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燮侯
翻开北大校长名册，老校长有严复、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马寅初的名字，群星璀璨，如雷贯耳，个个都是当时中国的著名学者和大师。而何燮侯曾当过北大校长，可能知其者寥寥。
留学日本结识鲁迅
何燮侯(1873—1961)，字燏时，清光绪四年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檀溪乡花明泉村一个“诗礼传家”的家庭。其父何蒙孙，是晚清秀才，驰名江浙的书法家、教育家，曾创办诸暨景紫书院（今学勉中学）任校长兼常务董事，督责教育长达30年，还曾任诸暨劝学所（教育局）长、图书馆长等职，倡导文教，贡献良多。何燮侯幼年读孔孟之书，15岁从蒋观云先生习古文。16岁从赵缵侯先生学数学。
19世纪末，为了学习新知识，追求新思想，何燮侯毅然离开家乡，来到杭州求是书院求学，1898年被选送到日本留学，成为旧中国首批送日本留学的五名学生之一，学的是“工科採矿冶金系”，也是第一位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仙台，何燮侯适遇鲁迅以及其他留日同学蒋观云、陶成章、蒋尊簋、陈仪等人。虽然他们所学专业不同，然而，兴学求知、报效祖国的愿望却是共同的。何燮侯特别对同乡鲁迅钦佩不已，他俩从绍兴的乌篷船、鲁镇的百草园，聊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更是有着惊人的同感。很快，他俩就成了无话不说的挚友。何燮侯在留学日本时，就曾接触过马克思著作，后来在友人汤伟臣、汤哲存处获读日译本《资本论》，随后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看到美国人艾迪博士写的《苏联游记》，从此对社会主义制度十分向往，到处搜觅马列著作，并开始向亲友宣传苏联社会主义，被人笑称“苏联迷”。
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1905年7月，何燮侯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他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规大学毕业第一人。1906年春，何燮侯自日本回国，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同年冬调北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1907年他奉命到日本考察大学制度，筹划图书设备及建校事宜，历时数月，返国后受命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即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建筑主任，在他主持下，1910年2月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同年12月至1913年11月近一年时间里，他继严复之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3年秋天，教育部为减省经费，几次要停办北大，而且准备将其并入天津北洋大学。此举遭到何燮侯及全校师生的反对，何燮侯给大总统呈文：“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不齐一，可以力加整顿，而唯此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要遽行停止。”由于何燮侯和师生的坚决反对，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裁并北大的企图被打消。在不到一年的任期里，何燮侯多次为北大的发展多方奔走。然而，在办学理念和行为作派方面，何燮侯与当时的教育总长相左，并不满袁世凯独裁，遂萌生退意。1913年11月，何燮侯提出辞呈。作为过渡时期的校长，何燮侯为北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适遇周公坚定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何燮侯避居乡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东北伪满政府成立，伪满大臣罗振玉和伪满总理郑孝胥，发电邀请何燮侯出任伪教育部长，同时汇来旅费3000元。何燮侯断然拒绝。一次，国民党军队的师长陈时骥回诸暨枫桥省亲，来何家探望。何燮侯便乘机向其宣传抗日救亡主张，要陈不要到江西打内战。但陈不听劝告，结果在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中他的师被红军一举歼灭，陈本人也成了俘虏。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对共产党抗日救国政策极为赞赏，称之为“中华民族之大幸”。1938年4月，中共诸暨县枫桥区委书记陈创人去延安前，到何家看望他，同他谈了中共抗日救亡的十大纲领，送给他部分马列主义书籍和延安出版的报刊。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何燮侯积极投身抗日工作。
1938年10月，广州失守、武汉沦陷；12月，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国民党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面对这严峻局面，1939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从重庆赶往新四军皖南军部视察后，又奔赴浙西抗日前线视察，做国民党抗日将领的工作，以便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是年3月31日，获悉周恩来将途经诸暨枫桥的消息，当时已年逾花甲的何燮侯，策杖10多里赶到枫桥，随之又提前到三里店迎候。两人见面甚是亲热，当何燮侯谈起他与周恩来的祖父早就熟悉的事，周恩来说：“您是老前辈了，我对何老先生也是闻名已久的。”周恩来在枫桥大庙讲话时，何燮侯带领镇上各位乡绅向周恩来致敬。其中有曾任甘肃省长的陈继侃、老教育家周子豪、留学比利时的医学博士骆雨农、战时中学校长赵君芳等。他陪坐在主席台上，聆听周恩来激动人心的演讲。会后陪同周恩来共进午餐，又聆听了他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席间，周恩来对何老先生坚持抗日的立场表示赞许。何深受鼓舞决心奋起效力。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诸暨沦陷，新四军淞沪游击队三支队二大队奉命从四明山南迁诸暨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大队长蔡正谊在枫桥开群众大会，考虑到何年高体弱没有打扰他。何燮侯闻讯后说：“抗日救国的会，为啥不通知我？”为此，大会主持人赶快派人去请他出席。
