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妻子邱一涵与儿子袁振威合影
有一位女红军，凭着一双曾被缠过的小脚，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她一生经历坎坷，丈夫壮烈牺牲在战场，她执着于对丈夫的一世深情；她生前默默工作、寂然无闻，逝世时却有3名开国上将亲自扶灵，几十名将军参加送行……这名女红军名叫邱一涵，她的丈夫是新四军第一任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邱一涵，原名邱信贞，1907年出生在平江县芦洞乡丁家源一个革命家庭。父亲邱紫遐是早期中共党员，哥哥邱炳曾任湘赣省苏维埃经济部长，抗日东进时病故。1924年邱一涵在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参加革命工作，先后任儿童团指导员、共青团区委书记。1928年袁国平以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身份被派往湘鄂赣特委任宣传部长，在平江一带活动期间，与邱一涵相识，次年俩人结为伉俪。
1930年6月，邱一涵参加了工农红军，不久转为中共党员。历任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万载县委书记、湘赣省委妇女部长、红军大学政治教员等职。开国上将钟期光回忆那段时光说：邱一涵与同伴在当地做妇女工作，在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表现得“比较稳重、老练”；在反动派残酷围剿时，“邱一涵在斗争中表现英勇顽强”。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中央红军长征时仅同意32位女性参加，邱一涵是其中一员。长征极其艰苦，邱一涵此前在战斗中右手受伤致残，又曾经缠过足形成一双小脚，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见。在长征途中，邱一涵与危秀英、谢琼香（谢飞）、谢小梅等11位女干部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她们什么工作都做，既做政治思想工作、宣传鼓动工作，又帮助抬担架、挑药箱、护理伤员等等”，什么苦都吃过。
邱一涵经常拄着一根木棍，在漫漫征途中跋山涉水，爬雪山、过草地。一次，邱一涵脚下一滑，重重跌倒在雪地里，任凭如何挣扎，就是难以起身。幸亏袁国平路过，赶忙把妻子拉起来。当时袁国平马背上还驮着一名伤员，邱一涵就紧紧拽着马尾巴，爬过了白雪皑皑的大雪山。
1938年4月，邱一涵随袁国平一同调往江南新四军军部工作。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邱一涵任教导总队政治处宣教科长（后为组织科长）。直到皖南事变袁国平壮烈牺牲，邱一涵与袁国平共同战斗、生活了12个春秋。
日常工作中，邱一涵、袁国平相互支持。在邱一涵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政治教员时，她为教学撰写的提纲、教案，常与袁国平研讨，袁国平帮助她修改、完善。袁国平起草文件或报告、总结等，常常忙到深更半夜，邱一涵总是尽可能陪伴在他身边，并给予必要的帮助。夏季炎热，常常有蚊虫叮咬，邱一涵就在一旁用蒲扇轻轻挥动，带来缕缕清风，驱赶可憎的蚊虫。有时，袁国平的文稿需要誊写，邱一涵不顾受伤的右手疼痛，咬着牙帮助誊写。
一天，袁国平伏案工作直到深夜，有些困倦。忽然，他看到桌上镜子里出现了自己和邱一涵两人的身影，便在纸上随手写下“镜中鸳鸯”几个字。邱一涵会意，当即在旁边写下“比翼齐飞”。夫妻二人相视而笑，顿时驱散了困倦。
袁国平原名袁幻成，字“醉涵”，或许是历史之巧合，字面上看有“醉心于邱一涵”之意。诚然，从感情上言，袁国平确实倾心于邱一涵，这从他写给妻子的两首诗上可见一斑：第一首作于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诗云：“十年征尘感系多，问君何事费蹉跎？愿将头颅抛原野，不随池流逐浊波。”第二首写于1938年的皖南云岭：“不是甜的蜜，不是花的香，好比茅台酒，淳芳与日加”。这两首诗，表达了袁国平对邱一涵的浓浓情意。后来，袁国平将这两首诗亲笔写于信封上。
邱一涵、袁国平在生活中相互体贴、照顾，在革命事业上“比翼齐飞”，1940年三八妇女节期间，新四军军部特别表彰了三对模范夫妻，袁国平、邱一涵就是其中令人羡慕的一对。
1940年12月，邱一涵根据组织安排离开云岭军部，取道上海，后辗转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与袁国平告别时，邱一涵带着那饱含爱意的信封作为留念，她并不知道这是与心爱之人的永诀。一个月后，皖南事变爆发，袁国平在激烈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兑现了“若有100颗子弹，99颗子弹射向敌人，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的庄重誓言。邱一涵获悉凶讯，失声痛哭。
袁国平的罹难，对邱一涵打击可想而知，邱一涵把对丈夫的爱深深藏在心间。1945年在淮宝地区，一位同志去看望邱一涵，只见极为简陋、狭小的草屋一方墙上，悬挂着带镜框的袁国平6寸照片，照片的边框上用毛笔潇洒地写着一首短诗，署名“醉涵”。照片、诗句，还有这“醉涵”二字，正象征着邱一涵与袁国平坚贞不渝的爱情，寄托着绵绵的思念。
袁国平牺牲后，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这对邱一涵更是一种折磨，但他深信自己的丈夫，相信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在抗日战争后期，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师长牺牲后，邱一涵安慰他的爱人林颖时说：“我们共产党人一切都是党的、人民的，你还年轻，应当从革命事业中求得安慰，让我们坚强起来吧！”这发自内心的话语，既是用来安慰林颖，也是勉励自己。邱一涵把对丈夫的深深思念，转化为工作的巨大动力。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邱一涵和周子昆、项英的亲属分别向党组织反映，提出要寻找烈士遗骸，并予以正式安葬。这一要求得到刘伯承同志的支持。1955年6月，袁国平和项英、周子昆的遗骸在皖南山区找到，并转运南京，后被正式安葬于南京望江矶，当时曾名“三将军墓”，后改称“三烈士墓”。
1956年，邱一涵因病逝世。葬礼上，宋时轮、唐亮、钟期光三位上将亲自扶灵。邱一涵和丈夫袁国平合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