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 年我们弟兄俩当兵，分配在福州军区面对金门的炮三师通信连。最初的军事训练就是收、发无线电报。大概是在给家里的信中流露出了训练枯燥的想法，爸爸邓克生便来信鼓励我们要学好军事技术，信中说“莫要小看嘀嘀嗒，里面有学问、有玄机”，当时不甚理解。最近整理父母遗物，联系他们讲过的一些往事，领悟出了一些道理。
粟裕曾问叶飞，怎么你抓的敌情有时比我还快？
和妈妈同期参加抗大五分校第一期学习的，有个新四军新兵秦基，是她的无锡同乡（秦是无锡的一个大姓，我党有名的秦邦宪烈士就是无锡人，我们外婆也姓秦）。妈妈在一分队即女生队，后转到财会训练班再培训后分到财经部从事财会工作。秦基在十一分队，毕业分到一师师部无线电训练班培训收发报技术，成了师部三科电报队的报务员，后成长为叶飞手下的技侦骨干（我军把地面侦察叫侦察，把无线电电讯监听、密码破译称为技侦）。从妈妈保存的秦基回忆录中可知，是一次偶然机会使他从一个普通收发报员自学成了优秀的技侦干部。1942 年秦基随谭启龙、何克希过江开辟浙东抗日游击区。当时处在国共合作期，双方会有电报往来。我军与自己部队联系，与国民党部队联系，分别使用两台不同的机器，发报手法也故意有所不同，甚至还用左手。秦基发现对方不论与我军联系，还是他们自己内部各部队之间的联系，收发报的机器与手法都是一套不变。秦基就开始留心对方内部各电台及收发报技术的差异，记录下来，逐渐摸到了对方收发报技术特征。
1943 年12 月我军击败一次搞摩擦的顽军，缴获了不少东西，秦基从一大包资料中发现有过期的电报底稿，就捡出来对照平时抄收的对方电报，居然发现有5份是完全一致的，由此破译出这5份电报的密码。此后谭、何首长积极支持秦基琢磨，还利用截获的电报情报打过胜仗。1946 年解放战争开启后，秦基回到苏中在叶飞指示下组建了专业的技侦“五台”，专门监听、破译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通信。一旦截获、破译出情报即刻直送司令部。后来秦基和“五台”在侦听、破译的基础上，又把接受的讯息进一步分析、研判，给首长提供敌情动向参考意见，由收译员升格成了侦察参谋。1945 年1 月，浙东新四军曾救下一名被日军击落的美军飞行员，美军送了一台谍报特工专用的微型收发报机作为感谢之礼，只有砖块那么大，但频谱宽、收发功效高，谭启龙喜欢带在身边收听延安的消息。内战吃紧、“五台”组建后，秦基向谭司令“要”回这台机器。那时蒋军已装备上了步话机，常常用口语直接联系。秦基凭着微型美式电台，常能在战场上及时收到蒋军的行动计划。军情瞬息万变，叶飞后来干脆叫秦基带着机器跟在自己身边，一有情况随时汇报。陈毅看见秦基跑前跑后不断向叶飞报告敌情、掌握着敌军动向，很感兴趣地问秦基“这是啥子宝贝？”粟裕也多次问叶飞，怎么你抓的敌情有时比我还快还准？叶飞很得意，秦基回答首长用上了美军的微型收发报机。陈毅哈哈大笑：“你们这个小小收发报机这么灵，竟能把敌情摸得如此清楚！老蒋绝不会想到你们居然也有美援！”可惜的是后来打扫战场，首长特意要下边发现微型电台就上缴，却未搜到，蒋军配备的电台还是老式大机器。解放上海战役中，秦基带领技侦科日夜监听敌台。一天凌晨秦基值班时发现敌台静默两小时无信号了，一反往常每到整点必开机联系、24 小时从不断联的规律。情况反常，秦基敏捷地意识到敌情有变，要越级和叶飞直通电话，叫醒了已入睡的叶司令。他还没把情况讲完，叶飞就果断地说敌军要跑，当即命令部队赶往吴淞口截住了未及登舰的两万多敌军。这是秦基最后一次直通首长作敌情侦察报告，也是由电台立的功。
父亲专长经济，怎么和无线电台牵联上了？
不少老战友对我爸爸的回忆中也提到了电台。华中银行行长忻元锡（“文革”后任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回忆文中说他皖南事变后来到苏中，最先接待并安排他工作的就是邓克生与陈丕显。说那时苏中区党委常在距离敌人据点七八里的“梅花桩”间流动，最多一夜移营两三次。每逢有敌情需要转移时，总见克生迅速向陈丕显请示后即布置电台撤离，他总是和短枪队、电台紧紧跟着陈，到了宿营地也是先架起电台，安顿好陈丕显后才休息。爸爸多年的警卫员徐能周回忆说，每次行军转移或有险情，老邓最顾的就是电台和一包书。而《抗敌报》（苏北版）的译电员李坤馥跟爸爸同事多年，她的记忆更精彩，说爸爸常提醒她们说电台是敌人奔袭的主要目标，务必要隐蔽，还要格外保持警惕。有时夜里听到狗叫声异常,他都会组织转移。一行军就可看见老邓一头挑收报机一头挑书本行李，同志们还形容老邓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与世界通信社”社长兼挑夫。爸爸本是搞经济和理论工作的，而这些回忆怎么都是他和电台的关系？
