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十八军后勤供给部长赖荣光（前排中）率本文作者父亲仇裕民（前排右）等相关人员，在重庆筹集进藏物资时合影。
十八军的“留守儿童”
我的父亲仇裕民，是原十八军供需科科长，主管部队的物资供应。我的母亲蔡铭章，1944 年参加新四军，是一名老战士，入川时担任供应科出纳，随供应科在成都采购物资，也是最早进藏的十八军女兵。
我的父母相识于豫皖苏，相恋于进军大西南的路上，于1950 年1 月份在四川乐山结婚。父母婚后不久，就去成都采购部队需用办公、生活物资。在成都工作期间，父亲接到张国华司令员派人送给十八兵团周士第司令员的一封信。送信人告知父亲，部队接到进军西藏的任务，全军正做进军西藏的准备。你们也要转换任务，由采购正常办公生活物资转为重点采购进藏物资。
1950 年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执行毛泽东主席下达的“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由军长张国华率领当时已计划安家川南的第十八军转道西藏。3 月6 日，十八军在乐山召开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发出了“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的豪言壮语。此后，进藏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
物资准备乃重中之重。作为物资筹备领导小组，父亲一行5 人，在时任第十八军后勤供给部长赖荣光的带领下去往重庆，以那一带为中心采购进藏所需物资。当时，军委制发一些物资，但未雨绸缪，还必须自筹一部分物资，包括帐篷、苫布、粮袋、胶鞋、雨衣、单衣、衬衣、绒衣、手套、风镜、酥油、糌粑、棉衣或皮大衣、小型军用锅、银元和黄金、汽油和酒精，后者是在前者缺少时使用。还有马匹用的蹄铁、帆布槽、铡刀、马草等等。
多年战火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物资奇缺。父亲他们为了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心仪的物资，多方打听，四处奔波，货比三家，反反复复商议取舍。那些日子，父亲心急如焚，寝食难安，为弄到一批物资不知道要跑多远的路，不知道要费多少口舌，也不知道要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父亲曾说“: 要筹集上万人用的物资，哪能那么容易？发愁哇！白天联系货物，晚上清算账目，开碰头会，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
在山城，他们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为部队筹集了大批军需物资。同时，他们又在乐山、成都等地购买了大量物资。这些物资，加上军委划拨的物资，兄弟部队支援的物资，陆续运往甘孜。
自1951 年起，十八军的进藏部队陆续在甘孜集结，3 月底，父母亲也随之到了甘孜。部队在进行教育时，军长张国华谈到他在北京向毛主席汇报进藏的准备情况，毛主席说，就官兵而言，“进藏对个人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但你是共产党员，党需要你去，你去不去？”共产党员讲党性，当然要听党的话。五十二师副政委阴法唐做《树立革命人生观》的报告，引导官兵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使官兵、尤其是党员树立“愿为革命洒尽热血，以身殉党”的信念。父母亲如同众多官兵一样，做好了牺牲自己的一切利益乃至生命的思想准备，因为他们时刻牢记着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在长达1 年零7 个月的进藏途中，十八军的官兵蹚过了一道道冰河，翻过了一座座雪山，踏过了一片片无垠的沼泽，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
