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离开新四军，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在这以前的3月15日，中共中央已有电令，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陈毅代理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5月10日，饶漱石赴二师和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津浦路东地区巡视，直到9月19日才返回军部。这四个多月里，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的职务，均由陈毅代理。
从1942年7月开始，日军对盐阜地区再次实施大规模扫荡。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一再转移驻地以后，于12月25日分三个梯队向淮南抗日根据地迁移，于1943年1月10日到达盱眙县黄花塘村。这里原是二师师部驻地，饶漱石刚来住过，已经熟悉。
1943年是抗日战争从相持阶段将要转入反攻阶段的时期，也是战斗在敌后的新四军最为艰苦困难的时期。新四军确定这一年以整风、大生产和整训为中心任务。这三项任务，都是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保证，也是为迎接对日反攻做思想准备、物资准备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准备。这些任务实际上延续到1944年。
饶漱石为领导整风倾注了全力。还在1942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发动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那时只有华中党校、抗大分校和新四军军部直属队组织了整风学习。1943年4月10日，华中局发布指示，决定将整风作为全年的中心任务。6月初，饶漱石召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的负责同志到军部讨论整风，在会上作了《华中整风的初步总结与今年整风方向》的报告，强调整风是建设党的重要关键，必须有坚强的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必须以改造思想和改进工作为目的，必须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此之前，第二师和淮南区党委曾在盱眙县的新铺举行干部会议，抓住联防司令部一些干部的贪污现象组织讨论，展开批评。饶漱石参加了新铺会议，他对新铺会议抓住典型、展开讨论、推动全盘的做法很是赞赏，在整风报告中特地列为一条经验，要求各师各地推广。
饶漱石对整风抓得很紧。1943年8月10日，他以华中局名义发布《关于加强整风工作的指示》。指示开头就批评：“近来淮海区、苏中区给华中局的报告，或附带提到整风工作，视为次要任务，或完全未提及此全党的第一位工作。七师、十六旅两地，整风实际并未开始。”指示说，反扫荡、反顽战斗频繁，夏收秋收不能放松，改造政权和群众工作尚未完全办好，这些确实影响到专力整风，但这是一个妥善安排的问题，应该办好第一位的工作来推动第二、第三位的工作。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取得重大成果。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了明显改进，团结空前加强。结合整风进行的审查干部也有成绩，大大提高了人们对于敌人破坏活动的警惕性，及时纠正了“逼供信”的偏差。1944年4月17日，饶漱石作了《整风会议总结》，肯定成绩，归纳经验。这个总结的第三部分是《几种不同的整风方法与几种不同地区的布置》，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新四军军部迁移到黄花塘时，正值春荒，根据地出现了极端严重的经济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是度过困难的必需，也是迎接反攻的必需。华中局于1943年9月30日发出《关于生产运动的指示》，提出了10项措施。其中提到，淮南区党委根据农民因地广人稀而养成的广种薄收的习惯，提出“若要收成好，挖塘施肥多锄草”的口号，成效很好，“各地亦当根据实情提出各种宣传教育群众的具体口号”，使生产运动达到教育农民和改造落后生产方法的效果。
开展生产运动，担子最终是落在乡村干部和农民肩上。饶漱石为此提出，深入调查研究，摸清乡村底细，加强基层建设。他向淮南区党委提议，在一个短时期内，只留一位领导人主持日常工作，其他领导人都应深入基层去做调查研究。后来商定，淮南区的四位党政领导人率领38名机关干部和县区干部，到四个乡作调查：刘顺元到殿发乡，方毅到安乐乡，张劲夫到七贤乡，李世农到桑园乡。饶漱石自己也参加下乡调查，还为大家写了《乡村调查纲要》。这次调查因为日伪扫荡提前结束。环境稍微安定，饶漱石就阅读和整理调查成果，以方毅写的安乐乡调查报告为主，附以刘顺元、冯定写的殿发乡调查材料，编成《安乐乡调查》一书，并在1943年12月30日写了序言，总结了这次调查的五条经验，印发给华中各地参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促使干部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普遍加强了根据地的基层建设。
