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似一挂瀑布，从峻冷悬崖上跃下，把自己粉碎成无数呼啸的水滴，只为融入那一片汪洋；他用生命的激流，挟着浪花，百折千回，只为追寻历史的真相。从沪上文化界翘楚到新四军秘密战线精英，落差之大，挑战之巨，他从容应对，游刃有余。在步步惊心中，将自己砥砺成一柄利剑，耀然着犀利的锋芒。然而却伴之以冷凝风霜，起伏跌宕。他仰天长嘶，和泪泣血，但心中依然有一抹永远的亮。他就是扬帆，一帆高挂，千里远航。
早年扬帆
加入新四军后改名“扬帆”
1939年初的上海虽已成为“孤岛”，但中共领导的地下抗战文化活动依然风生水起，彰显着中华民族的不屈意志和抗日决心。其时，上海已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统领上海进步文化界，为前方将士募捐、组织慰问演出等。当时，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军部要求上海地下党动员一批知识分子去加强文化工作。同时，上海《申报》《新闻报》《译报》等先后收到群众慰劳前方抗敌将士的捐款要送往前线。于是，由上海地方协会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联合组成前线慰问团，公开名为：“慰劳三战区将士演剧团”。团长是上海地方协会的代表吴大琨，副团长则是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代表扬帆。
扬帆是由上海地下党选中的。他是中共上海文化人总支部的委员，负责与文艺界团体、个人的联络工作。扬帆此行任务艰巨，既要率团到三战区慰问演出，又要将参加新四军的文化人和学生安全送到，还要与三战区协商给新四军捐款。扬帆积极筹备，细致谋划，以确保安全。此团共60人左右，春节后分两批出发。扬帆与吴大琨是第二批走的，他们由上海抵达浙江温州并转道金华。正好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名义到浙江视察，也在金华。周恩来闻知上海慰问团在金华后，便通过时在金华的党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约见扬帆。继之又到慰问团驻地与大家见面，周恩来高度肯定了上海人民的热情，也希望慰问团能够排除困难，安然抵达新四军。
此时国共间虽然有统一战线，但当局对新四军仍诸多设障和掣肘。时在江西上饶的三战区特地派人到金华催促慰问团前往上饶。而到上饶后，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就不让他们再前行了。顾祝同甚至要求扬帆留在三战区政治部从事电影工作。扬帆虽婉言推辞，却已无行动自由。有在三战区政治部工作的扬帆熟悉者悄然对他说：“顾祝同是不会让你们走的。你们不要怕翻脸，要冲出去。你们是民众代表，他们不敢抓你们的。”扬帆此后与大家商量，一起设了一个局。在全体团员会议上，队员们装得慷慨激昂，大骂几个领头的搞欺骗，是人贩子。扬帆表态愿与大家一起行动。大家吵吵嚷嚷，就这样冲往火车站又返回金华。他们随即找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交涉。黄绍竑说：“三战区已通报说你们是共产党，我和周恩来是好朋友，你们只有到浙西去慰劳了，那边是我的部队。”就这样慰问团又被迫去浙西天目山。扬帆无奈中只有给新四军写信暗示他们的困境。一天，他们将随行监视的国民党军副官灌醉，步行翻过崇山峻岭到了歙县，乘上新四军派来接慰问团的汽车，终于辗转抵达皖南新四军军部。
此行如此艰难曲折，完全出乎扬帆预料，由此也折射出国共合作抗日中一种复杂诡异的局面。好在青山绿水的皖南风情以及新四军的热情，让扬帆的心情舒畅了许多。
数日逗留，他充分感受到新四军官兵一种勃发的生机和斗志昂扬的精神状态。特别是许多文化工作者的加入，促进了新四军的抗战文化宣传。在皖南翠竹茂林的掩映下，抗战文化活动蔚为大观，地域抗战激情氤氲升腾。扬帆感受其间，感悟其间，一种文化人的内心世界仿佛被激活。他知道，融入其中将是多么快慰的一件事。但他是肩负使命的，他必须回上海向党组织复命。
这天，扬帆向副军长项英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辞行。不料他们力劝扬帆留下加入新四军。没有思想准备的扬帆一时表现得有些犹豫。项英热情地向他介绍了新四军的情况，并且称：“我们非常希望像你这样具有极强工作能力又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才加入新四军。”为了打消扬帆的顾虑，项英特别说：“我们将专门派人向上海党组织说明。”
