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新四军、八路军挺进苏北80周年，新四军“联抗”部队成立80周年，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80周年。80年前，在新四军东进、八路军南下海安之后，海安一度成为华中抗战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
韩国钧与苏北联合抗日座谈会
1940年7月8日，粟裕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突破日伪军的多道封锁线，胜利北渡长江，与刚刚取得郭村保卫战胜利的新四军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正式拉开了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帷幕。
早在1940年春，陈毅经人介绍，与海安镇积极主张抗日的著名士绅韩国钧开始信使往来。新四军东进黄桥后，陈毅于8月初致函韩国钧，恳请其“纾解内部纠纷”，以展开抗日战局。韩国钧不负重托出面调停，向韩德勤转达新四军力求在苏北分区抗敌的愿望，并两次致书陈毅，希望合力对外，避免内部摩擦。
韩德勤不听韩国钧劝告，集结兵力攻击新四军，同时下令不准海安、泰州以北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南运，对黄桥地区实行全面封锁。陈毅再次致函韩国钧、李明扬，揭露韩德勤制造反共摩擦的阴谋，请求韩国钧“具实调停”，以解新四军衣食之需。韩国钧再次出面为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奔走呼号，但韩德勤仍坚持顽固立场，新四军忍无可忍，一举攻克姜堰。陈毅继续致函韩国钧：“紫老为我省耆宿，德高望重，只要登高一呼，万民一定归从，我与管文蔚当枕戈待命。”希望其主持正义，召开苏北各界代表会议，反对内战，争取和平。韩国钧为陈毅的诚意所感动，以80高龄之身，联络苏北士绅继续奔走于韩德勤与新四军之间进行调解，劝和促谈。
9月中旬，在黄逸峰协助下，由韩国钧主持在海安召开苏北联合抗日座谈会议，苏北著名人士以及八县代表出席了会议。韩国钧、黄逸峰、季方、李俊民等联名发出了3份函电。第一份是致苏北各方面军事长官的：“值此敌寇当前，尤以保存实力，团结对外，以期扫荡敌氛，收复失地。彼此纵有误会，亦应和平解决”。另两份是发给重庆政界人士、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黄炎培、吴稚晖、钮永建等人的，一份控诉韩德勤在苏北的10万军旅不能收复失地，却肆意排斥异己，虐待民众，仰恳中央疾电江苏省府息战停争，或派要员莅苏挽救危局；另一份是专门控诉韩军封锁禁运粮食和贩粮资敌的。
新四军、八路军挺进海安
韩德勤不听韩国钧劝告，集结12个团于9月2日起开始攻击新四军。粟裕一方面严守自卫立场，坚持不先放第一枪；另一方面逐步收缩，诱顽深入我防区，再集中兵力予以各个歼灭。韩顽左翼第一一七师、独六旅、保安第一旅骄横冒进。9月5日，保安第一旅旅长薛承宗率部占领营溪。是日夜，粟裕指令新四军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第九团按预定计划出击营溪。反击一开始，保安第一旅中的地下党员杨行健即率领一个排在战场上起义。薛承宗见状慌忙泅水过河逃回马塘，保安第二团副团长张元以下200多名官兵当了俘虏。
营溪反顽胜利，是粟裕率领新四军与韩德勤在军事上正面交锋的第一仗，也是粟裕率领新四军进入海安境内的第一仗。这一仗一举击溃保安第一旅两个团。为了争取保安旅合作抗日或保持中立，粟裕命令释放俘获的保第一旅的全部人员。此举在各保安旅团中产生了很大震动，尤其是对保第一旅旅长薛承宗影响甚大，在后来的黄桥决战中，他果然保持了中立。
黄桥决战以新四军大捷而告终。为扩大战果，第二纵队追至营溪将奉命增援的顽第三十三师预备队包围，激战半天，歼其大半，残部向海安方向溃逃。粟裕为了囊括通、如、海、启，控制长江，向大海边发展，把海安作为追击战的首要目标。各纵队按照粟裕的命令，边打边追，不怕疲劳，于10月7日胜利占领海安。
10月9日，陈毅率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机关及直属部队向海安进发。自此，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驻扎在海安城。
成立新四军“联抗”部队
黄桥决战之前，为挫败韩德勤假和平的政治阴谋，新四军将姜堰交李明扬、陈泰运接防。李明扬表示严守中立，同时请黄逸峰转告陈毅，希望成立一支李、陈和新四军三方面都信赖的部队，作为三者之间的桥梁。李明扬的这个建议得到了陈毅的赞同，他请示中共中央后，决定由黄逸峰负责筹建。
黄逸峰联系了大革命时期同在上海党组织工作的周至堃，请他负责军事工作，召集了一批知识青年作为基本干部。10月6日，黄桥决战刚刚胜利，李明扬便找到黄逸峰恳谈从速成立部队之事。陈毅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党的外围军的指示，消除李明扬、陈泰运的疑惧心理，争取更多的军队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指示黄逸峰立即成立部队，其番号用李明扬、陈泰运的。李明扬十分高兴，决定用“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的名义，并提供一个连的人员和枪支。陈泰运亦表示可用其“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的名义。
