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
1939年5月的一个深夜，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招待所。一个20多岁的青年男子正准备脱衣睡下，“砰砰砰”突然响起重重的敲门声。“这么晚了，是谁呢？”男子嘟囔着打开房门。外面站着几个便衣特务，为首的一个上前一步，揪住男子的衣领道：“顾长官要找你谈话，快快跟我们走！”说罢，不由分说，押着男子便往外走。
男子叫吴大琨，早年留学日本。“一二·九”运动后不久，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宣告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在日本留学的吴大琨获知这一消息后，于1936年初夏乘船回到了祖国。经章乃器引荐，他担任了救国会宣传总干事一职，负责编辑救国会机关刊物《救亡快报》。此次，受共产党的委派，吴大琨率上海各界慰劳团，带着文件、纱布、药棉等物品，赴安徽泾县云岭慰问新四军，前几天刚返回。“慰劳团”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于是吴大琨被特务抓捕。特务口中的顾长官便是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
哪里有什么顾长官，哪里是什么谈话，吴大琨直接被押解到了第三战区长官部驻地江西上饶，成为茅家岭监狱的第一个囚犯。1941年初，国民党在上饶周田村建立规模庞大的监狱（后来被称为上饶集中营），用以囚禁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连排以上指挥员，同时把原来茅家岭监狱中的“政治犯”移至周田，编为“特别训练班”，吴大琨等人就这样进了集中营的“特训班”。
“特训班”内派系林立，彼此争斗不休，“文化组”便是特务们勾心斗角的产物。“特训班”特务队的队长叫王寿山，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家伙，为了显示自己“管训政治犯有方”，他从囚犯中挑选出几个有文化的，负责狱中的墙报。除了吴大琨外，冯雪峰、郭静唐、王闻识、计惜英、叶苓、杨良瓒等6人也被选中。这6人中，除了杨良瓒外，其余均是共产党员。所幸的是，他们的身份都没有暴露。
冯雪峰和其他几位同志首先确定了一个原则：决不刊登反对共产党和诬蔑新四军的反动文章，并要充分利用这个宣传阵地，以巧妙的手法编写稿件，鼓舞同志们的革命斗志。
第一期墙报很快就出来了，之后大约每半个月出一期。为应付特务的检查，所刊登的稿子文字大都隐晦含蓄，但寓意深刻。愚蠢的特务们一直没有发现其中暗藏的玄机。直到有一期墙报，他们用了冯雪峰写的诗《咏普罗米修斯》，借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勉励大家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顽强不屈地斗争，不惜牺牲自己。还配了一幅题为《高飞》的画，画面上是一只雄鹰在铁丝网上空自在翱翔，表达了革命志士们挣脱枷锁、争取自由的强烈渴望。这下被特务总干事杜筱亭和总教官肖芬看出了端倪。王寿山无奈，只得宣布墙报停办。肖芬又利用职权之便，把吴大琨等7人单独分离出来，专门成立了“文化组”，划归自己直接管理。
“文化组”成立后，冯雪峰他们被送到距离周田“特训班”几里路外的石底监狱。这是一座独立的监狱，是由一幢农舍改造而成的。别看它规模小，却关押着不少重要人物，比如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长李子芳等。“七君子”和他们比邻而居。每天放风的时间，两个监舍的“犯人”都会集中到门前的小院内，虽然彼此可以常常见面，但是看守的特务却严禁他们接触，更不要说交谈了。然而，高高的牢墙和严密的看守却阻隔不了革命志士紧紧相连的心。一天夜里，叶苓、计惜英趁特务不备，悄悄地凿开墙壁，与相邻的黄诚、李子芳等秘密传递纸条，互相问候，互相勉励。可惜一个月后，特务担心“文化组”会受到新四军的赤色影响，便将吴大琨等7人又押回周田，关在一间由猪牛栏简单改造而成的监房里，还派了两个宪兵24小时看守。
“文化组”的成员能“享受”一些特殊“优待”，比如，不出操、不做苦役，还可以在宪兵监视下到铁丝网外散步，甚至到村口的小酒馆喝酒。但他们没有被这些“优待”所软化，依旧保持高尚的革命气节，巧妙地同敌人进行着斗争，从而赢得了难友们的赞许，被誉为集中营“七君子”。
特务为了考察“七君子”的思想，“既是文化组，就该写文章”，要求他们“各按所学，分题作文”，每两星期交一篇文章。郭静唐没有专学，分到了“科学与救国”的题目，他对特务总教官说：“我不会写白话文，只会写文言文。”总教官答曰：“文言更好。”于是，他便在“对仗工整、声韵铿锵”上面做文章，创造了许多典故，又写了许多章太炎式的古怪字。创作完成后，他在监牢中，绘声绘色地读给室友们听，大家都哈哈大笑，说他凭此能考中秀才。交卷后，总教官居然说“写得很精彩”“国学有根底”。其他6个人也“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每个人的作文，总教官都说“还可以”。总教官要