转眼1945年来临，胜利的曙光已在前头。饶漱石以兴奋的笔调写了《关于1945年华中党的任务和方针》，提出一方面要发展东南，发展华中的一切敌后区域，一方面要巩固和坚持原有地区。为实现此总方针，要做好八项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列为第一项的是：“用极大的努力来加强敌占区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城市工作是饶漱石的老本行，因而仅此一项工作就写了4000余字。他要求“在各城市与交通要道普遍建立地下党的组织，以便保证在将来反攻序幕爆发以前，能够建立大批地下军，于盟军登陆及新四军来到城下时里应外合”。他还提出要特别注重上海、宁波、南京、杭州、芜湖这些城市。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9日天还没亮，饶漱石就召集曾山、刘长胜、张执一、张承宗开会，说苏联宣战，日本很快就会投降，华中局城工部的同志要立即回上海，发动群众，准备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会上还由曾山宣布重新成立中共上海市委，以刘长胜为书记，张执一、张承宗、陈祥生为委员。
这两年里，饶漱石还和张云逸一起，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对新四军西进河南、发展东南作了具体布置，对新四军的反攻作战有过许多指示，起到了承上启下和协调各师的重要作用。1945年3月，国民党桂系1.3万余人，进攻淮南的津浦路西地区。饶漱石和张云逸亲赴津浦路西，和二师领导人一起制订了自卫作战的方针。
这里需要指出，在抗日战争的很长时间里，新四军的八个根据地是被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分割的，因而许多战役战斗是各师各战略区自行决定和指挥。近几年有些翻案说法，将新四军的一切胜利，包括车桥战役、睢宁战役、攻克两淮等重大胜利，都归功于饶漱石的指挥。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抗日战争胜利后，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一度离开华东，参加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五
饶漱石在新四军的经历，最为人诟病的是利用整风打击和排挤陈毅。那时军部住在黄花塘，所以这场风波后来称为黄花塘事件。
陈毅对整风非常重视，多次给军部和直属队的干部作辅导报告。当年的军部机关干部金冶、吴健回忆说：“他的报告深入浅出，十分动人。他反复强调一要领会文件精神，掌握武器，二要联系思想实际，获取整风成果。最感人的是陈毅的自我批评精神。他联系思想实际，极其坦率诚恳地讲了自己在革命斗争中曾经犯过的错误和教训。”
饶漱石却趁此机会，发动大家揭发批评陈毅的错误。如果事情到此为止，还可以说是政治运动中常有的做法。有篇文章为饶漱石辩护，就是这样说的。问题是饶漱石无限上纲，突然袭击，在1943年10月28日晚上提出陈毅的十大错误。开头三条就是：“历史上一贯的反对毛主席”“一贯对抗中央”“一贯的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还有什么“封建思想严重，嗜好下棋、作诗这类封建士大夫恶习”“个人主义严重，好大喜功，夸夸其谈”。饶漱石还将这十大错误发电报向中共中央诬告，电报最后提出：“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陈毅也给中共中央发了电报，陈述事情经过，检讨自己说话随便等缺点，表示他和饶漱石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11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决定调陈毅来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次日毛泽东复电陈毅并告饶漱石：“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希望陈毅到延安参加七大，会后仍回华中。
1943年11月25日，陈毅离开黄花塘，次年3月7日到达延安。3月15日，毛泽东约陈毅谈了与饶漱石的关系问题，建议他能作自我批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毅致电华中局和新四军分会，检讨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看了这个电报，对陈毅的态度表示肯定，也在同一天致电华中局：“关于陈饶二同志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但饶漱石仍然不肯罢休。他给毛泽东回电说：“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接着列举了陈毅的所谓毛病，要毛泽东“给他帮助”。饶漱石也给陈毅回电，继续对他大加指责。陈毅接到回电，当然很感委屈。毛泽东只好劝他“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关于黄花塘事件的经过，已经有不少详细记述的文章，这里只需简要介绍。我想探讨的，是这场风波的起因。
一些在新四军军部工作过的同志回忆此事，总是提及两人性格的不同。陈毅潇洒豪爽，说话直率，爱好广泛。饶漱石不苟言笑，只谈工作，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饶漱石显然看不惯陈毅的做派。陈毅在无意间也可能有些话得罪了饶漱石。在黄花塘任作战科副科长的叶超说过，陈毅爱下围棋，下棋时全神贯注，他去送文件时遇到陈毅在下棋，只好在一旁等着。有一次他看到饶漱石也站在一旁等着，陈毅一心下棋，旁若无人。叶超没有说饶漱石当时是什么神色，可以推测，将下棋看作“封建士大夫恶习”的饶漱石，必定一肚子不痛快。这种不痛快日积月累，难免有一天爆发。
当然，性格不同并不是这场风波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过许多性格不同的人组成工作搭档，互让互补，合作得很好。饶漱石排挤陈毅，主要是他想独揽新四军的大权。赖传珠在1955年的座谈会上说，刘少奇离开华中赴延安时，曾约陈毅、饶漱石、黄克诚和他谈话，当面交代今后新四军的领导中心应是陈毅。但是饶漱石一直没有宣布由刘少奇传达的这一中共中央决定。他是要利用党委书记通常是核心来制造假象。但他显然又不满足于“假象”，只有排挤了陈毅，他才能真正成为新四军的核心。