爸爸来华中前曾是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负责人之一，来到华中后又成了根据地《电讯新闻》《中国与世界电讯稿》的主办人与重要撰稿人。从长沙、桂林经香港、上海这些大城市来到华中，爸爸深知根据地干部迫切需知外部信息，由电台、电讯稿收录编发，他把延安、重庆的声音和沪宁等地及世界动向尽快地转告给同志，使这一刊物成了类似新中国成立后的《参考消息》一样受欢迎。这可能是理解爸爸电台情结的原因之一。再看另一位华中银行副行长兼华中局情报部副部长徐雪寒（新中国成立后任外贸部副部长，受潘汉年案牵连入秦城监狱10 多年，平反后为国务院研发中心顾问）的有关回忆，更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面对日伪蒋顽包围的复杂局面，华中局成立了赖传珠、胡立教、潘汉年3 人组成的情报工委，潘任主任。接着周恩来电告华中局，把徐雪寒从重庆调给潘当副手。徐并未受过专业的情报特工训练，何以被委此重任并和潘配合很好？由于他一是长期在上海地下党工作，二懂日语，三是他的姐夫曾任蒋介石副侍卫长、表妹夫与蒋经国同学且任军统要职，有不少特殊社会关系。徐雪寒常来往于沪宁敌占区，有些特殊经费是经我母亲之手单独领办的。一回根据地他就梳理国内外、敌我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资料，或与潘汉年一起，或单独分析、筛选出重要的信息报华中局、新四军领导，有些再经华中局领导把关后电告延安。徐雪寒在上海编过《中国经济情报》《救亡情报》，整理资料、去粗取精、去伪留真的能力很强，深得曾山信任。华中局继而成立经济情报处，任命徐为处长。与此同期，爸爸喜欢思考经济问题的特长也被曾山、陈丕显发现，安排他专做经济业务。而他综合分析各类信息特别是筛选、梳理经济讯息的工作又和徐的业务很合拍，这两个共同特点使徐雪寒与父亲很知心，徐在1983 年《经济研究》纪念父亲的文章中专门回忆了他们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从桂林到新四军共事的默契。我们从小就看见爸爸有收集资料、分门别类建卡片的习惯，妈妈晚年还坚持分类剪贴报纸。曾山兼华中局财委主任，对发展华中根据地经济十分操心，对徐雪寒、我父亲所提供的敌、伪、顽经济情报的分析很重视。他曾布局我党在上海建立秘密金融战线，就是找徐雪寒、陈国栋与父亲商议的，一度还拟派爸爸入沪。这些来龙去脉，母亲在《上海滩》杂志2012年11期、2013年7期的《鼎元钱庄：又一座中共地下金库》两篇文章中详细回顾过。由于华中银行本身也离不开人手，爸爸留在了根据地。他由区党委秘书兼抓电讯稿转做华中银行业务后，仍然重视电台资讯。如，安排专人每天抄收沪、宁、锡的经济行情，离休的省人行金融研究所长黄如之对此多次撰文回忆他每天通过收音机抄收上海、无锡等地的物价与金融行情。爸爸为何如此重视长江对岸的市场信息？因为他和陈国栋、徐雪寒、忻元锡等苏中财经干部都知道，发展苏中经济不能只满足生产军队急需的粮油补给，更不能把苏中经济搞成自给自足的封闭自然经济，而要根据苏中与上海地域联接、经济互补的特点，顺应、促进民间已有的为沪宁城市提供农副产品的商品经济。具体细分来看，他们抓好华中经济包含有这么几个特色：一是把准了上海市场所需，大到粮棉油猪，小到菜蔬鲜活、皮毛猪鬃、桐油豆饼，努力指导、协调好区内军民的产、销与沪挂钩，陈国栋、忻元锡都兼任过商贸局长，忻元锡、徐雪寒还分别秘密入沪，在上海组织起我党的多家商贸公司，通过商贸解决了大量军需；二是生意做大后，新四军建起了江海运输大队和海防团，陶勇任团长保护江海运输，从几十艘木帆船发展到上百艘船包括机帆船，为苏中与上海的商品流通包括采购军需品保驾护航；三是扶持根据地的优势大宗商品——盐业生产，华中银行专门拨款、抽人成立两淮盐务局，我们家老邻居孙笃生（新中国建立后任轻工部盐业负责人）就是华中盐业的红掌柜，江淮盐西销大后方、南销沪宁，获利不少；四，最厉害的是在与国统区的货币较量中，华中银行敢挂牌组织货币交易，不叫中小商人在两种货币的汇率兑换中吃亏，保住区内华中币值稳定、升值，还不时搅乱敌占区的货币市场，最后还与上海市民、工商势力联手挫败了国民党的“币制改革”。