不断分门别类地为7个人出题，他自己也觉得很麻烦，后来索性叫他们自己命题。再后来，总教官看实在也达不到感化、利用他们写反共文章的真实目的，慢慢也就不再催交作文，“七君子”顺势就“赖掉这小考”了。
集中营不同于一般的监狱，囚犯们是没有刑期的，要想出去，或者伺机越狱，或者找关系保释。为了不坐以待毙，在冯雪峰策划下，“七君子”成功地导演了一出富有戏剧性的越狱大戏。
最初，他们是计划7人共进退，集体越狱，但理性分析之后，觉得这不是最佳方案。首先，冯雪峰年纪较大，且久病体弱，倘若越狱不成被抓回，那就再无生机了，不如耐心等待。其次，郭静唐与吴大琨身份没有暴露，再加上社会关系较多，保释的可能性很大，外面的人也正在四处活动。郭静唐与吴大琨一旦获释，就可以全力保释冯雪峰与王闻识。权衡之下，他们最终确定让计惜英、叶苓、杨良瓒3人越狱，因为他们缺少交保条件，而且年龄较小、体格较好，具备越狱的身体条件，其余4人全力配合。
为使这3个年轻人能够顺利脱身，又不至于过多牵连留下来的同志，冯雪峰设计了一个双簧计：他把“七君子”分成了两帮，准备越狱的3个人为一帮，留守的4个人为一帮。两帮人要在敌人面前表现出“势不两立”的样子。于是，他们常常故意找茬，为一点小事吵架。比如，吃饭时谁多吃了两根萝卜条之类的，甚至闹到不可开交、动手打人的地步，非要看守的宪兵班长出面“调停”才作罢。因为闹得太“凶”，两帮人早晚外出散步时，都各奔西东，监视他们的宪兵也只得兵分两路。演了一段时间的“戏”后，势已造得差不多了，只待时机到来。
终于，1942年3月的一天，机会来了。
这天晚饭后，平日负责“陪同”计惜英等3人放风的宪兵被同伴喊去打篮球了。冯雪峰心中大喜，悄悄找到计惜英，叮嘱他逃跑时记得把余下4人稍好一些的衣物都带上，一来逃亡路上可以变卖以糊口，二来能减轻宪兵对这4个人的怀疑。这边安排妥当之后，冯雪峰便对另一个宪兵说，我们今晚要去酒店喝酒。一路上，他们借口冯雪峰腿脚不利索，走不快，故意磨磨蹭蹭，半里路足足走了20分钟。到酒店后，冯雪峰点了酒和花生米，4人边吃边聊天，海阔天空地扯个没完。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计惜英这3人，见冯雪峰他们走了，马上翻腾出他们4人的衣服穿上，然后对院里站岗的宪兵谎称口渴，要到平日里常去的一户老百姓家里烧水喝。宪兵没觉出有什么异样，便点头答应了。计惜英等人钻过铁丝网，迅速拐过墙角，按事先策划好的路线逃走了。
夜幕降临了，去打篮球的宪兵浑身是汗地回到囚室，发现计惜英3人踪影全无，心里暗说“坏了”，马上派人去追。和冯雪峰他们在一起喝酒的宪兵听到枪声，知道大事不妙，慌忙催着他们回囚室。冯雪峰还故作酒态：“我们还没喝够呢……再喝一会儿嘛……”
他们前脚刚回到囚室坐定，后脚外出追赶的特务便回来了，见了郭静唐立刻气急败坏地上前质问：“他们3个人跑到哪里去了，快说！”郭静唐故作惊讶地说：“问我们？我们早就和他们掰了，他们的行踪怎么会告诉我们？”冯雪峰也指着被翻乱的衣物，气呼呼地说：“我还想找他们呢！家里刚寄来的那件新毛背心，我都没舍得穿就不见了，肯定被他们偷走了。”旁边的吴大琨与王闻识也配合着大惊小怪地喊着丢了贵重东西。一旁的宪兵班长出来作证说，这两伙人几个月前就势不两立了，合谋的可能性不大。特务见问不出什么油水，只得作罢，甩下一句“把这4个人看紧点，从明天起不许放风了”，然后悻悻地走了。至此，“文化组”也就不复存在了。
计惜英、叶苓、杨良瓒3人成功越狱后，郭静唐、吴大琨的亲友加紧了对他们的营救活动。郭静唐的妻子请重庆方面国民党的要员致函第三战区的头目，要求保释郭静唐，郭静唐获得了自由。临行前，他握着冯雪峰的手说：“你放心，我一定要把你弄出监狱治病。我决不会离开大家。”郭静唐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吴大琨，拜托他照顾体弱多病的冯雪峰与王闻识。
郭静唐信守自己的诺言，出狱后马上找到三战区机关报《前线日报》的总编辑宦乡，恳请其出面担保。不久，郭静唐和宦乡联名，将冯雪峰保外就医，并注明“若3个月后病愈不回，惟保人是问”。
冯雪峰保外就医不久，郭静唐请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出面保释王闻识和被誉为上饶集中营“林黛玉”的林秋若。可惜只保出林秋若一人，王闻识已病死狱中。郭静唐很是自责。
“七君子”中的吴大琨是第一个进也是最后一个出集中营的。同年11月，获释后的冯雪峰，联络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吴觉农，因同姓吴，假借吴大琨叔父之名，将吴大琨保释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