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4日，项英率部分人员乘船离汉赴南昌，行前在武汉合影。左起：周子昆、张云逸、叶挺、项英、曾山
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与新四军负责人在武汉合影。右起：项英、曾山、周恩来、秦邦宪、王明、叶剑英、张云逸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新四军军歌》的第一句歌词，就说明了新四军与武汉的深厚历史渊源。
汉口胜利街332-352号（原汉口大和街26号），是新四军第一个军部诞生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抗日前线。7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会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
中央红军北上抗日以后，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北、湖南、安徽、河南8 省14个游击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万余名红军和游击队，在新形势下应该如何整编开赴抗日第一线?开始，国共两党的分歧很大。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红军和游击队在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前提下，同就近国民党驻军或政府谈判，取得合法抗日的地位。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和英美在华的利益。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日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公开表示抗日。
8月2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0月12日，江西省政府主席转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命令，将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
叶挺是北伐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中共党员叶挺是独立团团长。“八一”南昌起义时，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国难当头，他赶回上海，要求上抗日前线。按照周恩来的指点，他通过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找到蒋介石，建议由他来集合整编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并提议改编后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经历三个月的谈判，国共达成协议，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四军的领导
同党中央失掉联系、在南方深山老林中坚持游击战争的项英，从国民党的报刊上得知抗日战争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及时召开中共赣粤边特委会，确定了由反蒋到联蒋的方针，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联合抗日。8月20日，项英主动给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写信，协商合作事宜。项英、陈毅先后4次到赣州、南昌同国民党谈判。在赣粤边同国民党达成将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抗日武装的协议后，又派代表到其他游击区去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并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9月下旬，项英从国民党报刊看到中共中央代表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消息，立即给他们发去电报联系。
可是，这时中共中央对南方红军游击队是否集中整编为一个军还没有统一认识。10月1日，中共中央在给同国民党谈判的诸位同志电报中说，“叶挺须来延安”“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电报中谈到对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的认识：“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它们。”“原则上不拒绝集中”，但集中的部队“领导指挥及其作战，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
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一方面执行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各地队伍不脱离根据地大集中；另一方面在10月8日给中共中央发电，在肯定“战略支点，是绝对必须的”同时，建议中央“南方各地游击队似以集合成为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为好”。
经过10天的反复考虑，10月18日毛泽东回复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诸位同志，没有再坚持保留南方战略支点，但也没有表示同意将红军游击队“集合成为一个军”，仅只肯定“南方游击区由八路军节制”。电报扩大了叶挺的管辖范围，“叶挺可管闽粤边何、张两部”，也未表示同意叶挺当军长。一天后张闻天、毛泽东电复在南京谈判的同志，同意集中南方红军游击队“成为一军”，但不同意集中全部红军游击队。而且提出了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新四军隶入八路军”；二是叶挺“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的干涉”。并且要求叶挺“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
北伐名将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是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人选
1937年10月下旬，叶挺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出发，启程前往延安，途经武汉。28日在武汉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我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已经是忍无可忍。这一次是出于不得已而抗战。我们只有一个字，就是：拼。”对抗日战争的前途，他充满信心：“舍得拼死，就没有不成功的。”他说：“中国有一句古话，‘多难兴邦’。目前，我们正是多难的时候，当然也就是我们兴邦的日子。”“只要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前途一定是胜利的。”“日本顶怕我们的，就是团结，而顶希望我们的，是散漫。”“凡日本怕的，我们要去做；凡日本希望我们的，要避免。这是制胜的道理。”
