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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保育院创办始末
作者:张雯 责任编辑:姚云炤 来源:《铁军》 日期:2023-07-31 浏览次数:7791
为了解决干部的后顾之忧,华东局领导决定成立华东保育院,把孩子集中管理起来,使干部安心在前线打仗和工作。
两千里大转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经过14年的艰苦斗争,抗战终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可是,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蓄谋并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为华中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命令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率领山东主力部队7万余人和地方干部4000余人跨海赴东北,华中新四军主力北上山东,巩固山东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在华东成立中共中央华东局,原华中局撤销,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归华东局领导,山东分局在华东局建立后撤销(1949年3月重新建立,归华东局领导),所属归华东局领导。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的党政工作。
1948年3月,山东青州解放,华东局机关和饶漱石、张云逸、许世友、曾山等领导人进驻青州城南弥河镇闵家庄一带。组织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军支前,组织担架队、小车队,筹集物资,支援潍县战役、济南战役。
解放军南下作战,保育院应运而生
1948年9月,党中央作出了组织淮海战役的决策。其时,设在山东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调集军队,抽调地方干部组成干部纵队,准备南下作战。但是,南下部队的孩子、抽调地方干部的孩子和一些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的孩子如何处置?在枪林弹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大军南下作战,孩子随部队转移还是留在地方?有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难题。
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华东局、华东军区的领导十分重视。为了解决干部的后顾之忧,华东局领导决定成立华东保育院,把孩子集中管理起来,使干部安心在前线打仗和工作。而恰在此时,曾山的妻子邓六金带着子女从大连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青州,在华东局待命安排工作,一起待命的还有黄海明和李静一。于是,华东局组织部部长张鼎丞、秘书长魏文伯、财办主任曾山等,分别找到从大连回到华东局正在等待分配工作的黄海明、李静一、邓六金3位大姐谈话:党交给你们一项光荣的任务——筹办一个保育院,安置南下干部的孩子,让他们有一个安稳的家,使他们的父母轻装出发,安心南下战斗。
黄海明、李静一、邓六金3位大姐都有孩子,她们从自身的生活中体会到:多年动荡不安的生活,使孩子一出生便被迫存放到四面八方的老乡家中,他们小小的年纪就开始经受各种苦难的折磨。孩子们确实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决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他们应该有一个安稳的家了。
1948年4月,3位大姐召集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山东省政府机关干部中有孩子的母亲召开大会,在创办保育院筹备工作上集思广益。会上,母亲们选出黄海明、李静一、邓六金等5人组成筹委会,黄海明、李静一为正副主任。4月底,华东局批准成立华东第一保育院,归华东局办公厅领导,并任命李静一为院长、邓六金为协理员。
李静一是个大学生,1932年红军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协理员邓六金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她俩虽然都没有搞过保育院,但作为母亲,都有着一颗仁慈之心。她们向华东局领导表示:“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是为革命光荣牺牲的烈士,有的是在战斗最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有的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难道能把他们的孩子再扔到树底下、草堆上、小路边,让孩子们生死听天由命吗?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把保育院办起来,把孩子们带好、带大。”
她们发扬红军时期毛泽东提倡的“支部建在连上”的优良传统,首先成立了华东保育院党支部,邓六金任支部书记,使保育院筹办工作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她们克服战争环境物质条件的艰苦和困难,认真贯彻华东局为保育院确定的“保证工作,一切从简”的办院方针,选择办院地点,挑选保育人员,筹备办院物资,紧张而有序。
