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耘生、章蕴夫妇与儿子的合影
被捕
1932年4月初，南京的街头已经春意盎然，春风吹醒了沉睡的梧桐树，刚刚脱去棉服的人们走出家门享受着午后的春阳。城南一条街上的居民发现五六个陌生人在他们的周围走来走去，东张西望。太阳西沉后，这几个人还没有走开, 天色完全黑下来后，这帮人从四处向着一户人家走去。粗暴地敲门后，开门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领头的叫喊着：“李耘生，李耘生。”小姑娘说：“ 哥哥一直没在家，去汉口了。”来人又问：“章蕴在哪里？”小姑娘说：“嫂子也不在家，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姑娘看这帮人在家里翻箱倒柜，就把哥哥的儿子小宁抱到房东家去了。这几个人把李耘生的家翻个底朝天，也没有搜出他们想要的东西。于是，他们留下两人在暗处守株待兔，等着李耘生章蕴夫妇自投罗网。一连三天，没见李耘生夫妇回来，这两人只好把小姑娘和两岁多的李小宁带走了。
这群人是国民党特务。这家的男主人叫李耘生，女主人章蕴，此时正有孕在身。
自从特务闯进李家后，房东就知道李耘生出事了，按约定，他在屋外竖起了竹竿，以提醒回家的李耘生夫妇家里出事了。当天晚上，李耘生夫妇并没有回家。第二天，他俩回来了，正在菜园子里干活的房东远远地看见了他们，用锄头示意家里出事了。李耘生夫妇警觉地转过身去，一东一西地离开了，逃过了特务的蹲守。
三四天后，李耘生安排妻子章蕴化装成病妇回湖南老家待产。章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丈夫，但她此时挺着大肚子，特征明显行动又不便，怕留下来给丈夫带来麻烦。李耘生告诉妻子，处理完紧急情况后，他就去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到时再相见。章蕴带着失子之痛和对丈夫的担心离开了南京。她希望很快就能再见到丈夫与儿子。
送走妻子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李耘生在游府西街教堂门前被捕，特务立即将他押至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两年前的夏天，南京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特务严重破坏，为了恢复党组织，1931年2月，李耘生被中共江苏省委派回南京，任中共南京地下党的组织部长，以白下路贫儿教养院历史教员的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工作，妻子章蕴则以国民政府农矿部职员的身份掩护李耘生从事地下工作。李耘生以教书为名，秘密恢复和发展南京党组织。他在讲课时，时常讲一些革命道理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并主动接近一些进步教职员，秘密发展了5位青年入党。晚上与节假日，他深入工厂、农村、街道，进行社会调查，秘密发展党员，在国民党的宪兵队、警卫队中秘密培养先进分子，甚至在国民党中央无线电台建立中共组织。半年多时间里，他建立了10多个党支部，有近200名党员，南京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
1931年11月，中共南京特委成立，李耘生任特委书记，负责江宁、江浦、句容、溧水、溧阳、宜兴等地党的工作。为了配合苏区红军反围剿斗争，李耘生在京（南京）杭国道沿线建立了一支近百人的武装游击队。他经常怀揣南京附近郊区的简要地图，指挥着这支武装力量，神出鬼没地活动在京杭国道上，给国民党以有力打击。
正在李耘生革命活动顺利之时，南京的革命形势急剧恶化。
京华印书馆中共支部书记李向荣和军委交通吴恕相继被捕，供出暴动和罢工计划；军委书记路大奎被捕后叛变，带领特务守候街头搜捕党员；市委书记王善堂被捕后叛变，交出了全市党员密写名单。
特务根据名单搜捕李耘生时，李耘生正在外奔波忙碌，只有李耘生妹妹带着儿子小宁守在家里。
牺牲
李耘生被捕后，不承认自己是李耘生，说当局抓错了人，他以“李涤尘”的名字同敌人周旋。叛徒路大奎被带来当场辨认，李耘生斥责叛徒是为了开脱自已陷害他人，依然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将信将疑，不能确定他就是南京地下党的特委书记李耘生。一个特务向特务头子说：“我们抱来的那个孩子已经两岁多了，一定能认出他的爸爸。”特务头子一听，马上露出奸诈的笑容：“快，快，去抱孩子。”