扬帆就这样意外地加入新四军，离开了上海文化岗位，成为一名职业军人。也许为了纪念这样一种特殊的人生转折，他竟然改了新的名字。此前在上海，他的名字一直叫殷扬。此刻在皖南，他决定更名为“扬帆”。“扬帆”的寓意，虽然他从未说过，但顾名思义肯定有自我激励的因素，人生亦将扬起新的风帆，驰骋新的抗日疆场，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洋溢其间。
慰问团大部分同志都与扬帆一样参加了新四军。团长吴大琨则返回上海。不幸的是，他在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绑架，被关在上饶集中营，后经营救脱险。
扬帆被任命为政治部下属的文化队指导员。队长则是《新四军军歌》的曲作者、著名音乐家何士德。文化队主要任务是为前方部队培养文化宣传的政工人员。学员一部分是从戏剧训练班转来的，另一部分是从军部教导队中选择文化较高较活跃的青年集中而来，还有的是从部队的文化工作者中调来培养深造的，共有70多名学员。专业课程为音乐、戏剧、美术、舞蹈。扬帆主要负责政治课。其时，军部对文化人非常重视，生活待遇较高，而给扬帆专门配有马匹代步。那是一匹性情较为温和的棕色马。扬帆经常骑着它奔跑在蜿蜒至远山的树影石径上，感受着染嶂叠翠的皖南风光，一任思绪飞扬。
1940年初，时任军部秘书长的李一氓找扬帆谈话，决定调其到军部执法处工作。关于这次调动，兼任处长的李一氓以后是如此解释的：“他（扬帆）开始时替新四军一个戏剧学习班讲了一个月课。虽然他过去的学习和工作接近戏剧，但搞戏剧的人在新四军的不少。我们就说服了他，当了新四军军法处（即保卫部）的地方科长。”扬帆的任务是负责军部驻地的安全保卫工作。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这是完全陌生的一个领域。当时，军部驻地周边的情况很复杂，除了日伪军经常派谍报人员进行刺探情报外,国民党特务还千方百计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以后扬帆说：“幸有李一氓同志对我言传身教，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我做工作，对我帮助很大。”
军法处的工作对扬帆锻炼较大，他的性格变得理性、刚毅、坚韧和深沉，文化人的感性色彩和浪漫气息鲜有再现。
新四军时的扬帆
皖南事变突围后“我依然是一个新四军”
这年底，扬帆又接受了新的任务。此前，国民政府军委会多次电令新四军要全部开往黄河以北。中共中央从合作抗日的大局考虑，决定新四军军部撤离皖南渡江北上。皖南虽好，却不能久留。军部随之开始做北撤准备。
为了踏勘北撤行军路线，军部抽调人员组成两支队伍分别向皖中和苏南方向实地察勘。去苏南方向的队伍则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由参谋处作战科科长李志高任团长，扬帆任副团长，此行的具体任务是秘密的。他们从云岭出发，经过多个国民党防区。扬帆以后称：“这一路线跨泾县、宣城、郎溪、广德等县，对沿途的地形、道路、河流、村庄以及有关政治、群众基础、供应等情况都作了调查。”之后，他们设计了部队行军路线图，返回云岭向军部首长作了报告。但以后军部转移时并没有走这条路线，而是采取先向南到茂林、三溪、旌德再走宁国、郎溪，然后去苏南，像个“之”字形的路线。对最终转移路线的选择，扬帆以后如是说：“听说最后选用这一路线是项英同志采纳刚从外地回来的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的提议，在1940年12月28日由项英主持的军分会上集体讨论决定的。”但事实上，军部转移正走向国民党顽固派预先设置的包围圈。
扬帆与军部其他指战员一起经历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过程错综复杂，突围经过腥风血雨。扬帆是军部机关干部中为数不多的突围幸存者。对此段经历他以后曾有详细回忆，再现了那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在此谨节录突围至石井坑一段：