为了选好院址,邓六金一连跑了几个地方看房子,最后落址在青州大关营村,距华东局机关驻地2 里路,距县城20里路左右。孩子们的寝室、课堂等,用的是没收的地主大院和公房。生活、学习必需器具,只做了小床、桌椅、黑板以及活动用的秋千、滑梯、跷跷板。玩具只有几个小皮球和自制的布娃娃,收集木工做小床等锯下来的小木块用作积木,还搞到了对孩子们开展活动来说十分有利的一架破旧的钢琴。
华东局组织部让她们从各方面物色、调集了一批适合做保育、教育、总务等工作的党员干部。在这些骨干中,有毛巧、阮力、肖远、亓一轩、牟晓明、王云飞、朱子懿、文芸、丛树贞等。接着,成立了院部,院部下设总务、保育、教育三个股,后改为科。总务科长亓一轩,保育科长朱子懿,副科长文芸、毛巧,教育科长阮力,副科长肖远,医务负责人丛树贞。同时,为加强对职工的政治、业务培训,建立了职工学校,校长由邓六金兼任,阮力任副校长。保育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从军区卫生部初级卫生人员训练班调来学员20余人;从胶东区政府动员来的具有初中文化的妇救会骨干和积极分子10多人。华东局办公厅还从直属机关调来一批男同志,做财务、保卫、后勤、采购和炊事等工作。队伍迅速壮大起来,保证了教学工作的顺利实施。
邓六金与李静一密切配合,带领大家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筹办工作,在大关营村创办起了华东保育院,并首批接收了62名孩子。
在今山东青州城南的大关营村,有一座四壁斑驳的老宅,院落十分宽敞,里面分散着建有七八间房子,这就是当年的华东保育院。之所以把院址选在这里,当时有两点考虑:一是山东除济南、青岛还剩孤立之敌外,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都已解放,解放区连成一片,环境安全稳定,能让孩子们较为安定地生活;二是大关营村距华东局机关所在地闵家庄仅2里地,离益都县城也不过20里左右。这对保育院就近接受华东局的领导和随时南下搬迁,在益都火车站乘坐火车,都有非常便利的条件。
保教员复式教学,大课堂生动活泼
保育院第一批接收的62个孩子,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分成了3个班:3至4岁的18人,为幼稚小班;4岁半至6岁的22人,为幼稚大班;6岁以上至10岁的22人,为小学班。后来,各班的人数逐渐增加,到1949年初,又增加了一个幼儿班。这个班的孩子在入院的时候,他们的保姆也一起随同孩子进院工作。为了加强对这些较小孩子们的照顾,院里决定让保育科副科长毛巧兼任幼儿班的班主任。与此同时,这个班采取了保育员负责制,即一个保育员固定一两个、三四个孩子,白天照顾孩子学习、活动,夜晚带最小的孩子睡觉。小学班的孩子文化程度高低不一,分为一年级上、下学期和二年级上、下学期4种类型,在班内分组实行复式教学。后来,随着入院孩子的陆续增加,小学班又分成了初级、高级两组,仍然采用复式教学方法。
保育院开办初期就确定了教学方针:实验新民主主义的儿童教育,培养集体生活习惯,提高生活能力,发展智力,提高文化,锻炼体格,培养服务精神,奠定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思想基础。当时还没有出版小学课本,幼儿教材也只是借来的一本《游戏100种》。针对这种情况,教育科根据院教育方针和儿童的年龄、智力发展水平,分工执笔,自编教材。有语文、算术、常识等课本。保育院物资匮乏,桌子不够用,学生们就用膝盖当桌子,课本不够用,便抄老师的板书,孩子学得带劲,老师教得认真,教育质量日益提高。同时,她们十分重视对孩子的德育培养,组织老师经常给孩子讲革命故事,特别是打日本侵略者、打国民党军的战斗故事和斗地主、闹翻身,儿童团小英雄的故事,教育孩子从小爱憎分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胶东半岛四季分明,夏天把人热得汗流如注,而到了冬天却被冻得伸不出手来。盛夏季节,编写教材的老师们只能手握蒲扇扇凉,汗流浃背,身体弱的干活儿干久了就会中暑晕倒。到了严冬,只有一身棉衣,有的老师双手和双脚都冻僵了,搓搓手,跺跺脚接着干。此时,战争还在紧张地进行着,解放区的印刷条件很落后,纸张的质量也不好,油印课本开学时发到学生手里,到学期末已磨损得不成样子了。直到1948年年底,小学新课本才开始在解放区的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保育院的老师们这时候才从艰苦的编写和油印工作中解放出来。
保教人员还经常带孩子们到户外去活动,让他们走出去,在大自然和社会中学习、锻炼、成长。孩子们看到农民耕种田地,干各种农活,知道粮食蔬菜是农民辛苦劳动所得,来之不易,吃饭时就会注意节约,不再随便浪费饭菜,也培养了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在风和日丽时,孩子们随保教人员到小河边的树荫下听老师讲故事,玩沙、戏水,拣小石子回来做计算教具,采野花回来美化环境,使他们增强了在大自然中生存,利用大自然生活的能力。老师们还常常把钢琴搬到户外活动场上,教孩子们唱歌、跳舞、扭秧歌、做游戏,培养他们的各种兴趣和爱好。孩子们在保育院这个大家庭里幸福快乐的成长。
保育院以教育科副科长肖远为主,与教师王云飞、牟晓明等一起组成一个班子,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结合儿童喜爱音乐舞蹈的特点,以孩子们生活学习为内容,创作了近50首儿童歌曲和两个儿童歌剧,使战争年代的大关营村出现了欢声和笑语,听到了歌声和琴声。
下面是留存下来的几首歌曲:
《公鸡叫》
(一)公鸡叫,公鸡叫,小朋友们起身早。
起身早,身体好,对着太阳笑一笑。
(二)小鸟叫,小鸟叫,小朋友们起身早。
起身早,身体好,见过老师问问好。
《弟弟年纪小》
弟弟年纪小,走路走不好,
跌倒了不要哭,爬起来慢慢跑。
《儿童节歌》
(一)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是什么响?
