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日梅（右）和钟期光夫人凌奔
受访时的陈日梅
江西南昌。
2020年初春，天空飘着雨，在三纬路上，我们找到陈日梅居所。
陈日梅，祖籍福建永春，1921年2月生于马来西亚。她父亲陈云轻因家境贫穷，跟随一批华工漂洋过海到南洋当矿工，后用积攒的钱买下橡胶园，定居吉隆坡。1938年春天，陈日梅瞒着父母，从新加坡坐船前往香港，转道来到广州。从此刻起，她开始了漫漫的革命征程。
奔赴延安
陈日梅抵达广州之后，与部分华侨青年找到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提出去延安。一行人从广州到武汉，转道经西安到达洛川，又长途跋涉200多里，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陈日梅于当年5月进入“陕北公学华侨干训班”。“陕北公学”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课程主要有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民众运动等。学员入校，第一项任务就是挖窑洞，挖好了窑洞就有了自己的家。清晨军号一响，大家立即起床，打好背包出操。这背包的作用是万能的，上课当凳子坐，写作业当桌子用，晚上打开睡觉。尽管学习生活的条件非常艰苦，可学员的精神非常充实，文体有球类、拔河、掷手榴弹、爬山等。整个延安，走到哪里都是歌声。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是《陕公校歌》《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黄河颂》《游击队员之歌》《松花江上》等。在陕北公学培训三个月，陈日梅感到人像脱胎换骨似的，坚定了投身抗日运动的信念和决心。
走进皖南新四军
陕北公学的学习结束后，陈日梅编在“海外工作团”，计划从延安出发经湖北汉口，去海外宣传抗日救国，没想到国民政府拒不签发出国护照，“海外工作团”只能解散。陈日梅辗转到了广西桂林，在八路军办事处遇到了李克农。陈日梅提出想回延安，李克农告诉她，陇海铁路已被日军切断，回不了延安了，建议她去皖南参加新四军。
1939年7月，在李克农安排下，陈日梅与《大公报》4位青年记者同行，从桂林坐火车经衡阳到萍乡。由于战时交通受阻，他们翻山越岭几百公里，绕道临川等地进入江西鹰潭。从鹰潭坐火车到浙江金华，再转乘汽车经兰溪到了安徽岩寺，又从岩寺步行到云岭，千辛万苦来到了新四军军部。
陈日梅有音乐天赋，嗓音好，开始分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歌咏队，后调入新四军教导总队八队学习。一个队上百个女兵，在队长于晶的带领下，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政治学习、军事训练样样争先。
学习结束后，陈日梅选择了做民运工作，奔波于皖南铜陵、繁昌、南陵一带，白天分散到各村，走村串户，一边开展减租减息、扫盲运动，组织健全儿童团、妇抗会、青抗会和农民自卫队，一边动员群众参军抗战，并对开明绅士和各界人士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她工作努力，成绩突出，1940年10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北撤被捕脱险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把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全部撤到黄河以北。新四军顾全抗日大局，决定撤离皖南北移，军部领导要求非战斗人员提前北撤，化整为零，分批东进向苏南方向进发，再陆续设法通过日伪封锁线转赴苏北。陈日梅作为战地服务团的第三批人员开始撤退。
12月中旬，陈日梅随着队伍经宣城向溧阳前进，队伍连续行军十来天，来到新四军二支队驻地，分散住在老百姓家，待机北上。为了行动方便，她剪成短发，办理了“良民证”，换上老百姓家借的便装。她和沈西蒙等分在一个组，夜行昼伏，尽量走小路。临近奔牛镇时，遇上伪军的岗哨。伪军问：“到哪里去？”陈日梅回答：“到码头乘船。”伪军说：“你这口音和打扮，是新四军吧？”日梅说：“我是跟叔叔来走亲戚的，叔叔上街买东西了。”伪军不信，把陈日梅带到了大队部。伪军大队长反复盘问，她坚决否认自己是新四军。伪军无奈，就把她关了起来。
一天下午，有位穿长袍的中年人前来探望，悄悄对陈日梅说，“部队已和伪军谈妥明天放人。”原来，新四军敌工部长陈超凡获悉北撤队伍在奔牛受阻后，迅速派人疏通关系前来营救。第二天，陈日梅一行继续北上，渡过了长江。此时，正值皖南事变的前夕。
曾任职团政委的陈庆东说，我妈现在写字不用戴老花眼镜。这是陈日梅为铁军杂志的留言：华侨抗日
沐浴硝烟的婚姻
