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季桂芳1923 年1 月出生于江苏省启东正诗乡。受外公季国庆的教诲和影响，抗战时期母亲在苏中四分区启东二区最早参加了革命工作，并于1941 年2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当地第一批农村女干部、女党员。

县委书记为掩护群众撤退壮烈牺牲

    1941 年的初春，建立不久的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遭受了日伪残酷的大扫荡，那时我军处于敌后游击状态。1942 年初我军主力开始进行反击，在新四军一师三旅旅长陶勇率领下的主力部队五团、县团发动了攻打海门县三阳镇敌伪据点的行动，并一举获胜，收复了三阳镇要地，离三阳镇不远的久隆镇敌人闻风而逃。这一仗极大地鼓舞了当地抗日民主政府和百姓。海启县委决定趁此形势开辟新区工作，新区工作组由县委书记陈国权亲自率领，当时领导层还有民主人士副县长沈维岳，县委委员、民运部长、农抗会主任石坚，县委委员、社会部长王正平，敌工部干部阮庭庚，启东二区书记王蕴石等10 多名干部。1942 年1 月4日上午11 点，县区乡干部们及我的母亲，正在久隆镇附近的二厂地区召开预备会共商大事，突然外面传来“敌人来了”的呼喊声，只见群众四处奔跑，场面十分混乱。此时主力五团与县团已撤离该地区。情况万分危急之际，陈国权镇静指挥，当即命令石坚率领干部北撤。这时枪炮声四起，陈国权率王正平、阮庭庚、警卫员陆志杰在原地组织疏散群众，坚持战斗，然而敌人已经从三面包围了这一地区。陈国权被来犯伪军中的叛徒指认出卖，当即遭到日伪军的枪杀，王正平、阮庭庚同时牺牲，警卫员陆志杰幸存。

母亲冒着生命危险运送烈士遗体

    我母亲参加了县区召开的预备会后，分散在群众中撤离。事发后，她组织群众调查了解干部群众遭遇的情况，发现了陈国权的尸体。当天夜晚，在敌占区内她冒着生命危险，动员农民兄弟借了一辆独轮小车，趁着夜晚天黑之际，避开敌人的岗哨，将陈国权的尸体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土布袋里，摆在小车的左边，她自己坐在小车的右边，一直护着烈士的尸体，然后两位农民兄弟一前一后，一推一拉，在敌人的封锁线内绕小路行走数十里。为了不让独轮车发出声音，她用肥皂、煤油浇在车轮的轴部，解决了车轮转动时发出的响声。独轮车经过敌人封锁线时，探照灯的强烈光束在必经公路上不停地移动，母亲坐在独轮车上看到光束刚移开，让农民兄弟以最快速通过这段公路，终于在黎明前将陈国权的遗体送到了县委。母亲这一壮举，惊动了根据地机关全体同志，大家看到为掩护群众而牺牲、共同战斗的县委书记遗体被从敌战区抢运出来，悲痛万分，同时都十分敬佩这个才入党一年年仅19岁的小姑娘。当年的地委机关报《江海报》专题报道了这一事迹。母亲还为3 位烈士制办了3 套新衣服为他们送别，表现出对牺牲战友深厚的阶级感情。

反清乡前期母亲赴如东工作

    县委为确保我母亲安全，于1943 年春反清乡前夕安排她和一批女同志去如东掘东区工作，母亲在如东工作期间改李姓。当时，10 岁的小姨娘季蕴芳和7 岁的小舅季渭滨抱着母亲的腿哭着不让她离开家。但为了如东根据地的工作，她毅然舍去小家，哄着弟妹说一个月后就回来。可这一走，直到1945 年抗战胜利，母亲才从如东掘东返回家乡启东，后来在母亲的影响带领下，她的弟弟妹妹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

“文革”伴随父亲在南通

    1970 年初，父亲赵一德受到“文革”冲击被“罢官”，母亲为此受牵连近10 年时间。在父亲最艰难的那10 年里，母亲伴随他左右，给予父亲精神上极大的安慰，他们选择了南通这片热土安下了家，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南通抗战的情结。南通有他们战争年代的老乡和朋友，母亲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精神生活是充实的。他们每天招待着来自南通地区四面八方来看望他们的战友和老乡，几乎用光了他们的工资和积蓄。他们保持战争年代中那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共同关心老区群众的疾苦，用节省下来的工资接济老部下，看望慰问军烈属，报答曾救过父亲性命的乡亲，他们在南通的10 年里做了许多关心群众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