“石井坑四周被一片大山包围着，东西五里，南北七八里，有几个零星的村子，近百户人家，叶军长指挥我军占领四周的山头，决心暂时固守，但守了四天，到1月13日战斗完全失利，我军伤亡惨重。我们已无力量可以突出重围，也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天又下着雨，衣服全湿透了。这时军部首长决定分散突围，以尽可能保存更多的革命骨干和有生力量。我被发给一千多元法币作为突围费，要个人设法冲出去，到苏北或延安归队。我把随身携带的文件和我自己写的五六万字的自传式小说的札记文稿以及照片等都忍痛在山上烧毁了。”
扬帆历经艰险，最终与胡立教一起突围出来。抵达苏中东台时，已是2月中旬了。其时，陈毅、粟裕正在东台城内指挥讨伐伪军李长江战役。扬帆得知后非常兴奋，他赶紧与胡立教一起前往指挥部报到。见到陈毅、粟裕后，扬帆脱口而出：“终于到家了”，说完禁不住潸然泪下。
陈毅说：“你们是皖南事变中突围到达苏北的第一批干部，你们辛苦了，我代表新军部欢迎你们归队。”令扬帆意外的是，他们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在东台休整期间，陈毅向扬帆详细了解皖南事变的过程。这次见面令扬帆深刻难忘，以后他以《谒陈公》为题赋诗一首：
“儒将丰姿犹昔健，殷勤垂询劫馀身。挑灯细认风霜迹，按剑时问叱咤声。扼腕常嗟孺子算，横眉还恨妇人仁。频频注目华中笑，十万旌旗杀气腾。”
根据陈毅的要求，两日后扬帆与胡立教即往盐城军部。他们向刘少奇详细汇报了皖南事变的经过。这是刘少奇第一次通过当事人了解到事变中情况。他非常认真地在倾听，时不时地做些询问和记录。刘少奇高度肯定了他们在事变中的表现，希望他们尽快调整好状态，准备迎接新的工作。
在盐城军部，扬帆领到了一套新军装。以后他在《皖南突围记》中说：“当我再穿上军装的时候，我像一个孩子似地狂笑：‘我依然是一个新四军！’”
“依然是新四军”，定格了扬帆的信仰和忠诚，也定格了他的目标与追求。
从军法处长到文化村长
新的军部驻地对扬帆来说有着很大的新鲜感。它是盐城著名的泰山庙，规模宏大，三进正堂，两边厢房。军部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都住在里面，彼此会经常碰面。这与皖南军部有很大不同，那里较为散落。
这天，刘少奇找扬帆与胡立教谈话。刘少奇说：
“我昨天已经将对皖南事变的基本判断形成了一份材料报告中央，其中结合了你们提供的一些情况。你们这次在皖南事变中的表现是好的，也是第一批突围到盐城的。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内，将陆续会有皖南分散突围的同志抵达盐城，其中情况不尽相同。现在起，你俩就负责皖南突围干部的审查工作。不管是谁，只要是从皖南突围出来的，都要经过审查。这是对组织负责，也是对同志们负责。我们成立一个审查委员会，由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牵头，具体工作由你们负责。”
当天，刘少奇谈话神情较为严肃。扬帆能够感觉出刘少奇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以及对他们的信任。
果然如刘少奇所料，在以后不长的时间里有300多皖南军部人员陆续突围到盐城。扬帆与胡立教负责甄别工作，与他们谈话，了解突围经过。作为皖南事变的亲历者，扬帆对突围之不易以及重新回家的感觉有着切身体会。他尽量用一颗滚烫的心来温暖他们，一经甄别结束，便向组织推荐安排工作。令扬帆记忆深刻的是，当时饶漱石也突围到了盐城。扬帆说：“他毕恭毕敬地站在我们面前说：‘请审查’。饶漱石突围时曾被捕，他自称是华侨的儿子，用钱贿赂了国民党的连长给放出来的。”
在扬帆的视线中，盐城景象，生机盎然。新军部统帅七个师之众，彰显自信和坚定的抗战意志；抗大、鲁艺吸收了大量来自大江南北和敌占城市的热血青年，他们活力四射，抗日热情高涨；众多文人云集，抗战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这些都令扬帆精神为之一振，一扫因皖南事变所产生的沉痛、悲愤情绪。扬帆还特意写下了“等闲越尽千重堵，快抵新邦第一人”之句。
不久，军部任命扬帆为军法处副处长兼盐阜区地方保安处处长、盐阜区党委社会部部长。用扬帆自己的话说“除了担任军队保卫工作外，同时还要参加盐阜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作。”此后，安全保卫、锄奸肃特，就成了扬帆的重点工作。当时根据地周边形势并不太平，扬帆丝毫不敢懈怠。