我还想说，饶漱石排挤陈毅是得不偿失。本来他让人看到的是工作勤奋、处事谨慎、生活俭朴的一面。制造了这场风波，他让人看到了心胸狭隘、城府很深、嫉贤妒能的另一面，威望反而降低了。还有，饶漱石没有军事工作经验，有陈毅在，军事行动都由陈毅拿主意，他可以藏拙。陈毅离开了，饶漱石不熟悉军事尤其是缺少战略眼光的弱点就一再暴露了。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
1944年3月5日，新四军一师由师长粟裕决策、副师长叶飞指挥，发起车桥战役。此战攻克淮安县车桥镇日伪据点，加上阻击日伪援军，共歼日军465人，其中俘24人；歼伪军483人，其中俘168人。接着解放了车桥附近的曹甸、泾口、塔儿头等据点，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3月8日，粟裕、叶飞致电陈毅、饶漱石并中央军委，报告了车桥战役的经过。3月9日，刚到延安的陈毅就和刘少奇联名复电，表彰车桥战役的胜利。也是在3月9日，饶漱石复电，却说打车桥“似是不妥的”“车桥敌的指挥系统是属华北，不是属苏中，对苏中敌清乡恐影响不大”“在反攻以前我们不宜主动过分暴露自己的力量”“如果过分刺激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大的报复，结果妨碍整风。”这样的批评当然不能使人信服。3月11日，粟裕、叶飞、陈丕显联名发了一封800余字的电报，详细申述发动车桥战役的理由，其中说：“车桥、曹甸地区敌人属徐州六十五师团系统。在军事上来说，其车桥、曹甸、泾口之据点过于突出，且为其弱点。在行政来说，淮安属淮海省管辖，系敌伪两个系统之分界线，正可被我们利用。我们估计在车桥战役后，敌无大举报复。”档案中查不到饶漱石后来对车桥战役又说过什么。新华社和延安《解放日报》都报道了车桥战役的重大胜利并表示祝贺。这是中共中央的声音，饶漱石不能再说什么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关注全国形势，经过认真思考，认为“蒋介石对我党谈判毫无诚意，只以和平谈判作欺骗人民、麻痹我军、拖延时间之手段”，正在“以大军积极进占大城市和交通线”“分割孤立我军各战略区”。而“我主力分散”“各根据地联系做得不好，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没有大的胜利，也没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因此他主张：“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迅速创建总根据地”“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他地区“力求争取局部决战之胜利，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黄克诚特地从前线赶到军部，面见饶漱石详述以上意见，要求将这些意见以华中局或军部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饶漱石断然拒绝。他掂量不出这些意见的分量。黄克诚不得已，只得在1945年9月14日以个人名义发电报，越级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建议。黄克诚的意见，和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不谋而合。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刘少奇起草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关于战略部署的指示，大体和黄克诚的建议相同，以“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作为全国战略方针。9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还专门给黄克诚复电：“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望你以后多提意见。”不知道饶漱石看了中央的电报，有何感想？
六
饶漱石1975年3月2日因病逝世，但是并没有“盖棺论定”。
198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在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第428条注释中说：“1953年，他们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批判。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这一重大斗争，通过决议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这条注释没有再用高饶联盟的说法。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组组长的曾宪新说，中央开会讨论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时，认为他们确实有错，但很难说他们有联盟，因而专门打招呼说注释里不要再提联盟。
饶漱石的另一个罪名是有个“饶潘扬反革命集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潘汉年、扬帆先后平反，这个“反革命集团”当然也不存在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的第436条注释写道：“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条注释是经胡乔木审定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说，这是把对饶漱石定罪的根据否定了。
在新四军史册上，也该还给饶漱石应有的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