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黄克诚以刚直正派、胸怀坦荡、仗义执言而著称，受到广泛钦敬，连毛泽东都幽默地称他为“黄老”。黄克诚的一生曲折坎坷，却始终坚守革命理想，为真理敢做敢言。
参加革命之初，他反对湘南暴动中的烧杀政策，后又反对肃反扩大化；抗战之初，他反对死打硬拼；解放战争初期，他反对死守四平、消耗老骨干；新中国成立后，在庐山会议上，他支持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意见。他一再被批判为“老右”，但经过实践检验，他的意见都是正确的。他不愿耽于浪漫的空想，尽可能地预想到在现实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务实肯干。当年，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曾对第三师干部说：“你们师长眼睛虽然近视，但他看事情却是千里眼啊！”
1940年9月底，黃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为支援新四军进行黃桥決站南下盐城。图为黃克诚在干部会上作报告。
直言不讳为革命 数次撤职无怨言
黄克诚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参加了革命。1928年2月参加湘南起义时，他是永兴红色警卫团的党代表兼参谋长；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时，他是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团长。黄克诚在井冈山时期就有这样的老资历和高职务，这在开国将帅中仅次于朱德和陈毅。黄克诚上井冈山时，最佩服毛泽东。此时，红军物资极为匮乏，作为“朱毛红军”的核心领导，军长朱德和党代表毛泽东跟普通战士完全一样，吃红米饭，喝南瓜汤，穿粗布衣，还留下了“朱军长挑粮上井冈”的故事。红军不发军饷，这是中国历代军队史上没有的先例，就连土匪武装都要发饷，否则部队要溃散。黄克诚认为不发饷部队很难维持，便直接去找毛泽东。毛泽东以其特有的雄辩之才向黄克诚详细阐述了“人民军队”的构想和原则，黄克诚心悦诚服。
1930年 2月，黄克诚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第八大队政委。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他留给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时隔不久，这个书生便令人刮目相看。部队攻打江西修水县城，先行爬云梯的战士纷纷中弹掉了下来。危急关头，黄克诚手持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冒着弹雨带头爬云梯。这一身先士卒的无畏举动立即感染了全大队，战士们人人争先，很快，红旗便插上了城头。
战后，军长彭德怀说：“打一仗让我们认识一个人，修水战斗使我们了解了黄克诚。”不过，他又回头叮嘱黄克诚说：“下次作战不许再挥大刀往前冲，那么大一副眼镜，一看就是个官，容易遭枪子儿。”不久，黄克诚升任第三纵队第二支队政委。
1930年6月，李立三提出把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作为决定中国革命胜负的关键，并制定了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黄克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鉴，认为不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单凭攻打几座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于是，他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陈述了在现有状况下不能攻打大城市的理由。在此期间，他几乎每天都与纵队政委为能否攻打武汉等大城市的问题发生争吵。黄克诚说，我们党在武汉没有多少力量，那里的党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在武汉搞城市暴动，不具备条件；如果采取军事进攻的手段，靠现有红军的力量，也不足以夺取武汉。政委则说黄克诚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来，红三军团前委与地方党组织在平江县城举行联席会议，黄克诚在会上又发表了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意见，立即受到严厉批评。会后，黄克诚因多次直言不讳，被上级斥为右倾，并撤销了提升他为纵队政委的命令。这是黄克诚第一次被撤职。
1930年8月下旬，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此时，毛泽东果断地提出了著名的“诱敌深入”方针，即红军主力应尽快撤回到赣东最大的苏区集结，抓紧时机整训部队，待敌人大举进攻时，红军能依托根据地同敌人周旋作战。黄克诚支持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对其军事才能特别钦佩。
1931年初，毛泽东提议黄克诚升任红四师政治部主任并代理师政委。不久，黄克诚又升任红三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1月，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排斥，毛泽东被免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只挂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誉职务。这时，黄克诚因抵制苏区肃反扩大化，被看成是赞成和拥护毛泽东主张的干部，被派到第三军团司令部当秘书。这是黄克诚第二次被撤职。
1931年12月底，黄克诚又被起用，调任红一师政委。次年8月，毛泽东被重新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10月份，在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又遭到系统地批判，会后，再次被免除领导职务。在红三军团，黄克诚因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一再被批判，改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一星期后又改任教导营政委。这是黄克诚第三次被撤职。