你打鼓呀我敲锣,这是庆祝忙。
大姑给我戴红花,老师送我一包糖,
糖儿甜,花儿香,小脸儿红又胖。
(二)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是什么响?
你拍手,我踏脚,这是跳舞忙。
琴声起,歌声响,好听歌儿传四方,
六月一,儿童节,大家喜洋洋。
这些歌曲被汇编成集,于1949年5月在山东新华书店出版发行。新中国建立后,其中的许多歌曲被国内一些媒体转载、播放。
大关营村80多岁的郇述杰老人回忆说:“孩子们有时晚上也要上课,学习都很用功很努力。”他还说,自从保育院建在村子里后,大关营村就热闹起来,村里的人经常听到保育院里孩子们欢快的歌声。
对孩子悉心培育,小花朵健康成长
保育院初创时期,有的同志对干保育工作思想不通,认为带孩子是“低人一等”,“没有出息”,因而不安心工作。
以邓六金为书记的党支部,重视做好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每个科室的党员,每个保育班的党员,都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骨干,通过她(他)们向保教人员深入细致地做思想教育工作,使一些保教人员明确了搞好保育工作和打垮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关系,把平凡琐碎的工作和伟大崇高的革命目标联系起来,把平凡的工作和光荣的使命联系起来,把后方的保障和前方的决胜联系起来。邓六金和李静一两位老党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党员骨干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调动了全院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在华东保育院,邓六金同志是华东局委员、华东财经委员会书记兼财办主任曾山同志的夫人,李静一同志是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同志的夫人,在她们身上丝毫没有以首长位高权重而自矜,以自己资深望重而自傲的特殊,有的只是老党员、老干部对自己更严格的自律,对革命工作更多的奉献。邓六金的三儿子就在保育院,和其他干部的孩子同在幼儿班过集体生活,从未单独和妈妈住在一起。孩子想妈妈想得厉害,一个晚上从幼儿班跑到了妈妈的住处,一个劲儿地喊妈妈,但邓六金为了工作,抱起孩子送回了幼儿班。
在保育院,干部职工都管邓六金、李静一叫大姐,两位革命老大姐原则性强,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善于走群众路线,依靠全院干部职工完成各项工作。凡是重大事项都要通过院务会议讨论决定,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决议形成,严格执行,大家心情愉快,各负其责。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如春天一般的温暖,上下之间团结友爱,同志之间互相帮助,工作之间互相支持。这便是在战争年代华东保育院树立起来的良好院风。
华东保育院创办之初,由于大批粮食支援了前线,后方的粮食较为紧缺,上级配给保育院的只有白薯粉。孩子们本来就面黄肌瘦、营养不良,整天吃白薯粉不利于孩子们成长。看到这种情况,李静一和邓六金特别着急,她俩迈开双腿,不止一次地到华东局,到华东军区,到地方政府求援。在两位大姐的共同努力下,部队和地方各方面向保育院支援了白面、大米、猪肉,华东局还向保育院拨了5头奶牛、4只奶羊,有了这些,就可以给孩子们供奶,增加营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孩子们脸色红润,身体不再那么瘦弱,个头儿不断长高。
当时,农村物质条件差,吃水要一桶一桶地从井里打,再一担一担地挑回来;粮食柴草要用马车从几十里以外运回来;蔬菜副食要天天赶上马车到集市上去买。尽管事情繁杂,千头万绪,但保育院的工作人员不畏艰难,不怕繁琐,把每项工作做得井然有序。