10月10日，“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部”在海安的曲塘正式成立。为区别于李明扬和陈泰运的部队，他们从联合友军共同抗日的宗旨出发，为部队取代号“联抗”二字。“联抗”创建时主要负责人是：司令黄逸峰，副司令李俊民，副司令兼参谋长周至堃，政治部主任张孤梅。“联抗”成立不到一个月，各地慕名而来的官兵和进步青年逾千人。
苏北抗敌和平会议
10月10日，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的黄克诚部先头部队胜利会师，苏北抗战出现了新的局面。此时，韩德勤一面托韩国钧、李明扬、陈泰运等求和，一面制造舆论，将苏北摩擦的责任推给新四军，企图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
为了揭露韩德勤制造摩擦的真相，加强对苏北国民党武装力量和地方上层民主人士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0月12日，陈毅和粟裕电报中共中央，提出对韩德勤斗争方针的三个方案：“一、召集韩（德勤）李（明扬）陈（泰运）四方和平会议，保证我们领导地位。二、联合李陈两方驱韩。三、我单独打下兴化驱韩。”
10月13日，毛泽东复电指出：“为对付日寇进攻，为巩固国内团结，华中摩擦在韩进攻失败后，应设法暂时缓和一下，采取完全自卫的方针。苏北韩失败后，我应加紧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与整训自己的部队，对韩不应进攻，而应在韩再向我进攻时，各个反攻击破之，否则会妨碍我在重庆之统一战线工作。”；“我们的目的是迫韩放弃反共方针，承认分区抗敌，停止李品仙东进之师。保持与李、陈及绅士们的统战关系”。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也致电陈、粟，原则同意讲和，提出对韩的先决条件是：一、停止反共；二、彻底实行抗战建国纲领；三、分区抗日；四、抚恤新四军死伤人员；五、保证不再有反对新四军行为。
陈毅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10月19日致电李明扬，重申新四军力主抗敌之立场，希望李出面调解，以息纷争。并断言：“违反抗敌救国者，不仅不能成事，且必殃及其身”。次日，下令停止进攻兴化，派朱克靖至泰州提议谈判和平，托李明扬向韩德勤提出五项主张：一、省韩向蒋介石、顾祝同提出，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皖南北新四军的进攻；二、新四军停攻兴化；三、省韩放弃反共方针，分区抗敌；四、改善政治；五、召开各方合作会议。
李明扬赴兴化与韩德勤面商后，于24日至海安拜会陈毅。经过协商，决定由李明扬、韩国钧发起召集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由“联抗”进行联系和组织，并确定以“联抗”司令部所在地曲塘为开会地点，时间定于30日。
10月30日，新四军代表陈毅、管文蔚、朱克靖，八路军南下部队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税警团和一部分保安旅的代表，南通、如皋、海门、启东、泰兴、靖江、泰州、泰县、东台、江都、兴化、高邮等12个县的代表，韩国钧、季方等30余人，齐集曲塘。由于韩德勤的代表拒不到会，苏北抗敌和平会议改为谈话会。会议气氛十分活跃，各方代表均慷慨陈词，一致谴责韩德勤对休战之事无诚意。韩国钧发言指出：“西安事变，恩来先生及中共大仁大义。此后只闻国民党限共反共，不闻中共有反国民党行为。新四军一再退让，韩德勤一再进攻，确属事实。目前政府与国民党不与中共合作，绝不能抗战救国。论政策及人才国不如共，乃是事实。”并激动地说：“我在你们新四军身上，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李明扬在发言中表示：“我一贯同情中共，主张调停，韩德勤之进攻新四军，处置是错误的”。会后，韩国钧、李明扬将曲塘谈话会各方意见电达蒋介石、顾祝同、韩德勤等，要求召集军民大会，通过纲领，并建立党政军统一机构，主持苏北抗敌合作大计，立即产生临时省参议会，其产生方法以民选为原则。陈毅则致电毛泽东、叶挺、项英，报告曲塘会议精神。
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的召开，是苏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新胜利。这次会议，揭露了韩德勤毫无诚意、等待援兵的奸计及其扩大反共的阴谋，稳定了李明扬、陈泰运等国民党非嫡系部队的军心，密切了韩国钧等中间人士同共产党的关系，确立了共产党和新四军在苏北抗战中的领导地位。
苏北临时参政会
11月7日，刘少奇和黄克诚、曾山来到海安，与陈毅、粟裕、管文蔚一起研究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政权等问题。管文蔚向刘少奇汇报了苏北临时参政会筹备情况。在此之前，刘少奇致电陈毅，要求立即召集阜宁以南各县党政军代表大会，成立苏中、苏北行政主任公署，继而再召集华中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代表大会，成立苏皖行政委员会及苏皖行政公署，统一津浦路东西各根据地行政领导。
