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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生的铿锵人生
作者:陈国华 蒋康贤 责任编辑:姚云炤 来源:《铁军》 日期:2024-03-08 浏览次数:7834
陈玉生
打响抗日第一枪
陈玉生1900 年出生在江苏泰兴县三区陈家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八九岁时在本庄读过两年私塾,10 多岁以后随父在家中种租田,15 岁时其父托人把他带到上海进入生和隆油厂当徒工。后由上海中共的外围组织“社联”成员陈进觉介绍加入上海抗日救国会,接受到党的教育和革命思想的影响。1936 年参加党领导的上海日商纱厂罢工。后被法国巡捕房拘捕,送交上海国民党警察局关押,1937 年4 月转至原籍泰兴警察局,同年9 月获释出狱。
他出狱后不久,就联系了陈进觉、马般青、钱文礼等从上海返乡的中共地下党“社联”组织成员,与他们共同商定成立了“靖泰抗日救亡协会”和“靖泰抗日游击队”。在靖泰地区第一个扛起了抗日大旗,拉起了抗日武装。游击队成立后,没有枪,他们就分别到国民党的区公所、乡公所去“借枪”,到地主土豪那里去要枪,由于游击队的抗日声望,很快筹到158 支长短枪和一批子弹、手榴弹等武器装备。经过短期训练后,即于1938 年2 月21 日,在靖江城到广陵镇之间的范家石桥伏击日军黑田中佐的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大队共200 多人。此次伏击战斗从早上9 点一直打到下午3 点,共毙敌43 人,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打响了靖泰地区抗日斗争的第一枪。
泰兴曲霞举义旗
广陵范家石桥伏击日伪军之后,陈玉生领导的靖泰抗日游击队名声大振,但也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害怕。因此,他们千方百计想扼杀这支新生的抗日武装。
1938 年2 月,在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反共顽固派韩德勤的唆使下,国民党南通专员公署保安司令袁国宝派人到陈玉生游击队的驻地靖江孤山镇游说,声称他们抗日热情可嘉,但未得到政府允许就拉队伍不合法。因此要求他们到南通去接受训练,然后正式确认合法番号,编为正规地方常备军。陈玉生等不知对方施阴计,所以就把队伍开到南通城外的广州会馆宿营。第二天就被何克谦、袁国宝缴了械,何、袁想借日伪之手杀害他们。陈玉生见上了当,立即组织游击队突围,逃到了靖江西来镇,再次集合游击队员,重新组建武装,队伍扩大到300 多人。这时,陈玉生想,游击队虽然重建,但没有番号,还不能放手打击日伪开展抗日,故想方设法找到“通如区右翼指挥部”的张公任,让他收编,以便在合法的旗帜下进行抗日活动。有了番号,陈玉生心里还是不踏实,认为毕竟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终有被吞并的危险,所以一心想找到共产党,由共产党来领导这支队伍。他立即派游击队政治部主任陈进觉到江南找新四军,找共产党的组织。因为那时新四军早已成立,江南也有陈毅的新四军部队活动。1938 年7 月,正当陈玉生的游击队稍有发展之际,又遭到国民党保四旅何克谦部的围攻,陈玉生感到在国民党地方常备旅番号下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危险,于是又与张公任一道投靠鲁苏皖边区游击军李明扬,他们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这年10 月让李明扬收编为第三纵队,陈玉生任支队长。有了新的番号,加之中共苏北特委又派金求真到陈玉生的部队去发展党的组织,陈玉生不仅自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同时还在部队办学兵连,培养抗日苗子,为党组织输送人才。由于陈玉生的八支队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教唱抗日歌曲,还经常与新四军江南部队接触,鲁苏皖边游击军副指挥李长江认为八支队有通共嫌疑,想趁叶飞新四军挺进纵队攻打郭村之前先解决陈玉生的八支队。1940 年5 月,陈玉生得知李长江企图后立即电告叶飞,要求派部队接应他们举义归队,到郭村共同抗击日军。此时二李已经开始对叶飞挺进纵队实施围攻,叶飞同意派挺纵四团团长邱玉权前去支援。是年7 月1 日,陈玉生率队1000 多人,突破二李的包围和日伪军的封锁,顺利把部队开到了江都,与叶飞挺纵会合。从此,陈玉生正式回到新四军的队伍,走上了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路。
1941 年陈玉生(中)与战友于苏北留影
决战黄桥逞英豪
1940 年7 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下辖3 个纵队9 个团。陈玉生的八支队整编为第三纵队第七团,三纵司令员是陶勇,陈玉生为三纵副司令员。整编后,部队稍稍休息即东进黄桥,在黄桥创建了通如靖泰抗日根据地。对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抗战行为,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如芒在背,于是在10月4日组织3万多顽军向新四军发动进攻,欲把新四军消灭在黄桥地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陈毅、粟裕的带领下,与顽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特别是陈玉生所在的三纵,肩负着保卫黄桥东门的艰巨任务。当时三纵人员最少,但防线较长,而且面对的是韩德勤的八十九军三十三师正规化部队。战斗一打响,敌人就用飞机、重炮轰炸新四军东门防守阵地,并派出整团的密集队形向三纵阵地进攻。守卫部队在陶勇和陈玉生等指挥下,用机枪、手榴弹回击了顽军的进攻。在东门一度被顽军撕开缺口时,陶勇、张震东、陈玉生等指挥员身先士卒,用刺刀见红的拼搏精神把敌人打回去。在小焦庄失守后,陈玉生又奉陶勇之命,率领九团组织反攻,终于夺回失去的阵地,保住了东门外围的安全。10 月5 日当晚,陈玉生又带领九团指战员乘夜突袭大焦庄顽军三十三师师部,不但打乱了敌人的进攻部署,同时还活捉了三十三师六旅旅长苗仁林,大长了战士们的斗志,大灭了顽军的威风。战至6 日清晨,三十三师被全歼,八十九军也全军覆没,黄桥决战取得决定性胜利。随即新四军乘胜追击,相继夺取了东台、海安等重镇,为新四军与八路军胜利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1 年1 月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并把新四军与南下八路军整编为7 个师1 个独立旅。陈玉生部编在一师三旅,陈任副旅长。1941 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华中敌后成立苏中、苏北等8 个战略区。苏中行政区又分为4个行署,同时建立相应的军分区。陈玉生被任命为苏中第三军分区司令员。从此,陈玉生在这个岗位上勤恳工作,一直干到1945年抗战胜利。