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问题成为邓六金、李静一时刻挂在心上的头等大事。为了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保育院千方百计地搞好孩子们的营养保健。当时,按照供给制的标准,供给孩子们的主食是红薯、小米、煎饼,而菜金是很少很少的。为了给孩子们增加营养,分管营养的保育科科长文芸和总务科的同志,把孩子们按标准供给的吃不完的粮食换成豆子,磨成豆浆,做成豆腐,以改善伙食;为了给孩子们增加钙质,除炖骨头汤给孩子们喝外,文芸和老炊事员时也传还一起做醋,用醋焖酥小鱼,让孩子们连鱼带骨头一起吃。保育科和总务科的同志还想方设法粗粮细做、制订食谱、变换花样、调剂饭菜,增加孩子们的食欲。他们对身体较差或体弱多病的孩子,则按“病号菜金”标准,另做病号饭并增加牛羊奶的供应。在她们的共同努力和各单位的热忱援助下,孩子们的食品营养迅速得到改善,每个星期能够吃上一次肉,牛奶、羊奶、豆腐已成为孩子们的主要营养来源。
在卫生保健方面,邓六金、李静一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卫生保健制度,餐具顿顿消毒;饭前、饭后洗手抹嘴;毛巾、手帕洗净煮过;被子一月一洗,床单、枕巾一月两洗,棉被、棉垫一月一晒;热天每日洗澡洗头换衣服,冷天每晚洗屁股、洗脚;每周换洗内外衣两次、洗头一次,每周剪指甲一次,20天理发一次;按季节注射预防针等等。
由于注意搞好营养、保健,孩子们的身体都比较健康。但战争年代环境艰苦、缺医少药,一旦遇上传染病就很麻烦。有一次,一个班的孩子全得了麻疹。在阿姨的精心护理下,大多数孩子很快痊愈,惟有1岁多的小女孩陈淮淮并发了肺炎,高烧几天不退,整天昏迷不醒,情况十分危急。
“一定要救活这个孩子!”邓六金见状万分焦急,“淮淮的爸爸南下,临走前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一定要在淮淮爸爸凯旋的时候,把健康活泼的孩子交给他!”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只有青霉素能救淮淮。可整个华东局也找不到一支,怎么办?
“济南可能有。”有的同志说。
“去济南。”邓六金大姐当机立断。她要了两匹马,带领医务员丛树贞,连夜从大关营出发,一口气跑了300多里路,来到刚刚解放的济南,在一个教会医院买到了两盒青霉素,并连夜返回保育院给病重的淮淮实施注射,使淮淮转危为安。
华东保育院在大关营村期间,共发生过3次流行性传染病,生病儿童87人,在全院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安然无恙,最终全部康复。
保育院迁址上海,师生们喜笑颜开
1949年3月,华东局、华东军区渡江南下,同时成立了代号为“女子学校”的留守处,华东保育院由留守处领导。为了安全保卫和保育院南下乘车方便,当月保育院迁到了青州城里的天主教堂,孩子们睡觉、上课、活动都在教堂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曾山任上海市副市长。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移驻上海。
6月,华东局通知保育院南迁上海。邓六金带队率华东保育院孩子、工作人员97人,从青州火车站登车南下,告别了华东保育院的创办地——青州。当孩子们到达上海站时,上海车站一片欢腾。这次由邓六金指挥的、为时一个月、行程1000多公里的“大行军”,终于胜利完成。
据史料统计,从1948年6月开办到1949年6月,华东保育院共接收1至10岁的孩子137人。在保育院,这些孩子沐春晖,润雨露,获新知,强体魄,在烽火的摇篮里健康成长。这些孩子中后来有的成长为党政军高级干部,如陈毅的长子陈昊苏、粟裕之子粟戎生、谭震林之子谭冬生、刘瑞龙之女刘延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