地处敌人心脏区域的苏中根据地，财经工作能做到这份上，与注重外部讯息，密切把脉沪宁经济动向分不开，这自然包括对电波中经济资讯的重视。“文革”中爸爸挨批时看到批判他推崇商品经济的话中，有句“早晚时价不同，专发差价之财”，说这话批到了点子上。老一辈离休后，我们多次陪妈妈看望陈国栋、徐雪寒和忻元锡等人，听他们聊天总少不了市场行情，对数据很敏感。陈伯伯是被总理、陈云视为“铁算盘”的理财专家，徐伯伯被总理表扬为“干一行、精一行”。他们回忆往事，都会说那时在敌占区做生意才叫商战呢，既要考虑市场行情，又要考虑敌情、战火情，经济情报、军政情报。紧盯讯息，生意不吃亏，还能由大的市场动向研判敌人的军事、政治行动，电波中蕴千金啊。淮海战役后杜聿明曾感叹国民党败因，高层是指挥混乱、中层是情报失灵。
总参三部离休的邓亭，怎么被誉为“识得天书”？
我们表哥邓亭也是新四军出身的情报干部，过去只敬佩他16 岁只身一人从长沙跑到苏北参军。新中国成立后也住南京，在鼓楼高楼门，嫂嫂寿勇与他都是南京军区五局干部。我们常去看他，却不知他具体干什么，家里贴着“不该看、不该问的不看不问，不该说的不说”等8 条保密守则，也不能多问。他离休后进了总参上海干休所，我们到上海就住他家，聊天多了一些，但还是沉默少语。他说起原工作只是淡淡地说，侦听、抄收下的敌方电讯码，密密麻麻，看似浩繁无序，实则还是有序可寻的，总有内在规律，和战场的实况结合起来分析，总能破译出来。换一套密码，就重新下功夫再摸索，日积月累对编码、破码就摸索出了一些门道。结合他的经历，我们算是知道了电讯、情报业务中的技术含量。前两年邓亭去世，我俩到上海参加了追悼会。只见挽联上誉他为“三部战士，探赜索隐，天书得识”，我们不太理解。作为资深情报干部，他的追悼会与众不同的是没有任何文字介绍生平事迹。还是听送别他的总参三部及各军区情报局战友私下回忆，我们才得知一二。战友们对邓亭评价很高，除了南京五局，福州军区、济南军区情报局的建立与业务指导，邓亭都参与了，培训带出了不少技侦干部。说他识得天书，此话一点不假。邓亭参加新四军后，被分配从事破译工作。不少人面对一串串、成堆的阿拉伯数字，视之为天书直摇头，更不要说破解内容了。而邓亭却能静下心、钻进去，很快成了三野情报战线破译密码的新秀。他离休到上海后，我们陪他去看望他的老首长、三野情报部负责人胡立教（当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正好和第一书记陈国栋互为邻居），胡还记得他，称赞他那时人虽小、破密码的本事不小。
“文革”也影响到军队，邓亭夫妻和军区五局许多干部被赶出南京城，一度下放到苏北响水县建设兵团，说是知识分子要劳动改造，情报业务也中断了近10 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帅抓军队情报工作的恢复，要他们那批业务骨干尽快归队。重回南京有阻力，军委决定他们成建制调往福州军区。这样，邓亭和徐充（原粟裕身边作战参谋、王必成与江渭清领导的二十四军机要处长）等老五局干部组建起了福州三局新班子。三局和五局一样也因“文革”而业务中断，10 年未截获侦破一个空中情报。当时未整理的电报收听件堆了满满整屋子，邓亭等人耐心细致地分检，先把大量无用的剔出去，接着对可能有用的进一步研判，把故意迷惑我方的假情报筛选剔出去，最后攻关、破译，一举破译了一个重大情报，受到中央军委颁布的集体一等功奖励。他的战友对我们说，邓亭真不简单，业务停了10 年，面对的又是海量数据，他居然依旧能破译成功。这就是对他一生“探赜索隐、天书得识”的解释。在福州，我们还经历了一件事，也从侧面看出邓亭与情报战士的敬业。1981 年的夏天我们和邓亭一起去看望到福建任省委书记不久的项南夫妇。项南爱人汪志馨是和母亲同船同日从上海到苏北参加新四军的，两口子和邓亭母亲邓评又是盐阜地区、苏皖边区共事多年的战友，十分熟悉。看望中项南说你妈妈邓评是个很能干的女干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真可惜。除了这些忆旧的话，项南还说，我刚刚接见了台湾驾机起义的黄植诚，和他交谈中感觉他还是有觉悟的，驾机行动不是偶然冲动，也不是个人私利引发的。这次你们部队的情报反应还不错，没有误把人家当作敌机来犯，否则一旦击落就麻烦了。联想这些真人真事，爸爸当年信中所嘱的“小小嘀嘀嗒，里面有学问，有玄机”，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