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从深山峻岭来到长江下游两岸开展游击战争，新环境、新条件带来了新的考验。
社会环境的诱惑。江南是有名的所谓“温柔乡”，存在着奢侈腐败的痼疾，“农村市镇中触目皆是的有烟馆、赌场和妓寮。社会的颓废，风俗的萎靡，确实比别的地方不同些。”因此军队“最易为声色货财所诱惑动摇，以致腐化堕落”。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政府机关的徇私舞弊行为，不可避免地对新四军有所影响。日军除诱降和离间外，对新四军还“利用金银美女引诱与收买”。
内部成分的变化。大量农民和知识分子涌入新四军，在增加抗日力量和大大提升新四军文化水平的同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随之侵入新四军；由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些赞成抗日的地主、富农、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地方武装、帮会人员等等，在与新四军合作中，也带来一些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由于新四军和共产党的迅速发展，党的质量提高赶不上数量的发展，有些地方甚至有个别的投机分子、自首分子、奸细混入到军内党内来。新四军本身也存在着某些弱点，正如陈毅指出的：长期分散游击作战，脱离上级，脱离生产，脱离群众，使个人架空游离，接受外来的影响，冲淡了自己的革命意识，于是形成生活上的腐化堕落，甚至有干部开小差以及个别叛变等蜕化变质的严重现象出现。
新的环境使一些党员和干部产生了享乐思想。部分老党员干部产生了以功臣自居的思想，想从过去的苦日子中解脱出来。如陕北派到新四军军部的同志中，曾经有人拿军款贩烟赚钱，私报公账，强要钱医病等等情况。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少数同志，一到繁荣的城市中，在新的复杂环境下，竟有随于环境即变动，如像洗一个澡也需好几角钱，脚上也穿了几块钱一双的皮鞋等，居然表现出一副军官样儿，甚至于出现个别的腐化等等不良的现象。”
在皖南的新四军中，赌博在党员中极为流行，不赌博的党员不及2%，有的支部书记收了党费中饱私囊，或多收少缴，或收了以后赌输了；通奸等腐化现象严重存在。
加强思想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新四军向皖南集中时，项英就提出：“加紧开展思想斗争与马列教育是目前党的基本工作。”要求保持和发展优良传统，不受任何影响而减弱自己的精神。从1938年底开始，新四军开展了保持优良传统运动，认为优良传统是新四军十年来艰苦斗争经验的宝贵结晶；教育干部发扬吃苦耐劳的光荣传统，克服干部中个别腐化堕落与个人主义的倾向。
新四军重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因为“自我批评可以帮助我们改正错误，可以提高威信”。1939年8月，新四军第一次党代会决定中提出：“揭开一些不正确倾向企图，打击个别堕落腐化的现象。”
发扬民主，开展对腐败行为的直接斗争
针对新四军成立初期存在的腐败现象，项英及时召集两次会议开展斗争，指出这是新环境下的一种堕落现象，“我们并不反对在有了好的环境时过些好的生活，但决不能在现在艰苦抗战中脱离十年苦斗的传统”。会议从各方面给这些同志以耐心的说服教育。在皖南党组织中，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底，每月每县平均进行两次反贪污腐败的斗争。在江北新四军中，对已经发生的贪污腐败行为也及时开展了斗争，比如1939年7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清理唐副官的账目时，发现其有贪污行为，遂将其禁闭起来，并召开排以上干部参加的斗争会。
新四军第一支队东进苏南到达镇江南面的宝埝村时，一个老红军（炊事员）在附近村子里奸污了一名妇女，引起群众愤怒，坏人也乘机挑拨军民关系。政治部主任刘炎和军法处的同志调查清楚后向陈毅报告，陈毅果断地说，召开公审大会，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公审大会上，陈毅代表新四军讲了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重大意义，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那个炊事员枪毙了。
重视制度建设，执行红军时期的相关制度
节约制度。节约每一个铜板支援革命战争，是共产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抗战初期，新四军经费虽然由中央政府拨付，但仍然十分困难。东南分局和军部要求各部门各地党组织，开展节约运动，反对浪费和反对贪污，把节约运动和反腐败结合在一起进行。