1941年7月，日军扫荡盐城，扬帆随新四军军部转移阜宁停翅港。这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上海英法租界和占领香港。原来依托上海和香港进行抗日活动的文化人被迫转移。他们从上海、香港、重庆等地撤退到苏北。如阿英、贺绿汀、范长江、艾寒松、薛暮桥、骆耕漠、孙冶方、夏征农、许幸之、何士德、黄源等。对新四军来说，他们是特别宝贵的抗日文化的人文资源。陈毅可谓大喜过望，决定择定一个地方将这些文化人集中住到一起，以便于抗战文化的开展。这个地方就是距离军部不远的阜宁卖饭曹。
相传，明洪武年间，曹氏人家从苏州阊门迁徙到淮安府庙湾场定居，从事农耕。从阜宁县城至淮安府有一条官道，官府车马、南北客商，熙来攘往，必经庙湾场曹氏村庄。为此，曹氏经营的卖饭小铺便在官道旁应运而生。也许是占着天时地利，也许是经营有方，小饭铺生意兴隆，名扬四周。久而久之，人们便以“卖饭曹”而代称曹氏村庄了。1942年，因为众多文化人聚集于此，“卖饭曹”便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村”而闻名遐迩。
其时，华中局专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钱俊瑞任书记。根据陈毅指示，扬帆以文委委员的身份作为军部与文化人之间的联络人，并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文化村中人主要有阿英、范长江、孙冶方等十多人，但周边报社、鲁工团以及抗大总校的一些文化人亦常到文化村相聚。他们泼墨挥毫，赋诗唱和，棋琴书画，无所不有，营造出一种空前热烈的文化氛围。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文化杂志编委会，委员各自承担撰稿任务，积极筹备出版刊物。陈毅与三师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以及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文委书记钱俊瑞亦常至文化村，与文化人交流、畅谈。
在战争的大环境下，居然有这样一个敌后文化村，可谓是个奇迹。它充分彰显了新四军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情怀，也成为新四军是一支文化军队的最好注释。
文化村村长由陈毅直接指定扬帆担任，并具体交代任务有三：一是负责军部、华中局和文化人之间的联系；二是支持文化人的工作；三是办好食堂、俱乐部，照料好文化人及其亲属子女的生活和安全。
当时根据地物质生活艰苦，但对文化人的生活还是尽可能地优待，发衣服和日用品均参照团级干部待遇，每月还发放特别津贴。陈毅对文化人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扬帆说：“陈毅经常亲自来探望，谈笑风生地和他们谈心，没有什么好的招待，他便把自己最喜欢喝的红薯丁粥来招待大家。大家对陈毅的儒将风度甚为赞佩，对他直爽诚恳的态度都深受感动。”1942年底，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离开盐阜区，转移至淮南黄花塘。行前，陈毅特地将扬帆留在盐阜区，继续照顾文化人的生活和安全。其时，日军正对盐阜区进行大扫荡。扬帆迅速对文化人进行疏散和撤离。包括将阿英一家安排到射阳河边的华成公司隐蔽；将刚到苏北不久的邹韬奋转移到阜东县八滩镇附近的大杨庄杨芷江家里“打埋伏”，最后又秘密护送其经苏中根据地返回上海。这段时间，扬帆在战火硝烟中频繁奔波，悉心照料，妥善安排。在盐阜区文化人有的重回上海，有的辗转去延安，有的随部队行动。面对日军如此大规模的扫荡，在盐阜根据地的文化人均安然无恙。扬帆可谓功不可没。
遭遇“无端屈辱无端恨”的特殊经历
1942年底，军部成立新的军法处，参谋长赖传珠调扬帆兼任军法处长。军部转移前的一天，因刘少奇赴延安而继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找扬帆谈话，他说：“日军要侵犯这个地区，军部要转移，你留下。保卫工作是党的一把‘宝剑’，我把这把指挥刀交给你”。
扬帆问：“有什么具体要求？”
饶漱石说：“你到三师找黄克诚，再到上海一个秘密办事处去工作，各地的负责同志到上海，你把他们送到延安去。”
这个任务有些突然，但他决定还是先到三师报到再闻其详。其时，三师的防地是盐阜区和淮海区，黄克诚任师长，张爱萍任副师长，洪学智任参谋长。扬帆随即被任命为三师保卫部长兼调查研究室主任。扬帆直接参加了盐阜区的反扫荡斗争，并在此过程中努力完成陈毅交给的保护和妥善安置文化人的任务。
