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叶飞率领新四军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进入常熟，这支队伍被称为“江抗”。9月，400多名常熟“民抗”加入了“江抗”主力。
“民抗”是苏南东路敌后第一支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司令是任天石，也就是《沙家浜》剧中“程书记”的原型。不久“民抗”随“江抗”西撤。江抗主力部队撤出阳澄湖后，留下了36名伤病员，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养伤。当地农民在宅基上建有一些小茶馆，茶客以农民为主，也有敌伪保甲长来吃茶，新四军武工队也会来吃茶。任天石领导的地方党组织、地方武装队伍想尽一切办法掩护这36名伤病员，一定要为革命保留下“芦荡火种”。《沙家浜》的一场戏中，程书记上场唱道：“病情不重休惦念，心静自然少忧烦。家中有人勤照看。草药一剂保平安。”这是中共常熟县委书记程谦明扮着郎中，在敌人眼皮底下假装给沙四龙看病，实则与阿庆嫂接头，面授机宜，布置新四军伤病员转移红石村，形象地再现了任天石机智保护伤病员的情形。
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任天石来到吴家庄韦家宅基看望伤病员，此时伤病员已经全部转移，地下党将可以走动的伤病员护送转移出去，剩下的重伤员转移到湖泾附近野外的一个大荒坟里，坟地虽然瘆人，但绝对安全。工作人员告诉任天石，还有5名重病员，不能行走，连同2名女医护人员共7名在坟地，支部曾动员医生与护士先离开，可她们坚决不走，要与这些伤病员在一起，就是死也要死在一块。支部派人每天晚上送一次饭与水，他们吃睡都在棺材旁，刮风下雨无遮无挡外，还要被蜈蚣、蚂蚁、蚊虫叮咬，有些病员伤口已经发炎，痛苦不堪。任天石听着，眼中的泪水充满了眼眶，他对工作人员说：这荒坟不能久住，不被敌人抓住也会病死，要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转移出去，先将两名女同志送出封锁线。请转告两名女同志：不是死在一块，而是要活着出去，少死一个好一个，立即转移。工作人员当场表态，坚决按照任司令的要求将他们全部转移出去，哪怕他们自己死了，也要将这7人全部送出去。
第二天，工作人员将任司令的命令传达后，伤病员很激动，都表示，一定会坚强地活下去，待身体康复后继续参加革命。后来，工作人员到乡保长那里打了证明，证明上称因房屋倒塌砸伤，要到上海医治。最终，将这5名上海籍重伤员抬到常熟南门坛上了汽车，安全地送达上海，2名女医生护士也安全转移。
安排好了新四军伤病员后，任天石就住进了古段村裁缝徐福南家，他的那只“郎中船”就停在徐福南家船坊里。不久，被他派出去送信的通讯员未按时间返回，任天石预感不妙，当天夜里，他收拾行装上船，迅速离开古段村，将船摇进古段圩暂避。第二天，工作人员在茶馆里得到消息，一队日伪军准备包围古段圩抓捕任天石。任天石得到消息后，戴上草帽划着小船快速离开古段圩，当他穿过雉浦港进入车泾河时，朝北望去，敌人已经来了。
1939年11月6日，新“江抗”和新“民抗”成立，任天石为新“民抗”司令，留守在常熟一带。在不断为主力输送兵源的同时，领导弱小的武装，孤守一方，一次又一次地回击日伪和顽匪的扫荡和侵袭。
在国共合作的复杂环境下，任天石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当时国民党常熟县县长安蔚南利用合法身份跟任天石谈判，想改编“民抗”，目的是以“合作”之名控制中共游击区。任天石不亢不卑，与之周旋。县长看硬的不行，便派人到“民抗”总部，送去官印一枚、委任状一纸，加封任天石为“三十一团团长”。任天石不再周旋，扔掉委任状，表明只合作不受委任。国民党方面还是不甘心，竟出布告诬蔑“民抗”，派兵压境，缉拿任天石。任天石率部迎战，迫使对方返回。
1940 年4 月，谭震林率领一批军事干部来到常熟，组建江南抗日救国东路军政委员会，谭震林任司令兼政委。此时地方各项工作也有了一定的基础，任天石毫无保留地将民抗精锐部队充实到主力武装中，极大地支持了谭震林扩大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同年9月，任天石担任了常熟县委书记。1941年6月初，又任苏州县县长。1945年8月，日军投降，任天石返回江南，组建苏常太警卫团，率部队攻打伪军据点，逼使敌人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