十八军出发后，我母亲也随军前行。1951 年，行军到四川甘孜时，我出生在进藏的路上，我一直觉得，这份西藏情怀在我出生时，就注定了。
我出生不久，父母还要继续前行，便把我送到了十八军的后方基地——成都。
小学前，我一直在成都大邑县唐场镇的保育院里生活，这里几乎全部都是像我一样的十八军子弟。
为了让战士们安心进藏，军区领导把这些年幼的孩子聚集在一起，方便照顾。保育院里的阿姨，就充当起了妈妈的角色，负责我们的吃、穿以及启蒙教育。
因为长期见不到父母，我对父爱母爱的理解有些模糊。记得母亲第一次回成都探亲的时候，我大哭着：“我不跟你走，你不是我妈妈，阿姨才是我的妈妈……”现在想想，母亲当时该有多么无奈和无助。
1958 年，随着弟弟妹妹们的出生，需要人来照看，我的奶奶从山东老家来到成都，我的童年里才出现了“第一位亲人”。
那时，我和保育院的小伙伴们陆续进入了小学，在茶店子八一小学。每到周末放学，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回家，想赶快回去看看奶奶。
我一直还记着当时我们住的地方经常停水，每天早上醒来，奶奶总是催促着我：“赶紧去打水，要不来不及了！”我还记得，每次弟弟妹妹们放学，奶奶总是急促地迈着小脚，匆匆叫一辆三轮车，去接她的孙儿们。
当时住在院子里的几乎都是十八军的家属，整个院子里没有青壮年，只有老人和孩子。如此想来，我们算是第一批“留守”儿童了吧。
十八军进藏前母亲蔡铭章（中）和战友合影。那时她已经怀着身孕，踏上征途。
护送20 万银元到拉萨
在我出生之前的6 月，父亲就离开了甘孜。他没有随后勤机关人员走，而是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把20 万银元送到拉萨。
当时，毛主席指示，进藏部队不能给西藏人民增加负担，要自己筹措经费。所以，进藏部队中的部分部队，每人揣着100 块银元，到拉萨后交给部队牵头设立的临时银行。其余的一部分银元，有专人运送。这是关乎进藏部队生存的大事，张国华亲自向父亲交代：“你要千方百计把钢洋送到拉萨，一块都不能少。少一块我拿你是问，送到了就是立大功！”
父亲身为供需科长，自然知道其重要性，当即表态：“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运送银元，军首长决定把军直属警卫营二连的100 多人交由我父亲领导，组成运输队，一部分人担任警戒，一部分人负责运输，同时雇来十几个藏族同胞当向导并进行运输方面的指导。这支小分队配备了100 多匹马和十几头牦牛。
父亲抓紧对运输人员的培训，要掌握一人赶3 匹牲口的本领；对鞍具进行改造，以利于驼运。为防止银元受损、丢失、水浸，他们把一块块银元用油纸包好，装进箱子里，再细心地用苫布包住。
进藏整训的时候，他们已经了解到，从甘孜到拉萨的2000 多公里，古人描述为“山有千盘之险，路无百步之平，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崇山峻岭连绵，草原戈壁茫茫，有密林深涧，有激流险滩，风雪无常，空气稀薄，由此经过的人冻坏、冻死、冻伤、雪盲者并不稀罕。但是，身临其境，他们感到比书中描述的更加复杂、艰辛、恐怖。
起初，虽有抢修过的道路，但雨季水多，毁坏严重，坑坑洼洼，队伍行进缓慢，不免有牢骚抱怨，父亲便与几位干部跑前跑后，为大家鼓劲儿，比别人走更多的路，劳累可想而知。有的路段陡峭、泥泞，乱石堆积，人与牲口举步维艰，只好找来树枝、杂草铺路，有时候还不得不把麻袋或衣物铺上。等马队过去之后，有的衣物根本不能再用，有的干部战士因此受冻。
有的路段是盘山道，窄窄的路几乎是挂在悬崖边上，另一侧则是令人目眩的河谷，巨浪翻滚，涛声轰鸣，且不说人，就连骡马牦牛也惊恐地踟蹰不前，很多时刻，父亲就和官兵走在靠悬崖的一边，挡住牲口的视线，好使它们安心地前行，不至于因惊恐跌入深谷。偶尔，会有塌方出现，巨大的石头腾起很高，飞到山涧，令人不禁冷汗沁出。那一刻，每个人都在赌着自己的性命，保护着银元。
已经是融雪时节，冰河遍布，过了一条又一条，凛冽刺骨的冰水令人浑身打颤，走着走着腿脚就不听使唤了，麻木了，摔倒了，浑身透湿，来不及换身干衣服。有的河底铺满乱石，时不时把脚碰得红肿甚至淌出血来，不得不咬紧牙关前行。其间，说不定何时来一阵骤雨，刚刚被风吹干的衣服就又湿了。他们还遇到过冰雹，有枣子大小，一时间打得装银元的箱子啪啪作响，人的身上头上也被打得疼痛难忍。牲口惊慌起来，大家顾不得冰雹，赶紧把一匹匹牲畜拉紧。
