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骑兵团政委姚运良、团长周纯麟
父亲姚运良1912年生于湖北省大悟县，1928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游击队长、班长、排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通信队长、团政委，新四军四师十一旅三十二团团长、四师骑兵团政委、十一旅副旅长，华野二纵五师师长，三十一军副军长等职。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1年被中央军委批准为正军级。
父亲是个不愿谈自己的人，1954年得了重病之后，一直未能康复，说话行动都困难，1980年去世，没有留下回忆录，我们子女对他战争年代的历史了解甚少，只能从零星的记忆中找寻一些片段。
一本老相册
父亲精心保存一本老相册，破旧的外表一看就知有年头了。从相册破损处露出日本报纸做的装衬看，应是抗日战争时期缴获的日本货，相册里贴满了父亲拍摄的抗战时期的照片。照片已发黄模糊，但仍能看出那个时代的风貌。
20多张记录了骑兵团生产、生活的照片，年份不详。1942年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父亲按照师政委邓子恢“不与民争食，不与民争草”的指示，在骑兵团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确定了运盐和下湖割草的办法，开展大生产。经过全团指战员的艰辛劳动，收获了几十万斤马草和几千斤藕，还运盐赚了几麻袋银元，买回80匹马，打了马刀，购置了马鞍等装备，使骑兵团渡过困难时期，发展壮大起来。
30多张记录的是骑兵团训练和行军的照片。骑兵部队很威风，从几张战斗准备、战后缴获和一张打死的敌人尸体照片看，似乎是攻打小朱庄战斗。1944年8月，父亲和周纯麟团长一起，率领骑兵团，跟彭雪枫师长打回津浦路西豫皖苏边区，奉命隐蔽在小朱庄东南一条干河沟里，准备攻击。小朱庄位于萧县永固寨山口上，是顽军苏鲁豫皖边区第四十纵队司令王传绶部队的一个伪顽合流据点，是阻碍我军西进的一个钉子。父亲对部队进行战前动员，要求大家发挥骑兵优势，打好进军路西第一仗。8月23日，战斗按照彭师长预定作战方案打响，顽军经不住我西征军的三面围攻，王传绶率残部冲出小朱庄向东南方向逃窜，父亲和周团长立即带领第三、第五大队跃马挥刀杀向敌人，劈死了王传绶，活捉了副司令王忠鼎等，全歼了守敌。
70多张照片记录的是骑兵团参加悼念彭雪枫师长的情况。庄严的会场，整齐的队伍，悲愤的指战员，还有彭师长庄严的遗容。1939年，父亲和饶子健率200多名干部从延安南下到华中局，路经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时，受到彭雪枫的热情欢迎，整夜促膝长谈，父亲被彭雪枫的人格魅力和领导才华打动，决定留下和彭雪枫一块干。父亲先后出任新四军六支队第三总队七团政委、八路军四纵五旅十四团团长、新四军四师三十二团团长、骑兵团政委等职，这些都是主力部队的重要岗位，可以看出彭师长对父亲的信任和厚爱。父亲没有辜负彭师长的期望，用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丰富的带兵打仗经验，把所在部队都带成能征善战的部队。每当看到这些悼念彭师长的照片，父亲总是动情地说：“眼看战斗胜利结束了，他却中流弹牺牲了，可惜呀。他要是在，该多好啊!”
相册里最多的是骑兵和战马的照片，已看不清是什么人，谁的马了，但我们记得彭雪枫的坐骑叫火车头，跑起来像旋风一样，能追上火车。父亲骑的是一匹缴获敌军官的黄马，跑得又快又稳。一次彭雪枫到骑兵团检查工作，他上马就飞驰起来，部队立即上马跟进，但跑着跑着就拉开了距离，只有父亲、周纯麟团长等人跟上。彭雪枫要求部队加强训练，驯马、练骑术，要练得坐着像磐石，跑起来像旋风。
还有几张驯猴子的照片，那是骑兵团驯养的猴子，平时能为战马捉蚤子，战时随骑兵出击，交战时跳到敌人战马上又抓又咬扰乱敌人，还能送炸药包炸敌碉堡。
战友情深
1965年，我们家从南京搬到安徽合肥。这里是父亲长期战斗生活过的地方，这里有众多的战友和部下，常来常往较多的是骑兵团的老战友。
省军区后勤部政委盛士坤当时是四师侦察科长，在张震参谋长的领导下，负责组建骑兵团的具体工作。骑兵团的老人都说，他当时是又阔气、又神气，用麻袋装着银元到处买马买骡子，还可以在各个旅团中抽调骑兵。他战时就和父亲要好，离休后又在一个干休所，两人一天到晚在一起，谈起骑兵团的事总有说不完的话。妈妈开玩笑说，两个老头在谈恋爱，谈来谈去，两家真的成了儿女亲家。
合肥市劳动局的马忠义局长，曾任骑兵分队长，父亲常夸他打仗勇敢，在江苏铜山的一次战斗中，被敌人机枪打伤右腿。因当时战事紧张，部队连续几个月没有休整，他躺在担架上随部队行动，没得到及时治疗，失去右腿。转业到地方后，他一直活跃在骑兵团老战友之间，古道热肠地为老战友提供帮助。