1933年5月，黄克诚又被起用，先是代理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旋又任红五师政治部主任，11月，任红四师政委。长征中，黄克诚向领导提出应避免拼消耗的意见，被认为是对胜利缺乏信心，改任侦察科长，因高度近视，在执行任务时险些被打死。这是黄克诚第四次被撤职。
黄克诚一生，遭受过十次批斗、数次撤职，其中典型的就有五次。前四次都与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有关，而最后一次，却是因为不赞成毛泽东的“左”倾政策。黄克诚对领袖不迷信，不盲从，尽管晚年的毛泽东很难接受黄克诚的意见，但黄克诚依旧直言不讳，这恰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最宝贵的精髓—实事求是。
长征后期，黄克诚任教导营政委。俄界会议之后，中共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辖两个纵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委。毛泽东原本拟派黄克诚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但有人反对，说黄克诚在历史上一贯右倾，不适宜做领导工作。后来，又有人说黄克诚反对整顿纪律，在政治上不可靠，更不能带兵。因此，上级只安排他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
红军到陕北后，随着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愈发巩固，黄克诚终于重新得到重用，并步入革命戎马生涯的辉煌阶段。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合编，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委。黄克诚被任命为军委卫生部长。两个多月后，他又先后出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和红一军团第四师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黃克诚（前排右三）同部分领导干部在一起。
文韬武略屡建功 军政全能扫敌顽
抗日战争初期，黄克诚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政委，与旅长徐海东率部转战晋冀豫，参加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并参与指挥町店等战斗。1940年春，黄克诚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委。同年6月下旬，黄克诚奉命率主力一部南下豫皖苏和皖东北地区，参与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临行前，毛泽东与他谈话并交换意见。毛泽东说，在对敌斗争上，我们要注意策略，既要防止“左”的倾向，又要防止“右”的倾向。对顽固派要开展坚决的斗争，但在策略上要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对中间势力要积极争取，以孤立顽固势力，扩大抗日力量，坚决打击日军和卖国贼。只有这样，才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统一战线，争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爱国力量，共同坚持抗战。带着毛泽东的嘱托，黄克诚率部辗转到位于豫皖苏战略区的皖北涡阳县新兴集新四军第六支队驻地，与该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会合。随即，第六支队与第二纵队奉中共中央之命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很快，中央军委又有了新的战略决策，决心要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的广大地区，迅速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防止蒋桂的联合攻击，为开创华中新局面打下坚实基础。于是，黄克诚率第四纵队一部，于7月底从豫皖苏出发，越过津浦路，向皖东北挺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做准备。
1940年8月上旬，黄克诚率部到达皖东北。为了统一编制、统一指挥，中共中央决定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的武装部队，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辖三个支队，共两万余人，并任命黄克诚为司令员兼政委。随即，黄克诚遵照“八路军到华中后，坚决争取控制全苏北”的指示，率部开辟苏北地区。
10月初，黄克诚率第五纵队主力兼程南下，驰援陈毅、粟裕指挥的黄桥战役。第五纵队突破韩德勤顽军盐河、旧黄河等防线，连克佃湖、东沟、益林、阜宁等城镇，直下盐城，战至10月8日，韩德勤顽军余部败退至曹甸、兴化、车桥一带。第五纵队为确保黄桥决战的完全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接着，黄克诚与陈毅、粟裕胜利会师，为中共在华中敌后抗战领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并对抗战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新四军针锋相对，随即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将华中的新四军、八路军各部队统一改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八路军第五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这时，穷凶极恶的日军对重新崛起的新四军发动了大规模扫荡，妄图消灭华中局、新四军首脑机关及新四军主力。黄克诚率第三师利用河网港汊复杂的地形对日军进行多次阻击和侧击，牵制日军行动。日军找寻不到新四军的首脑机关，便气急败坏地扫荡苏中地区。黄克诚立即率第三师主力尾敌全面反击，策应苏中，连续收复阜宁、东沟、建阳等城镇，取得初步胜利。