行路难，吃饭亦难。高原缺氧，饭只能做到七八成熟，粘牙，难以下咽，胃还翻江倒海地不舒服。所带的压缩饼干、蛋黄粉、脱水菜，也只能就着七八十度的所谓开水吞咽。如此饭食，还要翻山越岭，体力实在难支，但革命的坚强意志在鼓舞着父亲和官兵们，没有软弱，没有屈服，没有叫苦，有的是抖擞精神，勇往直前。
在父亲他们的队伍出发之前，虽然已经有先遣部队清除反动的武装余孽，但依然有小股顽敌匪徒出没，袭击行军的队伍，抢夺物资，伤害官兵。为了保证银元和大家的安全，父亲指挥警卫连的官兵，有人在前边探路，有人在后边警戒，总是处在高度警惕之中。夜晚，是他们最为担心的时候，如果没有赶到兵站，只好露宿途中。那样的夜晚，真正是和衣而卧，枕戈待旦，官兵们把装银元的箱子排放在地上当床，人就睡在上边。担任警戒的官兵，有的在帐篷附近站岗，有的则在远些的地方担任流动哨。那样的夜晚，父亲几乎不敢深睡，时刻担心着出现意外。
最为考验人的体力、意志和胆量的莫过于爬雪山了。父亲他们经过了多少座大大小小的雪山，已经记不清楚，但经历的危险、困苦终生难忘。若雪山坡度不是太大，也没有遇上暴风雪的时候还好一些，不过是使出力气就能往上爬。若遇上山体陡峭，道路崎岖，风雪交加，父亲他们就是在与死神搏斗了。他们前边的部队曾经传递来信息，因为山高路险，风雪弥漫，咫尺之遥道路难辨，有人与牲畜滚下山崖，有人与牲畜出现伤病，有人与牲畜被困死在途中。
父亲他们得到这类信息，不能退缩，只能迎难而上。因为人与牲畜攀援吃力，他根据先遣人员的经验，把牲畜分成四五匹一个小组，组织多于平时的人，连推带拉，送到一个高度，再回来接应另一拨。
如此反反复复，所有的人员和牲畜就慢慢地到了山顶。那一刻，几乎所有的人都累得瘫倒下来，可是，他们不敢久留，害怕冻伤，害怕坐下了就起不来，稍稍喘口气，又会小心翼翼地把牲口护卫到山下，不能让银元有任何损失。如果没有牲畜，他们会像别的官兵那样坐下来，滑到山下，省力不少。可是，他们不能，为防止牲畜摔倒，每个人都成为牲畜的活动支架，趔趔趄趄地伴着牲畜往山下挪。
就是在一次次翻越雪山时，有的官兵被冻伤了手脚，冻伤了脸，父亲的手上脚上也裂开了一个个口子，鲜血流出来就凝结在一起，有几次袜子脱下来非常困难，要一点点地用水洇湿了，手套脱下来也疼得钻心。父亲多年在外奔波，本来脚上就有鸡眼和脚垫，这次行军，脚上就又多了脚垫，鸡眼和脚垫有8个之多，走路疼痛难忍，但又岂能不忍？他时时刻刻感到重任在肩，自己要有坚强的毅力，还要以自己做榜样去鼓舞官兵。
4 个月之后，父亲他们经过了无数艰难险阻，终于赶到了拉萨。他和百余名官兵可以自豪地向组织汇报：人没有牺牲一个，牲畜没有损耗一匹，20 万银元全部完整地运到！
张国华军长和后勤部领导对父亲和官兵们的表现给予极大地赞赏。此后，父亲才能够与母亲通信，知道了我的出生。
父亲仇裕民站在十八军后勤部的菜地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西藏开始大规模种菜就是在十八军进藏后。
不幸中的幸运
父母那时经历的艰难险阻，我在后方基地浑然不知。
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是我很少觉得孤独。和从小就互相陪伴的伙伴儿们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从保育院一起长大的十八军子弟们，吃一样的食物，穿一样的衣服，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一起打打闹闹，谁都没有抱怨过。但是，除了欢乐，我们经常要体会其他孩子不会有的悲伤。
当时，川藏公路虽然已经修好，但是地势险峻，山多弯急，经常会有进藏或者回家探亲的十八军战士发生翻车事故。
所以，时不时会有父母因翻车去世的消息，传回成都，不少伙伴儿因此成了孤儿。
父亲在西藏工作了14 年，一直从事军需工作。在这14 年间，他无数次回到内地，也是无数次从拉萨乘坐汽车回内地，经受着生死考验。那时候，川藏公路状况极差，还要绕峰盘岭，还要穿越雪山，还要涉水过河，正常的情况下单车走一趟要一周的时间，车队所需时间更长。因为翻车，因为汽车抛锚困于风雪之中而死人伤人的事情经常发生。父亲，有时候是父母亲一起，每往返一次成都与拉萨就把心高悬起来。