扬帆说：“在三师工作中，我和黄克斌、张爱萍等领导同志接触的时间较多。我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们是经过长征的干部，政治上很强，水平很高，文化知识也很丰富，很了解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弱点。”在扬帆印象中，“黄克诚师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是十分严肃的。”“张爱萍副师长当时只有33岁，是经过长征的青年将领，又是常识丰富具有多种兴趣的儒将，他当时就会摄影和冲洗技术，和他相识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愿意和他交谈。”扬帆以后曾特别强调：“在三师这段生活在我一生中是最值得怀念的”。扬帆此言饶有意味，因为此后他便遇到人生中的第一次大坎坷。
1943年10月，扬帆接到通知前往淮南天长军部开会。当他兴致匆匆抵达军部时，竟然是对他的突然逮捕审查。这太意外了，扬帆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先后被关押在淮南地区盱眙县的黄花镇和小李庄的农家小屋中，日夜由部队战士看管，陋屋破烂不堪，生怕我逃逸，先手铐，后脚镣，把我当成个重要犯人看押。”扬帆以后在回忆中如此介绍。
华中局成立了一个扬帆案件的专门审查小组，组长是饶漱石，成员有城工部长刘长胜，情报部长潘汉年。第一次审问饶漱石亲自出场。据扬帆回忆‘他劈头就说：“原来你是特务。我问你，你和陈毅那么接近，你在我与军长之间挑拨离间了些什么？快把事实交代出来。”当时正是“黄花塘风波”发生不久，陈毅已经离开军部而往延安。饶漱石与陈毅的矛盾亦因此公开化。扬帆没有想到陈毅与他这种正常的上下级工作关系竟被如此玷污。他气愤地回答：“你如果把我当作党员干部的话，就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如果把我当作敌人，我是不会回答你的。”饶漱石当即语塞，后训斥几句就走了。当然审查还在继续，扬帆终于知道原来重点是他当年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工作时参与“救国会”活动的问题，而起因则来自延安。
1943年，青年学子凌颂强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后投奔延安。凌颂强即以后成为著名电影导演的凌子风。其时正赶上延安整风运动，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凌颂强坦陈当年由戏校老师石蕴华介绍加入南京“救国会”，从而与爱国进步人士接近并倾向共产党的。当时南京戏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CC”派健将张道藩。而石蕴华则是扬帆的本名。这下让主导“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康生抓到了把柄，他断言“救国会”与国民党“CC”派有关，在延安制造冤案的同时，通过逼、供、信的材料也认定扬帆是国民党“CC”分子，于是通知华中局将扬帆逮捕审查。扬帆被诱到军部开会，而后脚镣手铐全副加身，审讯诱供轮番进行。禀性耿直的扬帆誓不屈服，每次审讯都以僵局收场。对扬帆的审查持续了10个月。这是扬帆特别痛苦的时期，除了身体受到摧残外，精神上的折磨更是苦不堪言。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被自己的组织以手铐脚镣的方式所怀疑和审查，这种委屈是难以承受的。
所幸扬帆的案件后来由潘汉年负责。潘汉年当年在上海领导抗战文化工作，具有丰富的国统区工作经验，对“救国会”的背景、历史和人员都较为熟悉。他十分清楚“救国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过贡献。参加过救国会就是“CC”派，实在是牵强附会。在与扬帆的接触了解中，他更坚信扬帆是无辜的。但当时案件由康生主导，且由延安交办，潘汉年一时还无法将扬帆解脱出来。为了宽慰扬帆，以示信任，潘汉年特意作诗两首传给扬帆。因扬帆字“炎”，故一诗名为《怀炎》：
“细雨寒风忆楚囚，相煎何必数恩仇。无权拆狱空叹息，咫尺天涯几许愁。”
另首《慰炎》：
“面壁高歌字字真，江郎岂肯作狂僧。无端屈辱无端恨，巨眼何人识书生。”
可以想象来自潘汉年的“巨眼何人识书生”之句，对身处绝境的扬帆来说是何等的宽慰。同时，潘汉年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在获得了扬帆无内奸特务嫌疑的确凿证据后，立即向华中局和延安汇报，他顶着重重压力，坚决要求推翻强加给扬帆的罪名。此时，延安方面也正在纠正“抢救运动”中存在的“过火”问题，凌颂强也已得解脱，扬帆终于可以重见光明。
