当时,我们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你老人家!谢谢乡亲们!”人民群众就是这样支持我们,关怀我们,为了我们出生入死,绞尽脑汁想办法,英勇机智地同敌人作着斗争。
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一个一个地破产了。他们困不住我们,又找不到我们的踪影,天天进剿,却处处挨打,于是就搬出了放火烧山的毒计。怕死的敌人自己不敢上山,只是把山脚团团围住,用刺刀逼着老百姓上山砍树放火。搞得白天、黑夜烟雾腾腾,大火冲天,可是人民群众跟我们是心连心的,他们一上山就故意大喊:“烧啊……烧啊……”这等于是给我们送信,好让我们赶快转移。所以,等到山烧起来后,我们也早就走远了。
敌人不准群众喊,群众就跟他吵,弄得敌人不得不放枪威胁。结果,枪声一响,又等于给我们送了新的情报,我们便又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山上去了。
有时,敌人在那边烧山,我们就在这边烧山,烧得处处起火,山山冒烟,搞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道游击队究竟在哪里。当他们惊魂未定的时候,我们就偷偷地摸到敌人背后,给他个突然袭击,打得敌人首尾不能相顾。
1973年2月傅彪在南京军区总医院
出奇妙招破堡垒阵 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白军认为我们没有重武器,对坚固的工事束手无策,因此到处修筑碉堡和炮楼。三溪坳的大碉堡,就蹲在我们县苏维埃所在地对面的山巅上,相距不过三四里,敌人出操时喊的“一二一”,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家伙”的确是我们的“眼中钉”,我们决心拔掉这颗“大狗牙”。
碉堡是由平江、修水、铜鼓三县的白军轮流把守的,按周换防。由于经常遭到我们神出鬼没的袭击,敌人成天提心吊胆,如坐针毡,只盼换防时间早点到。来接班的白军,却又希望迟点换班。所以这些家伙,往往是说明天上午走的,当天下午就溜了,而说明天一早就到的,却总要挨到日上三竿,才敢壮着胆子出动。这个“秘密”,被群众发现了,他们立即报告给了我们。
一天傍晚,白军果然又提早走了,我们抓住空隙,跑上山顶,放了把火,烧掉了“乌龟壳子”。临走时,又留下件“礼物”:把五颗手榴弹打开盖子,引火索拴在钉牢的木桩上,然后用条大红被单,把手榴弹包好,看上去小巧玲珑,像是谁家的姑娘半路丢失的细软包裹。
第二天上午,换防的白军硬着头皮来了,一看,哪里还有碉堡?只是一片还在冒烟的瓦砾!白军排长吓得直喊“倒霉”。可是,就在这时,一个白军士兵发现了路旁那个漂亮的大红包袱,高兴得大喊起来:“排长!你看看……”白军排长一看,立即喜上眉梢,拔脚上去就抢。其他白军看见了包袱,也都不约而同地红着眼扑过去。只听得“轰”的一声,山鸣谷应,硝烟尘土飞向天空,六七个敌人顿时血肉横飞,他们滚的滚,叫的叫,躺在血泊里。其余的白军失魂落魄,掉转身就朝回跑,我们预伏在山坡上的部队,像猛虎般直扑下来,把敌人压在沟里。除少数脱逃外,几十个敌人都跪着举手缴了枪。
从此,敌人再也不敢到这里来筑碉堡了,他们即使梦到三溪坳,都能醒过来吓出一身汗。就这样,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在四面的白色包围中,我们湘鄂赣军区第五支队依靠党,依靠群众,经常与敌五十师、十九师、十八师及江西、湖南的保安团等六七个团的兵力进行艰苦的游击斗争。我们的平修铜中心县苏维埃政权始终屹立着,像高耸入云的连云山一样岿然不动,革命的火焰越烧越旺,革命的红旗高高地迎风招展。
在党的领导下,这一支战斗力强、活动范围广的红军游击队,到国共合作时,仍保留有200多人枪,队伍后来到嘉义集结。虽然部队人数不多,武器装备也很落后,但绝大部分人员是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下来的精华,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优秀儿女,在后来的抗战烽火中,汇成了驰骋在大江南北的不可战胜的抗日铁流——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