一次，父母亲，还有十来位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乘坐一辆改装的面包车由拉萨回成都。汽车在翻越一座雪山时，突然方向失灵，急速向悬崖冲去。那一刻，人们都意识到要粉身碎骨了，本能地惊呼起来。可是，惊险戛然而止，汽车被一个粗大的树墩卡住了，车头悬在了崖边。人们紧张地下了车，不禁唏嘘不已，慨叹是树墩救了一车人的命。事后，父亲笑着说：“又捡了一条命！”
还有一次，则是父亲的惊险记忆了。当时，他们接到军委急电，必须在三天内由拉萨赶回成都，然后乘飞机去北京。正常走七八天的路程，三天走完，玩命！玩命也要走！父亲和后勤部的领导，几个人两台车，司机换着班开，日夜兼程，风雪无阻，车速跑到了极限，险情时有发生。但是，他们不能放慢车速，军人的天职使他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终于在飞机起飞之前赶到了成都。
我一直想，我和弟妹们是真的幸运，我们的父母虽然远在西藏，但是我们还是完完整整的一家啊。
不过，大部分的伙伴们饱受分别之苦。虽然我第一次见母亲的时候很陌生，甚至有些排斥，但是一旦感受到了母爱，我就不愿母亲离开了。每次母亲回西藏，我总哭闹着发脾气，母亲只能含着眼泪一步三回头的离开。
正是因为我们需要承担这些痛苦，所以军区首长特别命令一定要好好照顾这些“留守”子弟。于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可以吃到用酥油炸的拉萨河的鱼，又香又酥，一次可以吃好几条。
还记得我们很多小朋友还穿过降落伞布做成的衣服，据说那是1962 年缴获印军的战利品，绸缎质地，又软又滑。我们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觉得自己时髦极了，神气得不得了。
从保育院到小学毕业，就是这些伙伴儿们互相陪伴、互相支持，父母不在身边，我们成了一家人。
直到现在，每年的4 月19 日我们都会在茶店子小学相聚，这一天就是我们的“返校日”。那段时光，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那样温暖和难忘。
一辈子的西藏情
父母因为长期在高原生活，嘴唇早已变成了紫色，手指甲也已经塌陷。
进藏不久，第十八军改编为西藏军区，父亲担任后勤部军需处长，母亲也在1954 年去往西藏，在军区八一农场担任会计。一年后，部队整编，部分人员退役，母亲退役到成都工作，几年后又回到西藏，在后勤部幼儿园任园长。西藏本就缺粮，几万军人突然而至，吃饭问题凸显出来。党中央和毛主席早有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不吃地方，还要吃饭，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还没有修通的时候，运输困难，供给不足，如何办？多管齐下。其一是到边境线上的贸易市场采购。那时候，已经有了位于日喀则地区亚东县境内的亚东口岸，与印度、不丹两国接壤；有了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中尼边境聂拉木县樟木镇的樟木口岸。这两个口岸，交流来自世界很多国家的物资。父亲作为军需处长，重任在肩，他经常带领有关人员到两个口岸采购物资，然后运往西藏军区各部队。
多少年后，我在一次聚会时遇到时任十八军军参谋长的李觉伯伯，他对我说：“那时候，我经常带你父亲去口岸采购。购买了粮食，马车运！”父母亲有时候与我们开玩笑：“你们现在吃进口大米，我们早在刚解放的时候就吃上了。好多人吃惯了粗粮，刚吃进口大米，营养过剩，不适应，身体还浮肿呢。”有些毛线、呢子或其他布匹，也是从亚东和樟木两个口岸购进。
在购进物资的同时，部队发扬延安时期的南泥湾精神，开荒种地，丰衣足食。这项工作由军需处来指导，父亲因此经常深入部队。军区机关在谭政委带领下在距离拉萨不远的地方办起了“八一农场”，种粮种菜，但主要是种蔬菜。父亲曾讲，因为土地肥沃，拉萨河水源充足，日照时间长，种出的各种蔬菜，与内地的蔬菜比，要么个头大，要么个头长，营养还丰富。当时，父亲到成都休假、办事，回去的时候，总要带些菜籽，这似乎是很多官兵的习惯。