1944年9月的一天，看守部队的教导员突然对扬帆说：“恭喜你！你的案子推翻了。”接着，饶漱石进屋就握住扬帆的手，显得尴尬的样子说：“我没有话讲了，我没有话讲了。一句话，组织上错了，你没有错。”又说：“如果当时你乱讲的话，倒会惹出麻烦来”。此句对扬帆十个月坚定的抗争和对真理的坚信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注释。以后扬帆写有自嘲诗《无罪》：“一声无罪疑相戏，整罢行装意转痴。敝榻曾留千里梦，小窗长伴五更思。重视化日凝眸苦，乍卸沉镣举步迟。笑问狱中何所有，斑斑血泪百篇诗。”
为答谢潘汉年的信任，扬帆又写有《赠汉年》诗：“真真假假费疑猜，欲辩难言知已哀。自是奸人离间苦，谩嗟执事信从衰。含冤曾洒英雄泪，湔辱空跨国士才。幸有寸心如火炽，凄凉伴我过年来。”
潘汉年与扬帆从此有着更多的信任，他们又同在根据地的保卫战线上，相互配合默契，在惊心动魄的情报战线上立下赫赫战功。却不料又成为建国后著名冤案“潘扬事件”的源头。
晚年扬帆夫妇
勇闯南京城的秘密使命
1944年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和中国抗战正面临重大转折。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华中局决定成立敌区工作部，任命扬帆为部长。这是全新的工作，工作对象主要是日伪军。扬帆知道在对敌反攻即将到来之前，分化瓦解日伪军，促使日伪军投降反正，对胜利的进程有极大意义。
这天，饶漱石突然召见扬帆。他对扬帆说：“有一个名叫纪纲的人刚从南京监狱放出来，他自称是我们的情报工作干部，这次是驻南京的日军“华中派遗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那里派来的，说有重要信息要向我们传达。”如此敏感和重要的情况，扬帆从事保卫工作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继之，饶漱石很严肃地对他说：“你去负责接待审查，弄清楚日本人究竟要搞什么鬼把戏。”
扬帆随即与纪纲见面，并通过多方渠道查证，确认纪纲是我们有关部门派在南京领导情报工作的干部，他在南京以中医作掩护。在他领导下有两个重要的情报人员。一位是原留日学生汪锦元，潜伏在汪精卫身边当秘书。他曾获得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的秘密条约等重要机密材料。另一位陈一峰，是汪伪中央通讯社的采访主任。他与一名日本记者中西功经常交换情报。后中西功被捕，牵连到与纪纲、汪锦元、陈一峰的关系，致他们全部被捕。这次日军冈村宁次总部从监狱中将纪纲放出来，并不加掩饰地派他到新四军来，确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
当然从日本来讲，已预感到形势发展的不利，试探通过多渠道找到一条延缓其失败命运的办法。而通过纪纲前往新四军就是他们的一着赌棋。此前日本人曾多次希冀与新四军联系均未成功，最后选中纪纲前来试探。
华中局和军部了解了日本人的真实意图后，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华中局可派人与日方秘密接触，“目的是为了了解对方的意图，但是交代了应掌握绝不和日本谈判什么具体问题的原则。”这是亲历者扬帆以后回忆的原话。作为战争双方，知己知彼，属于兵法范畴。在即将对日反攻的时机，秘密战线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战线。
1945年6月的一天，根据事先接洽，纪纲从南京带来了冈村宁次总部的三个日本人，他们都改穿中国便服，在六合县竹镇附近的一个村子准备谈判。新四军方面首席代表是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他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代表有军保卫部长梁国斌和敌工部长扬帆。据扬帆回忆：“三个日本人毕恭毕敬的样子，完全不像抗战初期日本军人表现的那种飞扬跋扈、蛮横无理、目空一切的形象。对我们说了些对新四军很敬佩之类的好话，接着提出他们奉命来向我们谈‘局部和平’的意向，我们拒绝了。”而新四军的意图很清楚，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华中日军由新四军受降。谈判自然没有结果。也许日方觉得这样的结果回去无法交代，便提出希望新四军派代表至南京与冈村宁次总部高层接触，并保证人员安全。扬帆说：“我们考虑正式派人去和日方上层接触，对进一步观察了解日本人的意图和动向，向中央提供研究全面敌情作参考是比较有利的。”