1937年11月3日，叶挺经西安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大批中共领导人等候迎接。毛泽东和叶挺共同分析当前的形势和国共两党的条件，达成共识：在目前条件下，新四军还有许多问题仰仗国民党的支持配合，叶挺保持无党派身份，更便于同国民党打交道，认同了叶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意见。第二天，毛泽东和叶挺进一步会谈，具体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抗日战争发展趋势、国共合作抗日中的方针政策，最后谈到南方红军游击队如何集中整编和主要干部配备方案。叶挺表示：完全同意党中央集中整编和主要干部配备方案，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落实党中央的意见。
会谈后，毛泽东陪叶挺到大礼堂参加欢迎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全场爆起雷鸣般的掌声。叶挺激动地走上台，在感谢党和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厚爱以后，真诚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时间，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才跟上来。今后，一定按照党指引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光明磊落的一席话，再次博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11月6日毛泽东给秦邦宪通报了和叶挺会谈的结果：“决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两师四旅八团，拟项英副军长，陈毅政治部主任，周子昆参谋长。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
南京沦陷后的“战时首都”武汉，新四军军部在此诞生
1937年11月12日，叶挺从延安回到武汉。第一件事是为新四军军部选址。叶挺考虑，一方面，军部要在日本租界。因为抗战爆发后，日租界侨民纷纷离去，房子被作为敌产查封。征用这些人走楼空的房子，不用花钱也不存在法律上的麻烦。另一方面，军部要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近。当时中共中央已经在汉口中街89号设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不久中共长江局也设在办事处里面，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也在那里居住、办公。新四军军部若能靠近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上联系起来更方便。最终他看中了汉口日租界大和街26号的一幢作为敌产被查封的日式住宅楼。
这座两层小楼距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步行只要几分钟。叶挺亲自带人开锁启封，挂上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牌子。
紧接着的工作就是：将党中央提出的新四军编制、干部配备、隶属关系、经费给养和整编后开赴前线、原地保留战略支点的方案，转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
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编制等方案，叶挺在谒见蒋介石之后，就利用老朋友、老袍泽的关系，奔走于国民政府各部门、各战区之间。12月11日，叶挺给毛泽东电报称：“新四军改编事，已请董、叶电告。刻军何催办甚急，如何决定，请即复他，以便处理。”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政治局会议，项英还在延安。经过政治局讨论，毛泽东、项英联名回电叶挺：“新四军原则上可照军何提议作进一步磋商。”在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尤不要军何派人”的原则下，对新四军“两师四旅八团”的编制，松口说：“各支队以上最好能争到成为两纵队(相当于师），纵队长一陈毅，一张鼎丞”，“万一两纵队不能成立，则陈毅可改为政治部主任”；“长江以南各支队（共六个不是五个）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鉴于严峻的抗日形势、维护两党团结的重要性，电报最后叮咛叶挺说：“如暂时说不通，可稍延缓，但不要破裂。”
在这期间，叶挺一面通过长江局电催项英和中央派到新四军来工作的干部快到汉口来，一面在武汉“招兵买马”，为组建新四军广揽人才。
叶挺最先招募的沈其震是“五卅运动”的骨干，后在日本帝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上海“八一三”事变，他在上海一个著名医院工作。叶挺在接到新四军军长任命后，就迅速将沈其震物色到新四军里来，让他担任军医处长，筹组战地医院。被人们誉为“文化轻骑兵”的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是叶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同学，大革命时朱克靖曾任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南昌起义。林植夫是192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曾参加过同盟会的民主人士，与叶挺私交甚好，听说叶挺委任为新四军军长，主动找到武汉来要求参加新四军。叶挺的胞弟叶辅平，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需主任等职，叶挺也把他招募到新四军里来。
叶挺还从全国各地流亡到武汉的学生和海外归来的大批人员中招募到各类专业人才。对那些学有专长、部队急需的专业技术人员，叶挺不顾经费拮据，高薪聘请。一般工作人员每月津贴费只有5 元，而朱克靖等每月津贴费12元，聘请的两个电台报务、机务教员每人每月工资则高达50元。
1937年12月23日，项英一行从西安乘火车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下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当晚，他就到大和街26号同叶挺会见。两人互相交流了各自的情况，对同国民党谈判新四军组建方案统一了认识：先组建新四军军部，再集中整编红军和游击队；汉口军部成立后，迅速迁往南昌；军部的机构设置，按国民革命军统一规定，但要扩大政治工作机构。
12月23日中午，叶挺设宴招待从延安调来的干部，欢迎大家到新四军工作，带来红军的优良传统，充实新四军的领导力量。项英向大家介绍叶挺说：叶军长是北伐名将，为新四军的建立做出了努力，希望大家要尊重叶军长的领导，在叶军长领导下，加快部队集中整编，早日开赴抗日前线。
25日下午，叶挺、项英和张云逸（原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同国民党谈判代表、拟任新四军参谋长）召集头两批从延安调来的干部和叶挺在武汉招募的干部在大和街26号开会。到会的有拟定的司令部参谋处长赖传珠，军需处长叶辅平、副处长宋裕和，军医处长沈其震，侦察科长李志高，通讯科长胡立教，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李子芳，民运部副部长余再励，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等40多人。叶挺、项英分别报告了抗日战争形势、上海和南京失陷的经过及原因，布置了当前的工作任务。
这次会议是汉口新四军军部的第一次会议。它标志着汉口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成立。
（本文作者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书记兼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