预决算制度。东南地区党组织和新四军都继续执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中规定的预决算制度。1938年2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在给闽浙赣特委的信中批评说：“你们的预算太大而且不实在，应站在尽量节省经费的立场上重造一预算来，兵工厂及部队经费可向军部领取，部队尚有多少，需费多少须造预算。”安徽省委向长江局要经费时主动表示要将报销和确实的预算送上。
供给制。这是在物资极端匮乏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过去红军中曾广泛应用。新四军经费不足，物资匮乏，不得不实行供给制，全军指战员只发少量薪饷，每人每天一角钱菜金，一斤八两米（旧制一斤等于十六两）。这些米和钱不发给个人，只发给连队，由事务长安排使用。连队民主选举的伙食委员会监督检查，五天结算一次，账目公布。
财政公开和统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就提出要建立财政统一制度，新四军部队也建立了财政统一制度。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党委提出“在组织上必须实行全区的财政收支统一，坚决反对贪污浪费”。要求“加强与建立税收机关的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东南局给苏皖区党委的指示信》要求，“加紧溧武路以北的四县抗敌总委会的领导”，设立财政经济科，坚决铲除贪污恶习，建立廉洁的财政系统机关。苏皖区党委提出了“杜绝贪污浪费，实行财政公开”的政治纲领，财政公开，在反腐倡廉史上有重要意义。
1939年元旦，项英在军部做报告说，“经济制度，一切费用，各种规定，以及我们各种组织，各种规则手续，也开始弄起来了”，但“经济制度还没有严格地建立与健全”。全军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后，项英又提出要加强审计委员会、经济协助委员会和节约委员会的政治工作，以便“从政治上保证经济制度之确立”。通过加强政治工作来促进反腐败的相关制度建设，是新四军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特点。
率先垂范，领导起表率作用
新四军的领导同志不仅发出号召，提出要求，而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上至军首长，下至一般干部，除伙食由公家供给外，每月津贴均在1.5元到4元之间。军首长到支队长每月4元，各部部长、处长、科长，每月3.5元，一般干部每月1.5元，战士每月5角。袁国平与宣教部部长朱镜我抽烟很凶，津贴还不够买烟开销，他们除来客时可以稍稍“揩油”几支公家香烟外，其他就得靠多写几篇文章得些稿费，或教课得些报酬来弥补。项英招待来军部采访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吃饭，口袋里没钱了，让警卫员到事务长那里借3元钱，并交待说借款从他下个月的津贴费中扣除。新四军领导人除叶挺外，其余领导都一律吃大灶。
1938年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成立时，项英规定：凡从延安和八路军来的团员，每人每月津贴一律1元；凡从上海等大城市来的团员，每人每月一律10元。这个规定一下达，立即引起了一场风波，从大城市来的青年一致提出“抗议”：“我们是来参加抗日的，不是来享受的，为什么要特别给我们10元津贴费？”坚决要求与从延安、八路军来的同志一视同仁，一样待遇。项英不得不收回成命，改为一律发给1元津贴，一场风波才算平息。许多党外人士从这场“风波”中，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要求降低待遇同志的高尚情操。
实施有利于人民的政策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和各地方党组织都深入做群众工作，在前线和新四军占主导的地区，党组织提出要改善人民生活，反对贪污，反对苛捐杂税，向一切贪污腐化、不努力参加抗战、敷衍塞责的县、区、乡政府人员作斗争，促进他们的进步与转变。在国统区，党组织则利用民主的办法反对贪污分子。江西信丰县有一个联保主任，贪污公家谷物700余石，各保长及周围群众都坚决反对。党组织发动了20余个保甲长、700多名群众向上级要求将其严办。结果联保主任被撤职查办，选举了新的联保主任。通过这一运动，党组织以保为单位组织抗敌后援会，建立了农村中下层统战基础。江西省委在工作报告中说：各地在政府中工作的同志都能起模范作用，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能帮助政府肃清机关中的贪污分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