因为长期做军需工作，父亲非常注重部队的节约，尤其能够从大处着眼，杜绝因疏忽而造成浪费。那时候，部队的供应物品种类很多，有布匹，有衣服，有原粮、有面粉；有腊肉、干菜、香肠、食用油，还有各种新鲜肉类和没有提炼过的猪油等等。军需处分管的部队有野战军、空军，还有工兵。保障部队粮食和其他物资的质量和安全，是保证部队供给的基础，丝毫不可忽视。父亲对此十分关注，每年的夏秋季节，他都会比平时更多地深入基层。同时，不光军需处的同志们要下去，后勤其他部门也会抽调人员下去。他们检查仓库的储粮储物情况，督促倒仓，绝对不能出现霉变，绝对做到出陈储新。到了年底或年初的时候，父亲更多的是跑北京，参加会议，争取物资。
有一件令父亲大喜的消息，就是在北京开会时获得的。1963 年，父亲到北京开会，听说沈阳一家工厂生产了高压锅，做饭不受外界气压的影响，非常适合在高原地区使用。父亲回去之后，立即向后勤部领导汇报，并很快陪部领导飞去沈阳。在厂家，他们进一步了解了“双喜牌”高压锅的性能，认定适合高原做饭使用，当即定下了一批，并告知厂家：“你们最近生产的高压锅，我们可以全部购买！”此后，还与厂家共同研制了适合连队做饭的大型高压锅。此举，对改善连队的伙食状况举足轻重，受到官兵称赞。
在部队进藏初期那些年，因为能采购到物资，自己种粮种菜，粮食保管得好，多措并举，即便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西藏军区也没有受到缺粮断炊之苦。后来，遇到战事，军队自储的物资供应十分充足，作战没有后顾之忧。对此，西藏军区的领导心里踏实，张国华敢于拍着胸脯向中央领导说：“后勤供应没问题！”高层领导听了，当然十分满意。
部队进藏之初，父亲他们军需处还担负着一项任务，就是部分军用品的试用、研究。高原环境的特殊性，决定着军用品与内地部队的不同，很多品类要逐步研制、实验、完善。军需处与北京、秦皇岛、上海等地的研究所建立了联系，借鉴国外经验，集中研究方便食品和轻型被服，部队在使用中提供实验结果。比如压缩干粮、速热米饭、脱水蔬菜及方便肉类，要做到使用快捷、方便，有较好的口感，还能在较长时间保证不变质。如今，我们看到的加水即热的速熟食品，在当时已经生产。官兵的皮大衣、大头鞋，开始的时候保暖但很重，影响行军速度，后来都有改进。
在西藏的14 年，是父亲超常忙碌的14 年，是为部队的军需工作付出大量心血的14 年，官兵有口皆碑。
1965 年，父亲因为身体实在支撑不住，调到了北京工作，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
调到北京工作的父亲，还是离不开西藏，每天的工作、闲暇的时间，都是在谈论西藏。原来是听别人讲，现在终于天天听父亲和我们说西藏，说十八军。
有一次，我问父亲：“那么苦的环境，你们为什么还那么坚持呢？”
父亲想都没想：“没有为什么，就是不折不扣完成党的任务。”
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我们的父辈尚未完成的任务，我们这代人又接了过来。很多十八军的子弟，我儿时的伙伴，在成年后，相继去了父辈的部队，为建设西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家有十八军军人，战士要坚守党性原则，妻子要支持丈夫，子女要支持父母。我们从小承受痛苦，承受分离，承受责任。作为十八军的后代，对于西藏，我们有着一辈子的情怀，因为这是我们的父辈战斗过、奋斗过的地方；是孕育十八军精神和老西藏精神的土壤。虽然我没有去西藏当兵，但这份情怀、这种精神同样在我心里扎根。我们兄弟姐妹5 人，长大后都相继参军，投身部队。工作战斗中，也像父母一样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踏踏实实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
有一本《毛选》四卷袖珍本，是我1968 年参军时父亲特意送给我的，我现在依然放在床头。父亲当时说：“你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党的话。”之所以由衷而言，是因为他一直读毛主席的书，听党的话。在父亲的身上，有很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共产党人所具有的特殊品质，如对党忠诚、艰苦奋斗、勤奋敬业、廉洁自律、吃苦耐劳……
2020 年3 月27 日9 时，父亲仇裕民病逝于成都，享年101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