和我们家来往较多的还有蚌埠军分区的程朝先。他是福建长汀人，1932年参加红军，长征中任陈赓警卫员，在陕北时任彭雪枫警卫员，后随彭雪枫到了淮北。骑兵团成立后任一大队队长。这个大队是以师直骑兵连为主组建的，底子厚、作风硬、能打仗，每次战斗都冲在前。
策马前行
阜阳市机械局的段如良是为数不多现仍健在的骑兵团老人了。他从小是孤儿，流浪中碰到新四军就要求参军，部队看他小没同意，他坚持跟着部队，就这样13岁参加革命，当了警卫员。段如良记忆犹新的是，1944年他和我父亲两个人到国民党挺进二八纵队第三支队接洽起义，当时他身背美国卡宾枪，腰挎德国驳壳枪，子弹都上了膛，紧跟父亲，生怕发生意外。后来父亲率骑兵团三个大队协同起义部队进军萧县，横扫敌伪顽武装和政权，组建抗日武装和政权，很快打开了局面。
在父亲的老战友中，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周纯麟了。小时候，他每次到我们家，总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大声叫嚷着，父亲和母亲也跟着大叫起来，家里顿时一片欢声笑语。那熟悉的乡音，浓郁的乡情，总能感染我们。父亲生病后，周纯麟叔叔和邓文秀阿姨尽可能给予帮助。父亲去世时，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周叔叔亲自来合肥主持了悼念活动，在他细心安排下，那天来了很多父亲在四师、骑兵团的老战友。
父亲和周纯麟之间这种超乎寻常的战友关系，是战争年代结下的。他俩一个是大悟县人，一个是麻城县人，一起参加黄麻起义，一起参加长征，一起三过草地，一起参加西路军远征，在甘肃倪家营子一仗失利后，他们和仅剩的300余人一起经过艰苦卓绝的历程走到了新疆。“七七事变”后，又先后来到豫皖苏边区，在命运的安排下，两人又奇迹般地到了骑兵团，一个是团长，一个是政委。在彭雪枫师长领导下，他俩针对部队中出现的马吃麦苗、马踩庄稼等纪律松散现象，开展政治思想和作风纪律教育，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全团推广了一大队指导员陈刚的经验，切实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防马啃庄稼，一律给马戴上笼头，部队离开驻地，派专人检查群众纪律，发现问题立即纠正。他俩还用自己的经验和技术狠抓了部队的训练，使骑兵团在思想作风、纪律上有了明显进步，马术、刀术有了新的长进，战术配合也有了新的提高，真正成为了一支抗日劲旅。
一颗子弹头
北京军区装甲兵六师军史馆里，展品中有一颗子弹头，那是1980年3月我父亲去世火化后，从骨灰里找到的。周纯麟看到后非常激动，说在甘肃倪家营子与马匪的一场战斗中，父亲为了掩护他而中弹，肯定就是这颗子弹。那天在与敌骑兵的搏斗中，父亲胳膊又被敌骑兵砍了一刀，多年后，我们仍可看到深深的伤痕。在那次惨烈的战斗中，年轻的师长熊厚发胳膊也负了伤，由于行走不便，决定留下。他对父亲说，我俩一个左胳膊负伤，一个右胳膊负伤，正好是哼哈二将，留下和他一起打游击吧。父亲没同意，坚持和部队一起走。熊师长带领一个排的红军在山里打游击，后来被马匪捉住英勇牺牲。军政委李先念看父亲伤重，调了一匹马给他骑，他坚持不要，一直步行走到新疆。父亲曾回忆说，那个仗打得艰苦呀，我们在戈壁滩上边打边走，一天下来几十里路，敌人骑兵很快就能追上，又是一场恶战。骑兵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新疆，西路军仅存300多人组成新疆支队。父亲先任政治部主任，后任政委，在中央安排下，跟着苏联教官学习炮兵、汽车兵、装甲兵、航空兵技术，也学习了骑兵技术战术，从此和骑兵结了缘。
抗战时期，父亲多次与敌骑兵交手。1941年2月驻宿县日伪军乘十多辆汽车，在百余骑兵配合下进攻三十二团，父亲率部反击，打退敌人。4月，国民党顽军西北骑八师进攻三十二团，我军战死、战伤、失散300多人。惨重的损失，残酷的斗争，使父亲更深刻认识了骑兵的作用，他急切地盼望能有自己的骑兵部队。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新四军四师成立了骑兵团。父亲如愿以偿地调到骑兵团工作。在彭师长、张震参谋长的领导下，父亲和周团长一起率领部队，边打边建，越战越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给日伪军以极大打击。1944年在永城、涡阳与兄弟部队一起，大败顽西北骑八师，一举消灭了这个多年的老冤家。
从早期失利的切肤之痛，到后期胜利的喜悦，父亲战斗的一生与骑兵有着太多的不解之缘，他爱骑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