作为一方开明绅士，何燮侯在当地有着崇高威望，也成了各方拉拢争取的对象。然而，何燮侯的政治取向从一开始就很明朗，积极拥护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反对任何亡国滥调。
1942年5月25日，中共诸暨地下县委书记朱学勉在下北、泌湖建立了一支自卫队，开展敌后抗日活动。北乡绅士、明镜乡乡长钱之棻联合邻乡乡长也搞了一支“四乡联队”。为了联合抗日力量，何燮侯受时任中共会稽工委书记杨思一之托，利用何、钱两家的联姻关系，多次找钱之棻做工作，动员其联合抗日。在他的奔波说服下，钱终于同意联合，建立了诸暨县下北四乡（泌湖、明镜、姚江、朱公）抗日联合大队。在余姚梁弄黄家宏介绍下，何燮侯又与钱之棻做大连乡乡长赵汉波的工作，在统一战线的感召下，赵汉波也同意联合抗日。1942年9月，诸暨八乡抗日自卫队正式建立。从此，会稽山根据地进一步扩大，打鬼子的钱粮供应有了坚实保障。
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南进支队于1942年6月挺进会稽山，以枫桥为中心，逐步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何家屋处花明泉村是山区，群众基础好，抗日部队在执行任务时经过该村不下数十次。每次在村里小住或休息，各级领导总要登门拜访与何燮侯叙谈，遇到饭点便一同进餐，可见，他与共产党关系甚为亲密。
1942年夏天，一小股日军流窜到赵家镇驻日岭村和蒋坞村一带抢劫，抗日军民杀死了两个“掉队”的鬼子。这一下惹恼了日军，扬言要血洗花明泉。危急关头，何燮侯挺身而出，用自己娴熟的日文写了一篇充满民族正气的檄文，贴在花明泉村桥头醒目处。檄文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有句古语，叫恩有恩报，仇有仇报，若有不报，时候不到。没有凭证，乱杀无辜，天地难容。中国人不是你们随便就可杀戮的！署名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生何燮侯。
后来，日军窜到花明泉村后，看到这篇檄文，气得“哇哇”乱叫。但又一想，在中国的偏僻乡村，竟然有写得如此漂亮的日文，且文法通畅，还敢署上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生何燮侯的大名，觉得此人一定有“来头”，不敢轻举妄动，只得悻悻地经驻日岭返回绍兴。何燮侯在危急关头写檄文退日军，保一方平安的壮举，一直为乡人所传颂。
何燮侯与中共浙东地区党政军领导人谭启龙、何克希、杨思一等人有很好的交往。抗战后期，何燮侯不顾年高，奔波跋涉于会稽四明山区，他在新四军浙东纵队的保护下，常到附近各县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支持抗日队伍，并对国民党官员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劝他们在民族大义面前认清形势、不搞摩擦，掉转枪口一致抗日。
1945年1月，何燮侯出席在正蒙学堂召开的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当选为浙东敌后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当他发现国民党顽固派在乡间滥派款米引起民怨之事，即向国民党县长祝更生进言：“非予改组，则不足以平民愤。”他与祝更生谈过几次话，对祝的思想转变有一定影响（祝更生于1949年3月在松阳率部起义）。当时，驻守在枫桥的汪伪独立四旅旅长蔡廉曾策反何燮侯，想将他拉入汪伪做事，被何燮侯断然拒绝。蔡廉企图采用抓捕的方式迫使何燮侯就范。幸亏他的表侄及时告知，他躲进深山才幸免于难。
两次被捕 矢志不渝
解放战争时期，因追随共产党，何燮侯曾两度遭国民党当局逮捕，但他傲骨铮铮，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政治取向。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在回老家诸暨的路上被国民党拘捕，后由他的老友周志豪（曾任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校长）通过关系保释。他在诸暨无法藏身，随即躲避至杭州。由于诸暨县党部已将情况密报省党部，他刚下火车，就又被省保安处逮捕。他在狱中、法庭上，侃侃而谈共产主义，大讲抗日无罪，救国有功，讲“金萧支队好，秋毫无犯，爱护百姓，国民党不及他们”。宣称“释放不释放听便，不谈共产主义做不到”。后经陈季侃、邵力子等多方营救保释出狱，但不能南越钱塘江，只能长居余杭。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同年9月21日，何燮侯作为“特别邀请人士”赴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9月30日，他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日下午，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观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1950年4月，何燮侯接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委托，担任民革浙江省分部筹备委员会召集人。是11位筹备委员中唯一没有参加过国民党的爱国民主人士。1954年民革浙江省委员会成立，何燮侯当选为主任委员。何燮侯历任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原中共浙东区委书记、新四军浙东纵队政委谭启龙曾说：“何燮侯先生是一位坚强的爱国人士，他两次拒绝蒋介石、汪精卫重金高位的引诱，不为生活、权势所迫，而洁身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