1942年冬，日军小林师团在几万伪军的配合下，从北面的陇海路上压下来，由淮海区到盐阜区，又由盐阜区到苏北各地，对根据地进行分进合击式大扫荡。黄克诚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在避敌锋芒之后，采取内线与外线、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法。日军合围时，新四军以一部兵力沿途阻击、袭扰、消耗、疲惫日军，大部主力则跳出包围圈，转至日军侧后，寻机反击；日军分进时，新四军则相对集中兵力，袭击日军据点，力求歼其一部，陷日军于四处挨打的境地。反扫荡战斗持续到1943年3月份，新四军第三师在局部反击不断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开始全面反击日军。
1944年，战争主动权开始转到新四军手中。这时，黄克诚在统一部署下，率第三师抓住有利时机，在盐城和阜宁地区沿海地带进行了一系列局部反攻战斗，如高沟杨口歼灭战、滨海地区系列攻势等，将淮海区之日军分割在几个孤立区域内，并将新四军边沿地区推向陇海路，使陇海路百余里地段处于新四军的打击之下。
1941年，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的黃克诚。
直谏率部进东北 转战后勤立新功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黄克诚即奉命率第三师主力一部到淮南津浦路西，与新四军第二师会合，以阻止国民党桂系部队东进。13日，在回师苏北途中，黄克诚看到了中共中央关于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中共少数部队进入东北的情况通报。黄克诚建议时任中共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发电报，请中共中央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立即下决心派大部队进军东北，饶漱石不同意。14日，黄克诚即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和军委发电报，提出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及军事方针：一是蒋介石对和平谈判毫无诚意，我军应当立足于打；二是我军取得了连成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利于进行长期斗争。因此在军事部署上，建议尽量多派部队去东北，至少五万人，能去十万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建东北总根据地；三是建议关内以晋绥察三地区为第一线战略根据地，以山东地区为第二线战略根据地；四是建议从山东调三至五万人去东北，华东调三至六万人去山东。9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有计划地陆续向东北派遣部队。很显然，中共中央参考了黄克诚的建议。在很短的时间内，抵达东北的部队即达10多万人。
9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3.5万人开赴东北。经过长途跋涉，黄克诚率部于11月25日到达，一路行军，不但非常疲劳，而且遇到了许多困难：一是苏军不准新四军进入大城市，不准新四军接收苏军缴获的日伪军用物资；二是老百姓在国民党的蛊惑下，对新四军不了解，加之土匪蜂起，占据了一些地盘；三是摄氏零下30度的严寒造成了部队非战斗减员；四是部队给养十分困难。
11月26日，黄克诚在辽宁锦州郊区给毛泽东发电报，报告部队遇到了 “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极为困难的情况，这就是著名的“七无”电报。黄克诚建议部队“暂不作战，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随即，又给东北局发了三份关于建立根据地的建议的电报，但始终未见回音。后来，黄克诚面见林彪时，又直陈己见，林彪采纳了他的意见。
12月20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西满地区的统一领导，迅速建立了西满根据地，任命黄克诚为东北局西满分局副书记兼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林彪兼西满军区司令员。22日，毛泽东给黄克诚来电报，询问东北工作所拟采取方针的意见，同时赞扬他建立根据地是有经验的。黄克诚受到很大的鼓舞，随即回电说明了迫切需要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和条件。
12月28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发了著名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电报，指出了东北斗争的艰苦性，及时提出把东北的工作重点放在距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转入反攻。
1946年春，黄克诚被任命为西满军区司令员。这时，苏军开始从东北撤退。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自沈阳北进，兵分三路攻打四平。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集中相对优势兵力，击溃敌军。但是，国军很快倾其八个军再度猛攻四平。林彪指挥10万人在四平一线与国军展开激战。当时，黄克诚建议林彪适可而止，不能与敌硬拼：现在敌强我弱，暂不具备决战的一切条件。应当把四平及其他部分大城市让出来，到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等到敌人背上沉重的包袱，再回过头来逐个消灭。黄克诚连续给林彪发去几封电报，建议从四平撤退，可是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
5月12日，黄克诚直接致电中共中央。19日凌晨，毛泽东以军委名义给林彪发电报指出：“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很明显，毛泽东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紧接着，林彪指挥部队自四平逐次撤退。
1947年7月，东北民主联军再次整编，西满军区撤销，黄克诚升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委。从此，黄克诚在后勤战线上再立新功，为保障东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军政全能，且担任后勤领导职务的，在十大将中，仅黄克诚一人。
1948年底，东北华北两军会师。图为黃克诚（左一）与部分领导合影。
前排左为聂荣臻、右为罗荣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