11月15日，苏北临时参政会议在海安召开，参加的有江都、高邮、泰州、扬中、丹阳、泰兴、泰县、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崇明、东台、盐城、兴化等15个县，到会议员380多人，包括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刘少奇、陈毅出席了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讲话，强调了苏北临时参政会与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不同之处。苏北临时参政会是各抗日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他要求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处必须迅速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并欢迎一切抗日党派、团体和公正人士参加政权建设，共同管理政府。与会代表纷纷发言，踊跃发表政见。会议通过了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议案，即不承认反共顽固派韩德勤的省政府。同时改组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通过了《施政纲要》和团结抗日，改善人民生活，建设新苏北的决议。经过反复磋商，选举黄逸峰为议长，朱克靖、朱履先为副会长，并公推韩国钧为名誉议长。任命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选举驻会委员20多人。
苏北临时参政会的召开，促进了苏北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北抗日斗争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士绅的拥护和支持。
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
在新四军、八路军积极发展、巩固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则布置重兵，阴谋围歼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
中共中央认为，在大江南北比较大的反共武装摩擦中，最困难的是皖南的战争。因此，指示新四军军部应迅速渡江，绝对不要再迟延。并指出：在华中，苏北是主要方向，建立苏北根据地是很艰巨的工作。10月14日，中共中央首先解决了苏北各部统一指挥问题，决定由陈毅担负起指挥各部的重任，并要刘少奇去苏北与陈毅会合布置一切。10月18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叶挺及一部分工作人员北上，速作部署，以解决华中各部队的指挥问题。
与此同时，刘少奇再次向中共中央陈述了建立华中各部队统一领导机构的意见，陈毅也向中共中央建议，军部移江北统一华中指挥，否则则应即行解决总的指挥机关。此时，中共中央连续指示刘少奇、叶挺、项英、陈毅等行动方针，要求华中各部立即开始加紧军事政治方面的准备，同时一再催促新四军军部，要“希夷（叶挺）及一部分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11月3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刘少奇：“如叶希夷过江，则你与叶总领华中军事”。刘少奇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华中实际情况，于11月10日报告中共中央：“华中各部须统一编制”，“如叶希夷同志到华中，则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中共中央同意刘少奇的建议，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
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简称华指）成立大会在海安镇西寺举行。刘少奇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海安西寺即成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即从原中山堂后边搬到西寺藏经楼二楼办公。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成立，使共产党在华中的抗日武装形成一个整体。中共中央规定总指挥部的指挥范围，跟中原局的指挥范围不同，去掉了“长江以北”的限制，也就是包括对江南部队的指挥。这就便于从战略上统一指挥、统一意志、统一策略，有利于避免因分散不集中而遭日伪顽各个击破的危险。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成立，实现了中共中央早就提出的关于新四军“领导中心”北移的要求，有利于独立自主地发挥指挥职能。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成立，调整了共产党在华中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出任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要“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这有利于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华中地区的顺利贯彻落实。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成立，为后来新四军新军部的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当皖南军部在突然事变中遭灭顶之灾时，新四军并未因此而失去指挥中心，并能在很短时间内重建军部，全赖有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这个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