受命海军建新功
1949 年初,党中央发出了“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号令。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积极向长江以南进发。这时,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摆在了中共中央的面前,即人民解放军迫切需要建立一支自己的海军。为此,党中央在西柏坡向华东军区发出急电,要求华中军区组建海军,力争于1949 年底以前能够配合陆军解放台湾。华东军区接到电报后不久就任命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此时的陈玉生参加渡江战役南进无锡,被留任苏南军区参谋长兼无锡警备区司令员。6 月份,海军张爱萍司令员路经无锡去上海赴任,面见陈玉生,要他到海军工作。陈玉生乐意接受,随即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海军后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当时人民海军事业举步维艰,中国最大的造船厂即上海江南造船厂已被国民党破坏殆尽,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海军舰船数量少,吨位小,破船多,要在短期内形成作战能力比较困难。为此,陈玉生在海军党委和张爱萍司令员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大力度地扩大自己的海军实力。首先,他组织招商局,将商船买下改造为军用船只,在数量上努力增加吨位。同时,陈玉生又组织人员,突击抢修船厂的设备和机械,以提高船只的修复整装能力,加大舰船的复生能力。其次是到香港买船扩充海军力量。当时国民党的部分舰船逃到香港被港英当局扣留,加之统治阶层纷纷要变卖家产,卖船的较多,正是低价买船的好机会。但到香港十分危险,港英当局对华仇视,国民党残余势力想搞破坏,但陈玉生不顾个人安危,组成三人小组冒险去香港购船。由于工作周密细致,购船十分顺利,共买到登陆舰船14 艘、坦克60 辆、运输舰2 艘,吨位达到3000 多吨,每舰可运2000 多人。与此同时,陈玉生不怕敌人的暗侦盯梢,坚持在港买船,经过四五个月的努力,又购到英国二战时期5 艘退役的护卫舰,价值20 万英磅,为中国海军的装备速成建设立下了大功。1951 年2 月,陈玉生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第一副参谋长,具体抓海军的后勤装备、后勤基地建设和海军高炮技术训练,为海军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大贡献。
真金不怕烈火炼
1952 年,中央针对党和军队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在全国开展了“三反”运动。由于陈玉生长期在海军后勤部工作,接触的钱、财、物比较多,加之他为发展海军事业曾到香港购买过船只,为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和购船的目的,有时往往要把自己打扮成富商形象,还要出入高档场所,与客商会谈和宴请。因此,有人揭发他这是严重的浪费现象,有失共产党员的艰苦朴素精神。所以,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但陈玉生坦然处之,坚决维护党的声誉,服从党组织处理。1953年他被错误处理贬调至南京军区后勤部任公路处长。他尊重后勤党委和后勤首长的领导,尽职尽责,毫无怨言。1955年开展的“肃反”运动中,陈玉生、杨桂芳夫妇又因所谓的游击队性质问题,被分别关押在两处受审查,有人认为他在抗战初期成立游击队是用的国民党军番号,所以属国民党的部队,把陈玉生的入伍时间改在从郭村战斗时间算起。对此,陈玉生非常不满,与专案组据理力争,甚至拍案而起陈述理由。他认为把抗日游击队定为国民党军不仅关系到他本人的政治面貌,同时牵涉到1000 多名游击队员的政治生命。所以不是一件小事。于是,他进京找到陈毅、粟裕、谭震林等老首长,申述原由。在老首长们的关心下,经过多方努力才得以平反。
1966 年“文革”开始后,陈玉生已转业到地方工作,任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职务。当时许多省级领导受到冲击,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给老同志提供保护。如副省长管文蔚受到冲击后,他就让管副省长躲到自己家中,安排食宿,传递信息,守口如瓶,尽心尽力保护老同志。教育厅厅长汪青辰受冲击后,被造反派赶出住所。他就把自己一楼的三个房间让出来给汪青辰全家住,同时还在生活上给予尽力照顾和帮助。不久,他和妻子杨桂芳也受到冲击,“造反派”要他们交待“复杂的社会关系”。其中一条是与国民党军的李明扬等接触过甚,有通敌行为。陈玉生当时任苏中三分区司令,为了统一战线工作与李明扬等人接触,那是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抗日,这是抗战的需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与通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造反派见他不认罪,就发配他到农场劳动改造,让他干重活脏活。那时陈玉生已60 多岁,加之有眼疾,实在是一种体罚和折磨,但陈玉生心地坦荡,信念不改,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革命情操和品质,经受住了“文革”的冲击和磨难。1976 年10 月,粉碎“四人帮”以后,陈玉生得到解放,先后担任江苏省委统战部顾问、省政协副主席。1979 年、1983 年江苏省委、南京军区先后作出《关于陈玉生同志错案的平反决定》。1982 年,陈玉生离职休养,仍关心全省的政治经济形势,积极参加社会调查,经常向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议和意见。
陈玉生在1994 年3 月21 日去世,享年92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