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在庚子新春期间爆发，凶猛无情地袭击了武汉、湖北和整个中国，成为最近一个时期全国乃至全世界广泛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对于这次疫情，社会上有各种猜测，也有各种谣言。有的谣言掺杂着主观臆测和“合理想象”，耸人听闻地编造出一些“故事情节”，渲染所谓“阴谋论”，对此我们不能轻信。但如果剔除其臆测成分，我们应当冷静地想一想，在这个以前发生过不少生物战，曾让无数人惨遭毒素摧残的世界上，以后还会不会发生生物战？生物战离我们有多远？当生物战真的来临时，我们是否具备快速应对、有效遏制和保证打赢的能力？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和认真探讨。
生物战的历史渊源及发展过程
生物战，亦称细菌战。它是用细菌、病毒等微生物作武器，以人、畜和植物为主要侵害对象，人为制造大规模杀伤力的一种灭绝人性的战争形式。
生物战古已有之。早在1345年，蒙古军队（鞑靼人）进攻位于今乌克兰西南的黑海港口城市卡法时，利用抛石机将感染鼠疫病菌的尸体抛进城内，瘟疫迅速在卡法城传播，最终使乌克兰不战而败，这是人类社会有记载以来的第一次正式细菌战。1763年，英国给印第安人领袖送去染有天花病毒的毯子和手帕，大量印第安人由此被夺去性命，英军趁机占领了大片印第安人土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毛毯攻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生物武器通过飞机、坦克等大型装备装载投送而被正式用于机械化战争领域。1915年，德国间谍将在美国港口待装运送到协约国的马匹接种了鼻疽、炭疽杆菌，借助马匹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协约国参战官兵。同时，德军还用飞机投放沾染病毒的巧克力、水果和玩具，伤害敌国居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先后在我国东北、广州和南京等地建立制造细菌武器的专门机构（如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并于1940年至1942年在浙江、湖南、江西、山东等地撒布鼠疫和霍乱等病菌，造成这些病毒感染疾病的发生和流行，仅鲁西聊城、临清等18个县至少有20多万人死于非命。时至今日，我们还受着日军遗留生物武器的潜在威胁。
朝鲜战争期间，1952年1月27日夜，美军飞机在我志愿军阵地上方低空盘旋，尔后扔下了大量苍蝇、跳蚤、蜘蛛等昆虫，此后志愿军各兵团还连续发现多起类似事件。经国内派往朝鲜的防疫专家化验，这些昆虫携带着大量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等病菌。
此后，美军还在越南战场上使用了大量化学武器，这些化学武器主要包括除草剂、落叶剂、毒气CS等。尤其是1961年至1971年实施的“牧场工行动”，导致越南200万公顷森林、大面积的水稻和其他农作物成片死亡。
除了传统的生物武器外，还先后产生了具有剧毒性、能够大规模杀伤人畜和植物的各种化学战剂，以及使人受化学物质辐射而发生基因可遗传变异的基因武器，给人类蒙上了更加恐怖的阴影。
生物武器的危害性及做好应对准备的必要性
生物武器，主要以病毒为中介，通过一定的装载、投放和撒播工具，杀伤毒害预定地域内的人、畜、植物等，造成敌方有生力量的大量毁伤，从而控制战局、赢得战争胜利。
病毒是一种个体微小、结构简单的微生物，进入宿主细胞后，能够利用细胞中的物质和能量进行复制、转录和转译，并按照其核酸所包含的遗传信息产生新一代病毒。它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隐蔽性强，难以察觉。病毒是人的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可以隐藏在宿主中间悄无声息地繁殖和传染。经过人工改造的病毒更像一把特制的锁，只有研制者才知道它的密码，其他人即使知道是生物武器，也难以查清它的来源与属性。二是变种迅速，难以防范。生物武器中的各种病毒都有其独特性，必须有独特的针对性技术手段才能使其失去毒性。一旦产生人与人感染，可能会成几何级传播状态，一发而不可收。三是成本低廉、威力巨大，作战效费比高。生物细菌来源广泛、制作简单，杀伤力极强、生产潜力巨大。有人估算，用50亿美元建造的核武器库，其杀伤威力和作战效能远远不及用5000万美元建造的生物武器库。如果将100公斤的炭疽杆菌病毒散播在一个大城市，300万市民会立刻感染致死。
正是基于生物武器惨绝人寰的杀伤力和破坏力，世界有关国家于1925年6月在日内瓦签订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生物武器。议定书问世后，对约束生物武器研制、遏制生物战爆发产生了积极影响。
然而即使如此，一些国家及其军队对生物武器和生物战争的研究从未停止过。2018年10月4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了一则消息，称西方某国在俄罗斯邻国建立生物实验室，进行有毒物质的研究和试验。尽管现在还不能断定某些国家从事生物武器研究试验的目的是什么，但种种迹象表明，少数国家至今仍未放弃生物武器，却是一个不争的现实。生物战并非空穴来风，做好应对生物战的相关准备，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我们应该怎样做好应对生物战的准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有备才能无患。无论生物战是否会在未来可以预见或不可预见的时间与范围内发生，我们都应当做好应对它的充分准备。指望靠一纸议定书就能让生物战销声匿迹、远离人类，企望通过大声疾呼、道义宣示就能让生物武器在地球上彻底绝迹，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做好充分准备，才能在战争真的来临时从容应对、有效遏制，最终取得胜利。
