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制”是1941年至1943年间，发生在苏中抗日根据地由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以基层政权创建为重点的红色根据地建设运动。本人作为“新乡制”运动的参与和见证者，对此历史片断作些粗略回忆，以供后人研究。
推行“新乡制”的历史背景
1940年6月至10月，在陈毅、粟裕指挥下，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取得了反对韩顽摩擦的黄桥战役胜利，实现了陈毅对广袤的苏中大地“十月红旗满天飞”的诗咏预言。然而，在敌伪顽丧失对该地区军事存在和控制力的同时，在泰兴广大乡村客观上存在着“敌伪、顽、我几方政权鼎足而立”、“三派军警争地斗角”、“三种币制各自通用”的混乱现象。如庙头庄有一姓王的农民，两年养肥六头猪，因敌伪封锁长江销不出去，售给本地商贩就地宰杀，两个月后结清的账款只能买到三只小苗猪。他气不过，于春节时写下对联，上联是“用法币、用伪币，说话放狗屁”，下联是：“住南京、住重庆，军民总不宁”。以此痛斥当时币别混乱、经济凋弊的社会现实。
红色政权体制尚未建立、农民租息沉重、社会治安不稳、敌伪顽势力对根据地的骚扰和渗透不断，这些都客观提出了加快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以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为基础的红色政权的要求。为此，主管华中工作的刘少奇给陈毅发来电报：“今年以改造基层政权及建设民兵为主。同时，教育干部整风与发展生产”。新建的中共苏中区委在《苏中报》刊登了《大规模地进行乡选和民主建设工作》《抗日民主根据地内乡政府的组织法》和《选举法》等文告。苏中第三区党委于1942年元月召开了关于改革基层政权的扩大会议，标志着以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为主体的“新乡制”运动的正式启动。
泰兴实施“新乡制”的主要做法
强化领导，完善组织。在全县实施“新乡制”的部署动员会上，行署专员朱克靖宣布“泰兴实施新乡制工作，由县长杜干全负责组织领导，成立领导小组。先行试点，积聚经验，迅速铺开，并争取两年内基本完成根据地内半数以上乡政权的改造任务。”经泰兴县委政法党组议定：由谢邦佐、姚远、莫珊、蒋若鲁等同志组建领导小组。此后不久，领导小组更名为“县行政工作大队”，由谢邦佐任大队长，张仲藩任副大队长，刘维南任指导员。各区建立分队，每个分队10人左右，在分队下再设工作小组。当时，我所在的工作小组，由周光仪同志任组长、葛绳武、葛颖、叶龙奇、王祥龙和我为组员，派驻于河失乡开展新乡制推行工作。
先行试点，以点推面。“新乡制”推行是抗日根据地内以政权建设为重点，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全面而深刻变革。为有条不紊地推进，县行政工作大队确定了“先行试点、阶段推进”的工作步骤，其中，处于泰兴县中心位置的洋碾乡是县里确定的试点乡之一。洋碾乡是县武装斗争的一面红旗；工、农、青、妇、儿的群众组织健全，尤其是农会减租减息和支前成绩显著；由11个共产党员组建的党支部在群众中有相当威信和凝聚力。围绕试点工作，党支部拿出了“五步走”的选举工作计划：一、宣传动员阶段，要求将实施新乡制的意义、政策，做到家喻户晓；二、熟悉情况、广交朋友，开展和风细雨地批评和自我批评；三、进行公民登记、核实选民资格并张榜公布；四、确定代表的标准和操作过程；五是总结经验教训。在这一计划指导下，该乡的“新乡制”选举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取得了较好效果。
注重培训，把控政策。在“新乡制”运动中群众能否真正发动起来，各阶段工作能否按期推进，关键在干部。对此，围绕形成一支政治坚定、工作得力的干部队伍，后来从教育界选调汪普庆、李学民、吴荣成等同志充实“新乡制”工作队，并在鞠家庄、薛家堡等地开办基层干部培训班、财会班、妇女班、童干班，每班30至50人，每期一个月，共举办5期。这些同志经过培训，政治觉悟、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大大提升，成为各地推进“新乡制”改造的重要领导和骨干力量。与此同时，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县里十分强调政策执行的严肃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要求既严格执行政策规定，又要从实际出发，把控好政策执行的尺度。例如，在洋碾乡政府选举中，提名的侯选人中党员和基本群众人数总和略超过“三三制”的比例要求，引发一些争议。县委、县政府逐级上报，请求解答。不久，中共华中局关于基层政权执行“三三制”政策问题有了明确批复，强调基层政权不能与县区级政权相提并论。乡政权必须由无产阶级、工农大众占绝对的优势，应该党员和基本群众占绝对的多数。选举中要注意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权，但不等于清一色。上级的批复，打消了大家的疑虑，也为全县推开“三三制”选举提供了政策依据。
