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 年暮春的一天，在南京江东门的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一位身材高大、相貌英武的青年壮汉被押解入牢房。
这位壮汉是王范。他于当年4 月在上海被捕后，自称张景庆，公开身份是上海英租界巡捕，没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任何口供。因叛徒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与身份，敌人没有证据，只得以“共党嫌疑犯”罪名判了他10 年徒刑，押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狱方见王范身高力壮，可以挑三四百斤的重担，就让他服苦役当厨工，挑水担菜，并给各监房送饭。
血火革命年代
1905 年6 月16 日，王范生于江苏省如皋县（今如东县）掘港区上漫乡一户佃农之家。因家境贫困，只间断地读过3 年私塾便辍学了。他随着父母、兄长辛勤劳作，但家中仍然一贫如洗，他深切感受到农民的苦难。他天性豪爽，自幼习武，到了青年时代，身强体健，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
1926 年初秋，正值大革命高潮之时，受中共组织派遣，青年地下党员王盈朝到如皋东乡农村开辟工作。他刚到东乡掘港区下漫灶小学任教不久，首先结识了王范，两人很快成为知心朋友。王盈朝和王范筹划办起了平民夜校，王范很快约集了数十位青年农民一起上夜学，学文化，听革命道理，他们还秘密组织了农民协会。同年11 月，王范经王盈朝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内化名张云飞，成为如皋东乡第一位农民党员。同年底，王范负责下漫灶党支部工作。1927 年4 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城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1928 年5 月1 日，如（皋）泰（兴）起义爆发，王范和其他党组织骨干根据如皋县委的部署，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等参加暴动，运用公开的农民协会斗争地主，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制造声势，吸引住敌人，反抗当局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1930 年4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在如皋正式成立后，王范将数月参与筹集并具体保管的3 万多元购买枪支钱款，送至红十四军军部。同年7 月，王范等党组织骨干又与红十四军所部一起，攻打江家园，击毙恶霸吴省吾，东乡一带成了穷人的天下，是通海如泰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他召开了80 多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健全了上漫灶、下漫灶的党组织，他被选任党支部书记。不久，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下，红十四军暴动失败，白色恐怖笼罩着通海如泰地区，王范化装成农妇，河边洗菜，口衔芦苇，悄悄泅水十余里痛别家乡，经南通往上海去寻找上级党组织。
王范到达上海后，举目无亲。他干过苦力、杂役、小工等，屡因打抱不平、痛打包工头被解雇，生计无着，走投无路中，他给如皋东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叶胥朝写信想返回，被告知家乡环境险恶并被劝阻。一日，他见巡捕可在街上自由行走并打听情况，寻思以此身份为掩护找寻党组织，便在1930 年底凭着一身武功考上巡捕，在操班受训半年后，被分配到上海四马路英租界总巡捕房。不久，王范与打入巡捕房的中共地下党员取得联系，正式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当时巡捕房中共地下组织归上海的中央特科领导，共有12个支部，王范担任四马路总巡捕房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1932年1 月淞沪抗战爆发，王范参与发动了租界全体华人巡捕，抬着被日军杀害的华捕田润生等两位的遗体大出殡，举行反日游行示威、罢工、演讲；他举枪迫使到苏州河以南肆意捕人的日本特务退回苏州河以北；同时，他也参加公开的反日同盟组织活动。王范在上海地下斗争时期，化名张拓，他对自己这一时期的斗争经历，曾用诗句“三年黑暗舒壮志”来概括。
铁窗岂摧初心
1932 年4 月，王范在上海被捕。出卖王范的叛徒，不知王范的姓名，也不知他是巡捕房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只知他当过红军。在巡捕房的地下刑讯室里，面对凶狠的审讯，王范故意大声叫屈，坚决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几天后，他被引渡给南市区的上海警察局，国民党中统特务和刑侦科侦办他的案子。敌特对王范滥施酷刑，致使他遍体伤痕，王范拒不招供。敌特无奈，就让叛徒上堂对质，王范一见叛徒，破口大骂：“原来是你这个混蛋诬告我！”并对提审人说：“这个家伙曾在四马路上公开调戏一个青年妇女，被我拦下来狠狠训斥，落荒而逃，就挟嫌报复。你们问问他，我除了警服上这个番号，真名叫什么?”叛徒答不上来，狼狈不堪。敌人见审不出结果，无计可施，又不甘心释放王范，便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判处10 年徒刑，将王范转押南京，关入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在敌人的档案里，记载着王范到上海后的化名——张景庆，番号708，没有任何口供。
