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王永贞

    妈妈王永贞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我常常在梦中看见她。
    小时候我只知道妈妈是个家庭妇女，病怏怏的，整天待在家里不工作，很是有些不解。
    等我长大后渐渐知道了妈妈年轻时的故事。
    听小外公（外公的弟弟）说，妈妈的祖上是南京郊外的大户人家，太平天国时遭遇变故，从此家道中落。由于战乱不断，到了外公这辈，变卖了所有家产，外公带着弟弟和家眷逃到了江北，在苏北如皋一个同姓的小村子里落了户。外公略懂中医，在乡间行医并开了间中药铺兼杂货铺，置了几亩地，过起了衣食无忧的小日子。
    日本侵略中国后，在学堂里的小外公和大舅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宣传，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妈妈由于外公外婆的管束，只能偷偷地加入了村里的妇救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妈妈不顾外婆的反对，参军到了新四军部队，在卫生队当了一名卫生员。
   卫生班班长是个老红军，大家都叫她“老班长”。“老班长”其实不老，年龄不到30岁，她还带着个1岁多的小男孩，大家都叫他“宝宝”。
    妈妈到部队没几天，卫生队就遭到敌人的突袭。当时情况紧急，队长和村长组织伤病员和老百姓转移，警卫班和能拿枪的伤病员都去阻击敌人，有几个重伤员实在走不了，就由老班长在老乡的帮助下藏进了芦苇荡，大家就露出个脑袋，或坐或站在河水里。不一会儿，村子里传来了爆炸声，宝宝一下子哭了起来，这时老班长才发现宝宝还在背上。她赶紧抱起宝宝，并用一只手捂住了宝宝的嘴。随着敌人在河边的脚步声传来，大家都屏住了呼吸，紧张地看着宝宝不停地蹬着小脚，老班长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流…… 等敌人撤走了，才知道他们是路过偶然遇上。由于兵力悬殊，卫生队损失惨重，警卫班和所有参加阻击的伤病员全部都牺牲了，还有我们可爱的宝宝！这次战斗后，有两个和妈妈一起参军的女孩子离开了部队，在以后的艰苦生活中，又有两个女孩子离开了部队，同时参军的5个女孩，只有妈妈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
    妈妈说，那时部队卫生队的条件还是很艰苦的。换药用的器具主要是粗瓷大碗，竹子做的镊子，药品很少，大多用盐水洗伤口。生活上就更不用说了，女孩子来了例假，只能用一块洗干净的旧布，包上灶膛里的炉灰来用，行军的时候，炉灰结了块，磨得大腿根部鲜血淋淋，就这样还要坚持着走下去。
    南京上映电影《淮海战役》时，妈妈没有去看。我看完电影回来对她说，牺牲将士裹着白布排列的场景实在是震撼人心！妈妈说，淮海战役近两个月的时间，她们卫生队跟着作战部队一直在战场上。刚开始还有白布裹尸，后来白布都没有了。她说，我们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士，但是没有办法啊，牺牲的太多了！他们都有父母兄妹，有的还有妻子儿女……那是1948年的冬天，每场战斗下来，周围的空气里都充满了血腥味。妈妈和战友们白天抢救伤员，治疗、手术、换药，晚上要到冰冻的河水中洗纱布、绷带、床单……没有白天黑夜的工作着，有时困得不行，在河水里洗着洗着就睡着了，一头栽到河里。白天大家要轮流到阵地上去抢救伤员，在枪林弹雨中，她们救下了难以计数的伤员。妈妈在阵地上背下来的一个伤员，十几年后在南京军事学院竟然重逢了，那个叔叔叫金祥发，当时是个20多岁的连长。此后几十年，我们两家分分合合，最后都回到了南京，直到现在每年我都去看望金叔叔的遗孀张碧珍阿姨，这是在战争中结下的鲜血凝成的友谊。
    淮海战役结束后，妈妈被选送到华东军区军医学校（第二军医大学的前身）学习，毕业后到部队当了一名军医。1955年部队大裁军时，因妈妈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从此脱下军装成了家庭妇女。此后的岁月里，妈妈顽强地与疾病抗争着，那时肺结核是恶疾，我曾几次看到妈妈大吐血，在我的记忆里，妈妈是常年住院的。妈妈曾说过，有次她出院回来，我竟然不认识她了，叫她阿姨，妈妈心里很难过。妈妈病愈没多久，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我们兄妹3人陆续参军，走进了部队这所革命的大熔炉。1970年军事学院解散了，父亲被分到福建前线，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妈妈放弃了安逸的都市生活，跟随父亲来到了生活条件艰苦的山沟军营里。
    十几年后，我们相继回到了南京，兄妹都成家立业，父亲也离休了。妈妈本可以和父亲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了，却又不幸患上了糖尿病。多年来妈妈一直和疾病斗争着，从来没有让我们担心过，但是在2002年的初冬，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做胰岛素调整治疗时，却因突发性心梗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妈妈走得如此之快，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句话。
    每当妈妈的忌日，我都把墙上妈妈的照片摘下来，轻轻地拂拭一遍，心中默念着，亲爱的妈妈，您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了您的青春和热血，您为儿女含辛茹苦默默地辛劳了几十年，你是儿女心中永远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