深入发动，过细工作。各工作队按照县的统一部署要求，深入到农民群众中有针对性地做好政策宣传、形势教育和“新乡制”意义、工作内容等宣传、解释工作，打消群众疑虑，调动群众关心和参与“新乡制”改造的积极性。例如，针对根据地形成之初的币制混乱、红色政权尚未建立等客观现状引发一些农民群众的观望和疑虑，派驻庙头庄的工作队员们专门请来县参议长刘伯厚先生，现场解答群众的疑问。在场的群众无不为之心悦诚服、拍手叫好。
为体现和保证“新乡制”推行中的广泛性和民主性，县委要求各工作队在工作中务必做到作风扎实、工作过细。如在审查选民资格时，洋碾乡工作队协同基层干部，挨村逐户，按人登记姓名、年龄、职业和文化程度，认真落实公民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上千人的选民登记、出榜公布均做到无一差错。
突出重点，统筹推进。在集中力量抓好“新乡制”推行中“选好干部、选好政权”这个重点工作的同时，各工作队按照县里的统一部署，有序推进减租减息、妇女解放、拥军优属、查奸肃反等各项工作和新秩序的建立。1942年全县减租田亩达925546.3亩，减租稻麦总数达113876.8石，受益农民15万多户。冬季报名参军的青壮年1400多人，形成了争缴反攻粮、实施新乡制，实行抗日民主的新高潮。
新乡制带来根据地的新气象、新变化
“新乡制”的建立，扫除了根据地建设之初由旧政权、旧制度造成的反动、腐朽、混乱现象和各种积弊；颁布施行的一系列新法令、新秩序、新制度，给根据地带来崭新气象和深刻变化。
实行男女同权，谋求妇女解放。当时居家务农的多为妇女且妇女地位低下，男女严重不平等，使乡选民发动工作面临难度。为此，工作队进驻后白天帮助搞生产，早晚深入到户，利用谈家常的方式做妇女们的思想工作。祁家利的童养媳过门后就没姓名，队长万可芳通过多次做工作，并建议她取名叫祁桂英。她听后高兴得很，一下子找到了自尊，主动留万住宿。在审查公民资格和出榜公布时，她第一个报名：“我叫祁桂英”，许多妇女为之惊奇。她公公闻知这一消息，责令儿子拖她回来，遭到祁桂英的坚决拒绝。工作队员们严肃教育父子俩使其低头认错。从此，祁桂英带头剪辫子，放裹脚，上识字班，成为“新乡制”的骨干，被选为妇抗会委员。她讲：“我是个没名没姓的小丫头，竟当上‘ 半边天’的代表。往后，我希望全乡的姐妹们都拿出‘半边天’的样子，坚决抗日，保卫家乡！”诸如祁桂英这样的妇女在“新乡制”运动中还有很多，她们勇于冲破几千年来束缚妇女的封建枷锁，争取男女平等、言论自由、婚姻自主等权益，成为加快“新乡制”进程的积极动力。
惩治反动地主，推动减租减息。宣堡区的宗林乡梅家埝，有三家地主各有200多亩庄田（外庄田未计）。三家基于血亲、姻亲关系，长期抱团成势，豢养家丁打手，称霸乡里，并操控基层政权。“新乡制”政策出台后，三家联手抵制，企图继续鱼肉百姓。针对这一情况，该区决定在乡选中，把梅家埝划归厦乡管辖，以削弱三家势力对选举工作的负面影响。在实施新乡制试点的群众大会上，区长兼行政工作队长郁文刚刚讲话，一群人就拿着扁担、竹子等冲进会场发难。在多次口头警告无效后，郁区长命令民兵们把领头闹事的孙荣贵抓起来。接着，县团派来一个连队，把聚众闹事的人全部拘捕到崇头庄的永庆庵审讯。经过党的政策感召，孙荣贵等终于交代了“地主串通爪牙、出谋划策、决定暴动”的阴谋。区里立即组织力量，将幕后策划者拘捕到案，并于事发的第三天召开了公判大会。梅家埝的反动地主势力被依法惩治后，宗林乡的减租减息工作得以迅速推开。
认真查奸肃反、纯洁基层政权。城黄公路南侧的曲霞区印陈乡，是靖泰敌伪与我争夺的战略要地之一。行政工作队进驻印陈乡后，在乡选的民主评议时有群众举报，曾任过伪保长的常雨仁、丁祝山与据点敌伪军往来密切，有通敌嫌疑。对此，工作队展开认真调查，查清常、丁二人曾为敌伪偷袭乡里拉过肉票，并秘密向敌方提供钱粮。在确凿证据面前常、丁二人不得不低头认罪，听凭处理。此事震惊了蒋华区三阳乡原伪乡长常加林等曾有过资敌助敌行为的一批伪乡、保长，他们纷纷走进根据地新乡政府具结自新悔过书，并得到具保释放的宽大处理。
70多年前，在泰兴广大乡村发生的“新乡制”运动历时虽短，但波及之广、变革之深，对当时巩固以黄桥为中心的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而加快党中央关于“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战略的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新乡制”创建中的做法和经验也为其后我广大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铺垫了基础，探索了路径，提供了借鉴。
（作者系泰兴市商务系统离休干部，叶晓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