监狱的政治犯中，有些也是从上海转押来的，有个叫章阿昌的，趁着在监狱洗衣房做苦役的机会，经常与难友们悄悄交流情况，关心难友们的疾苦，告诫难友“千万不可向敌人屈服”，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章阿昌真名张炽，是狱中秘密中共支部负责人，并设法与狱外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王范与章阿昌结识后，通过章阿昌了解了狱中一些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找机会调到政治坚定的中央特科无线电训练班学员陈坦等同志所在押的监房。王范转到陈坦等所在的监房不久，望着牢房里难友们一张张被折磨得惨白的脸，焦躁地说：“这个地方我是要出去的，我一定要越狱。”他与同牢难友惠浴宇见面后也说：“我们要组织暴动，和反动派拼！”当时看守就在他身后几步远，这使先他入狱、经历过狱中斗争的惠浴宇为他的“蛮勇”吃惊。惠浴宇回忆道：“刚进中央军人监狱，许多难友都和我一样，没有坐牢的经验。斗争情绪很高，常常闹监，以为这样才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性和大无畏精神，以戴镣加铐关南监独居室为荣。王范就是一个……”因痛恨狱中的非人生活，王范与同在厨房做苦工的两位难友牵头，打算暴动越狱。一天，王范把自己的棉大衣和外套送给陈坦，并告知自己家的地址，说要准备越狱了。陈坦比王范入狱时间长，经过几年的磨炼，对待问题比较慎重，他问清了王范等3 人的越狱设想后，就一步步帮王范分析，指出在敌人层层重兵把守，并有高墙厚壁、护濠铁网严密设防的情况下，如此手无寸铁地贸然行动，遭受失败的危险极大。王范听取了陈坦的意见，及时与另两位牵头越狱的难友通气，取消了这次行动，并在陈坦等同志的具体帮助下，商量好了一致对付狱方追查的口径，拒不承认有越狱之事。由于军事犯中有人告密，王范被狱方加双镣关押到被称为“监中之监”的南监独居室，后经难友们抗议，王范被放回普通监房。
就这样，经过狱中党的负责人刘宁一、惠浴宇、陈坦等难友同志的帮助与教育，王范认识到狱中斗争的主要任务是：坚守气节，保存力量，提高自己，长期坚持，以待时机。
列宁曾说过：革命者应该把监狱当成“学校”。王范身陷囹圄的5 年多，学到了任何大学都学不到的东西。在狱中结识了陶铸、刘宁一、刘芝明、刘顺元、惠浴宇、陈坦、陈同生、郑平、曹瑛、黄霖等多位生死与共的良师益友。经狱中斗争的组织者杨泽等难友向监狱教诲室主任沈炳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后脱党，一直找不到党组织）争取，一些进步书籍、理论书籍都随着外文书被带进监狱。他在巡捕房的一位好友回忆：“他在监狱给我写过一封信，唯一的要求，是要一本书。”王范偷偷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如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新生》《永生》《再生》，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世界革命史话》《世界知识》《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等。他与难友们深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坚持多学些知识，充实和提高自己，将来出狱好为党多做工作。他曾诙谐地说：“我是‘铁窗大学’毕业生。”
王范生前常常深情地怀念那些牺牲在雨花台的同牢难友，包括在雨花台就义的狱中秘密中共支部负责人章阿昌（张炽）。新中国成立后，每每提及或是清明节去雨花台吊唁烈士，他总是喃喃自语：“那么多好同志、好战友，白天我们还一起下棋、谈笑，一起学文化、论时政，深夜就被拉到雨花台枪决了……”一语未了，这位刚强的壮汉眼中已经噙满泪水，泣不成声。
重回党的怀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王范被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营救了出来。
在李克农的领导下，王范与刘顺元、刘宁一等同志一道，负责接待、审查被释放的政治犯，以及还未释放政治犯的出狱交涉。由于国民党的阻挠，一般中共开具一份有10 个政治犯名单，一次只能救出7 至8 人，然后中共继续交涉。从1937 年8 月下旬开始，监狱陆续放人，出狱同志被安排在鼓楼一带的旅馆、浴室，一直持续到10 月份。西流湾1 号也是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的住处。当时，夏之栩、钱瑛、刘顺元、王鹤寿、刘宁一、喻屏、王范等同志住在那里。他们生活很简朴，五间屋子，两头两大间，男、女各住一间，中间三小间是公用的，有一间是厨房，几个男同志睡地板，两人合盖一条被子，王范与刘顺元抵足而眠。住在西流湾时，王范负责买菜，办事处请了一个厨工为大家烧饭做菜。
办事处的同志负责对获释出狱人员的审查甄别，并根据狱中表现做出鉴定。李克农为王范做的结论是：“坚定、精干！”“表现坚决！”
11 月下旬审查工作结束后，办事处分批撤往武汉。王范改名换姓，跟随李克农等同志，辗转去往延安，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