借鉴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教训，我认为主要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做好应对：
第一、健全应对生物战争预警响应制度。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响应制度，疾病防控中心、病毒研究所、传染病医院等专门机构已形成体系和初具规模；这次疫情暴发后，还快速启动了各级应急指挥机构。凡此种种，都为防控疫情扩散蔓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暴露出来的问题看，目前我们还没有健全的预警制度，疫情早期预警和应急响应启动迟缓，疫情初期许多地方处于忙乱状态。以此为鉴，应对可能发生的生物武器袭击，必须进一步健全现有预警响应制度。战事一旦发生，由谁发出预警、由谁决定进入紧急状态、由谁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军队和地方、各级政府和各相关机构分别履行什么责任，等等，都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和细化。同时，应在现有体制基础上，明确强化有关部门战时应对生物战的指挥协调职能，这个部门平时可寓于现有编制内履行日常组织协调职权。一旦有战事，就立即转为应战机构、进入战时状态，使其发挥快速有效的职能作用。
第二、完善大规模传染性病毒防控机制。这次疫情发生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凭借行政手段对防控工作进行了强力干预，举全国之力打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为遏制和最终战胜疫情创造了良好条件。但如果发生生物战，其发起时机可能更加不可预测，袭击手段可能更加隐蔽，袭击范围可能更广，杀伤威力可能更大，因而必须具备更加有效的制度性机制。这个机制拟以现有应对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综合机制为基础，以现有军地疾病防治控制系统为依托，以现有传染病防治体系为框架，按照平时应急、战时应战的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和运行机制，突出搞好信息化建设，构建更加广泛的监控网络，使之具备及时快速有效的预测和监控能力；建立应对生物武器袭击数据库和实验室，能够随时提供相关信息和应急应战方案。
第三、加强应对生物武器袭击装备物资研制。我国已于1984年11月正式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作为负责任大国，我们必将恪守承诺、履行公约义务。但为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生物武器袭击，亦应研制必要的防御性装备和物资。如，可利用科技优势，运用现代高新技术，研制和建立侦察检测生物战剂（气溶胶）的特种装备和报警系统；研制快速有效洗消、杀灭、清除各种细菌病毒的专用器械和药品，提高大规模、大面积消除病毒污染的技术能力；研制多种可防人传人细菌病毒的疫苗，生产各种可用于病毒感染的防疫药材和药剂，提高大规模病毒感染的防疫救治能力，等等。必要时，可视情组建应对生物战的快速反应部队。一些西方国家早已建立了快速反生物战部队，可对重要地区和目标进行50公里范围内的实时机动监控。对此，我们可研究借鉴。
第四、开展军民联合军地一体应战演练。自然疫情暴发与生物武器袭击的一个最大区别是，自然疫情防治可以由我们主动把控，而生物武器袭击则使我们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因此，要提高应对生物武器袭击、打赢生物战争的能力，必须加强实战化训练，在训练中检验和提升应战能力。经过SARS、COVID-19两次大疫情，我们从应急机制到医疗体系都经受了近似实战的考验。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在搞好基础性、经常性、专业性研训的同时，尤其要加强综合性演练。2001年6月，美国举行了一场代号为“黑暗冬季”的模拟演习。演习开始，电视台报道一家医院有20多人感染了天花病毒，随即病毒迅速蔓延，两个州遭到天花侵袭。到了第6天，已有300人死亡、2000人受感染。此时，全美1200万支天花疫苗全部用完，所有学校被迫停课。不到两个月，死亡人数升至100万，受感染人数高达300万，总统不得不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次演习，检验了该国应对生物战的各项预案，有利于提高应对生物武器袭击的实战能力。我国至今还没有举行过类似演习，今后应当酌情开展，目的在于通过训练和演习，检验整个国家应对大规模传染疫情和生物武器袭击的综合能力，为平时防控、战时胜战夯实基础。
（作者简介胡建新，曾任原南京军区，联勤分部参谋长、副部长兼应急保障旅旅长等职，大校军衔。现为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