派谁去？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艰巨任务，此人要有胆识、勇气、智慧和对祖国的忠诚，同时还要有视死如归的决心。军部最终决定由扬帆作为新四军代表前往南京。这对扬帆是一种高度信任，也是扬帆所执行任务中最具危险性和挑战性的。军部决定扬帆与这三个日本人同行，以显示新四军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的气概。行前，军部专门开了欢送会，同志们嘱咐他一定要小心谨慎。扬帆说：“这次是日本人乞求于我，估计不敢对我下毒手，但万一日本人翻脸不守信义，我也作了准备，无非一死而已，请同志们放心。”
扬帆只身入虎穴，在南京中山路原国民党政府铁道部大楼里，与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见面。扬帆正义凛然地说：“我是新四军的联络部长，是奉新四军军长的命令前来的。”今井武夫提出日方希望在华中与新四军达成局部和平协议，甚至愿意让出八个县城。并且表达了希望将来合作共同对付美英和蒋介石军队的意思。扬帆终于了解了日军上层的真正意图，他们离间新四军与盟军的关系亦此暴露。扬帆沉着应对，不予表态。他称：“只听意见，不具体谈判。”次日，总参谋长小林以冈村宁次代表的名义出面见扬帆。他宴以西餐，表达了“不作具体谈判，希望保持联系”的意向。此后，扬帆在南京城“溜达了几天”，感觉到了南京城日伪军普遍士气低落的一种气氛。他坚信，抗战胜利已经为期不远。返回根据地后，扬帆详细地向华中局和军部作了汇报。
此后，时局发展急剧变化。随着美国飞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及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命令，前线各地开展了对日军的全面反攻。日军投降指日可待。
8月14日，新四军军部又派扬帆前往南京，敦促冈村宁次向新四军投降。扬帆与纪纲星夜启程，直达南京。扬帆住一地下党员同志家，派纪纲先去试探日方态度。纪纲见了日军指定的联络人，提出朱德总司令已向冈村宁次下达命令，要求日方就近向新四军缴械投降。日方答复说，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希望新四军方面谅解。
此时，蒋介石已下令，阻止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受降，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下令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伪南京市市长马超俊也发表谈话透露，“陈公博将以三十六万大军警备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完整交给蒋介石，阻止八路军新四军接收。”很明显蒋介石与日伪已经合流，将合谋抵制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受降。扬帆觉得如此形势下，与日本人见面也是无益的。他便在南京城里部署地下情报人员准备配合我攻城部队的一些工作，以及尽可能地策划伪军起义。同时，了解南京城的守备情况。此后，扬帆返回复命。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改变了进攻南京的计划。但在南京地下党的策划下，汪精卫最精锐的伪警卫三师起义，回到人民阵营。扬帆闻之后十分欣慰，毕竟这是他所参与的秘密战线工作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扬帆担任新成立的中共华中分局联络部部长、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情报部部长等职，他始终驰骋在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战线上，为新中国的诞生铺设了一条看不见的特别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