于是，一出人间惨剧发生了。
狱警抱着李耘生两岁多的儿子李小宁来到看守所，走近7 号的铁栏杆前，李耘生一下子看到了狱警抱着的孩子是自己的儿子小宁，他立即意识到特务的恶毒计谋，忍着上前抱儿子的冲动，转过身去。谁知，儿子已经看到了父亲，哭喊着“爸爸！爸爸！”小宁一边哭喊着一边双手扑向铁栏杆：“爸爸，爸爸，我要爸爸！”李耘生转过身来，走近铁栏杆，把手伸出铁栏，抚摸着儿子瘦弱的小身体，擦干儿子小脸上的泪水，强忍着的泪水涌了出来，刚刚还大哭的儿子笑了起来。狱警一声不吭，抱着小宁离开了7 号牢房。小宁再一次地哭喊着：“爸爸，爸爸，我要爸爸！”儿子远去了，长长的走廊上是小宁“爸爸，爸爸”的回音。李耘生肝肠欲断，日夜思念担心的儿子竟然以这种方式相见。
李耘生的身份暴露后，敌人对他软硬兼施，百般利诱，逼他说出党的秘密，遭到李耘生的拒绝，最后敌人对他说：“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生路，一条死路。只要你说四个字‘愿意转变’就是生路。”
李耘生想都没想选择了后者。
1932年6月8日凌晨，一声尖厉的“李—耘—生”的嚎叫，划破了黎明的寂静，也惊醒了李耘生与狱中难友。李耘生知道自己马上要为党牺牲了。他从容地起来，穿好衣服，将床铺上的书叠好，送给难友作为纪念，然后大步跨出牢门。一个执法官走上前来问：“你还有什么遗嘱？要不要给家里写封信？”李耘生答道：“我的家信早已经写好，遗嘱就是希望亲人们与你们斗争到底！”几天前，李耘生确实给家人留下了遗嘱，遗嘱写在一张纸条上，托人转给妻子章蕴：“过去一百斤的担子两人分担，以后只好由你一个人来挑了。”这天的清晨，第一缕阳光出现在东方时，李耘生迎着晨曦走向雨花台刑场。
妻子的思念
章蕴回到长沙两个月后，生下了女儿早力。她得知李耘生牺牲的噩耗后，几乎被悲痛击倒，脑海中常浮现与李耘生第一次相遇的情景。
那是1926年的武汉，李耘生任中共武汉硚口特区区委书记，章蕴任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湖北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当时的武汉被北洋军阀所控制，国共两党的党员被称为“革命党”，一经抓获即被就地正法。那天早晨，章蕴和汉口特别市党部的青年部长陈定一外出，分别向妇女和学生宣传北伐。傍晚，章蕴回来，看到武昌火巷口的灯柱上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她走近一看，竟然是陈定一。章蕴如五雷轰顶，就在她不知所措时，迎面走来一位青年，劝她赶快离开这危险之地。这人一直陪着她走到区委机关，这位青年就是李耘生。
1927年初，章蕴调任中共汉口硚口特区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与李耘生成了革命同事，不久又成了革命伴侣。现在她刚刚生下女儿，就失去了丈夫。母亲和姐姐百般劝慰，章蕴逐渐走出痛苦。1936年秋，她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任中共湘潭中心县委书记，继续革命征程。抗战期间，章蕴来到东南地区，在新四军和华中地区担任领导职务。
1945年上半年，章蕴向党组织提出寻找儿子小宁的下落。在党组织的多方努力下，小宁终于找到了。李耘生牺牲后，小宁被送到孤儿院，远在山东的祖父得知消息后，变卖了仅有的田产，将孙子赎回。章蕴见到小宁的时候，小宁已经15岁了，她紧紧搂着儿子瘦弱的身躯，泪如雨下。
后来李小宁去苏联学习造船，回国后在国防科工委工作，曾任国防科工委外事局局长，在岗位上做出了不凡的贡献。但他一直认为，父亲的牺牲是他间接造成的，他的那声“爸爸”，给他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
1982年，在李耘生牺牲50周年时，章蕴在女儿早力的陪伴下来到雨花台，站在李耘生遗像前，久久地注视着英俊儒雅的李耘生，感慨地对女儿说：“看，你的父亲还是这么年轻啊！”回到住处，章蕴夜不能寐，起身写下了一首《如梦令告英灵》：
回首雨花台畔，别语匆匆遗愿。
五十易春秋，日日在肩双担。
双担，双担，未敢白头言倦。
回首雨花台畔，从此一家离散。
遗腹女初生，千绪万思相伴。
遗范，遗范，儿女受人称赞。
回首雨花台畔，休说离愁千万。
血雨又腥风，奔走后方前线。
弹冠，弹冠，欢庆天旋地转。
骇浪恶风难忘，换得神怡心旷。
春色满人间，告慰英灵如上。
如上，如上，胡不破云归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