渡江后，陈日梅等人抵达新四军一师三旅。司令员陶勇将她留下，在旅文工团学习队任队长，之后调到旅保卫科任支书兼文化教员。1941年5月，调新四军一师司令部电台任支部书记。就在这一时期，她和师政治部干部科长陈伊相识，两人情投意合，经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撮合，俩人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粟裕同志在他们的结婚报告上写下这样批语：“希望你们今后要共同学习，共同战斗，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奋斗。”
结婚那天，借居老乡家的堂屋，两条板凳搭一块门板，铺上稻草，两人的被子搬到了一起，一条垫，一条盖，就算是新房了。总务科送来一对蜡烛，是唯一的摆设。没有糖果，只有炒花生。
不久，陈伊被组织上派到长江南岸的沙洲地区，任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兼县长。由于抗战局势变化，任务非常紧迫，粟裕和陈丕显要求他立即上任。临行前，陈日梅临产，他顾不上照料妻子，渡江去了沙洲。孩子出生的第三天，江北根据地也遭到敌人扫荡，陈日梅抱着孩子随队行军转移。
她和凌奔亲似姐妹
《三个新四军女兵的多彩人生》一书，其中就有女兵凌奔。
凌奔是开国上将钟期光的夫人，原名黄明英，安徽南陵人。她比陈日梅早一年参加新四军。
在战地服务团民运队，陈日梅和凌奔分在同一个小组，凌奔当组长，在皖南山区开展民运工作的日日夜夜，两人结下深厚情谊。北撤来到苏中地区，同在一师司令部，凌奔任指导员，陈日梅是电台的支部书记。一次，马来西亚的家人给陈日梅寄来3000元钱，她找凌奔商量如何分配，凌奔建议把其中十分之九2700元交公，余下300元分给战友，一人发2元，生病的发5元。凌奔笑着说，“部队困难时期，华侨人家造福大家。”
1943年初，苏中抗战进入了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日伪军向四分区清乡、扫荡，实施“三光”政策。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部队机关实行精简，非战斗人员暂时疏散，投亲靠友“打埋伏”。陈日梅随凌奔一起回了皖南凌奔的老家。从苏北到南陵，因敌人封锁，只能绕道上海。可到南陵才住了个把月，就引起了当地敌伪眼线的注意。凌奔当机立断，两人出城转移到芜湖。凌奔把陈日梅安置好，匆忙赶往江北的无为县，找到新四军七师副师长傅秋涛。傅秋涛立即派人到芜湖把陈日梅接过长江。这年8月，几经周折的陈日梅和凌奔，回到苏北东台，重返新四军一师。
新中国成立后，陈日梅随丈夫陈伊南下，出任十兵团后勤保卫干事、原福州军区托儿所副所长。1952年转业地方，曾任福州市妇联副主任。陈伊调任江西省军区副政委，陈日梅随调南昌，任东湖区委常委，后光荣离休。
记者感言 春寒时节见到陈日梅，戴着红绒线帽，脸上透出红润，不显苍老，更不敢相信已是百岁老人，真的印证了“革命人永远年轻”的结论。陈日梅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这个东南亚岛国的绮丽风光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姊妹排行，陈日梅是第三个，天性活泼，向往自由、自主。中学时代，斯诺的《西行漫记》给她人生打开了一扇窗，于是她毅然选择回国投身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抗战既是悲壮历史，也是醒世杰作，唤醒大批华侨以毁家纾难的报国情怀、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与祖国人民共赴国难，铸就中华民族不屈的钢铁长城。抗战时期，到达延安的华侨青年就有600多人。1939年，3900余名华侨司机和修理工回国效力，冒着枪林弹雨，把40多万吨战略物资运送前线，其中不少人为国捐躯。新中国诞生之日，毛泽东同志为海外侨胞题词：“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指出，“近代以来，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
陈日梅，华侨的代表，不爱红装爱武装，在抗日烽火中为祖国、为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出生入死。自回国参加革命后，61年没有回过马来西亚，直到1999年才与丈夫踏上南洋归途，看望健在的亲人。她虽不惊艳，可身上折射出来的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炎黄子孙的荣耀。陈日梅的丈夫陈伊，出生在长江边的护漕港，现为张家港市的区划范围，1938年参加新四军“江抗”，1986年离休定居南昌，2015年走完了95岁人生。张家港市新四军暨沙洲革命根据地研究会，如今把健在的陈日梅视为张家港的女儿，牵肠挂肚，每逢新春佳节都会派人远赴南昌慰问老人。年已九旬的张家港市原政协主席顾秉钧向我们介绍：“陈伊的故乡现在融为港区了，陈伊夫妇俩90多岁带子女来张家港观光过，看到家乡发展变化，笑得合不拢嘴。我当时就说，两位老人当年参加革命不就是为了人民过上好日子嘛，如今张家港人幸福美满，说明共产党说话是算话的，老人能不高兴吗。”（本文照片由陈庆东、陈佳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