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四军老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家粟裕指示成立的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在叶飞、彭冲、周克玉等历届老会长的领导下，通过扎实的资料征集、研究编纂和宣传教育工作，使新四军历史研究不断深化，宣传教育富有成效，队伍建设不断加强，这对于学习、研究、宣传新四军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深入开展党史、政史、军史研究作出了应有贡献，对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铁军精神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为深入贯彻中央和军委党史军史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必须深化认识、不辱使命，努力开创新四军历史研究和宣传工作的新局面。
新四军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新四军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都有专门的论述。拓展和深化新四军历史研究，必须充分认识新四军敌后抗战的巨大功绩、巨大作用和巨大意义，以形成更加全面、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认识。
新四军对华中抗战起了主力军作用
新四军组建后，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开赴华中敌后进行抗战。在政治上，新四军是逆着国民党军大溃退毅然挺进敌后的，在沉闷的沦陷区炸响了一声春雷，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精神，起到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作用，政治影响大，战略地位高。在经济上，新四军揳入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的华中敌后地区，在日伪军指挥中枢所在地周围和补给通道两侧开展游击战，扼制了日军“以战养战”的企图；在军事上，把日军的后方变成了前线，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面战场，尤其是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新四军成为抗战的主力军，最多的时候迫使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困守华中占领区而不得脱身。新四军这种从挺进华中敌后，填补抵抗力量空白，到让日军不顺畅、不稳定、不舒服，又压不服、赶不走、打不掉，而且作用越来越大，再到国民党把新四军拔掉就要消耗精力，影响形象，影响人心，影响全盘的过程，就是敌消我长的过程，就是新四军生力军作用的体现。
1938年5月至6月间，陈毅、张鼎丞带领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先后挺进江南，点燃了江南敌后的抗日烽火；叶挺、项英带领新四军军部和张云逸、谭震林带领第三支队分别到达皖南；高敬亭带领第四支队进至皖中舒城地区。此时，正是日军大举进攻武汉的时候，皖南是控制长江中下游航线的战略要地。新四军第三支队开赴皖南前线，既可以牵制日军进攻武汉，又可以掩护第一、二支队进军苏南。1938年6月，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句公路中间韦岗设伏。上午8时许，日军30多人，分乘五辆军车，从镇江向句容方向开进。当敌军车队进入伏击圈时，先遣支队突然发起攻击，经半个多小时激战，击毁敌汽车四辆，毙日军少佐土井及大尉梅泽武四郎等13人，伤日军8人，缴获长短枪10余支、日钞7000余元、日军军旗一面及其他军用物资。韦岗战斗揭开了江南敌后抗战的序幕。挺进皖中的第四支队，为了迟滞日军对武汉的进攻，在安（庆）合（肥）、六（安）合（肥）公路两侧频频出击，1938年6月至10月，先后取得数十次战斗的胜利，毙伤日军1000余人，毁敌军车15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有效扰乱了日军的后方运输线，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为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新四军执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行动方针，各部队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进一步向华中敌后挺进，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与日伪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从1941年开始，敌人频繁地对各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清乡，新四军多次进行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新四军挺进江南前，日军在南京、芜湖、镇江一带仅驻有两三个联队。新四军东进后，日军增加到三个师团；到武汉失守后，日军又增加两个师团。当时，华中日军共有13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新四军抗击日军第六师团于武汉、黄冈、黄陂地区；抗击日军第十五师团于南京、镇江、高淳、巢县地区；抗击日军第五十八师团于鄂中汉川、云梦、潜江地区；抗击日军第六十师团于上海、镇江段京沪沿线；抗击日军独立第十二旅团于苏中阜宁、宝应、江都、海门地区；还有六个师团及两个独立旅团为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共同抗击。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人，俘日伪军12.42万余人，另有5.4万余人日伪军投诚、反正。
新四军对八路军华北抗战起了呼应作用
抗战期间，八路军进军华北，新四军开拓华中，一个在北，一个在南，南北连通，相互策应，两拳并发，形成南北犄角之势，发挥抗战整体效应，尤其是新四军的纽带作用，为八路军发展华中和开辟苏北创造了条件，促成了八路军、新四军两大抗日劲旅的胜利会师。
1945年，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部队在江苏省新沂县草桥战斗中的炮兵阵地
1939年冬，新四军基本完成了战略展开任务，但在华中仍有广大地区尚待开辟，抗日根据地也有待巩固。尽速发展华中敌后抗战，是关系全局的一项战略任务。1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项英指出，整个江北新四军的任务是：“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也深刻认识到，江苏北部“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认为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江苏北部全属敌后，有利于新四军建立抗日根据地，有利于沟通华中和华北的联系，有利于新四军协同八路军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1940年6月，陈毅做通了苏北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的工作，“二李”表示愿意与新四军合作，协助新四军东进抗日。此时，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遵照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积极部署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并向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地区集结，于金坛西北的西塔山击退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两个团的进攻，保卫了苏南抗日根据地，赢得了从容北渡的时间。7月中旬，江南指挥部改成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指挥，粟裕任副指挥，所辖挺进纵队、苏皖支队、第二团、新六团，统一改编为第一、二、三纵队，共九个团，7000余人。7月25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挥戈东进，于29日击溃奉韩德勤之命进攻新四军的保安第四旅及税警总团等部后，进驻黄桥、蒋垛、古溪、加力等地。新四军进驻黄桥后，一方面积极打击日伪，连克靖江东北的孤山、西来镇等日伪据点，并粉碎了日伪两次报复性扫荡；另一方面积极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八路军南下部队协力发展苏北，建立了由南向北的前进阵地。同时，八路军主力一部南下，加强发展华中的突击力量。
1940年10月，黄桥自卫战的胜利，特别是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部队的会师，改变了苏北的政治形势和力量对比，基本扫除了苏北抗战的障碍，为进一步开展敌后抗日斗争举行了奠基礼。八路军呼应新四军向苏北挺进，打开了苏北的抗日局面，新四军与八路军连成一片，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将八路军、新四军分割两地、各个击破，或限死于黄河以北的阴谋。
新四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起了配合作用
抗日战争前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主要战场，对于抵御日军的疯狂进攻起了重要作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相配合，陷日军于腹背两面挨打、首尾难以兼顾的不利地位。在战略防御阶段，新四军“担负着配合主力，配合正面，配合战役，配合会战的伟大任务”，成为“吸引敌人、扼制敌人的铁手”（《陈毅军事文选》第9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粉碎了日军“三个月解决支那问题”的“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
活跃在苏南敌后战场的新四军女战士
1938年3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部队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地区，利用有利地形，与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共歼日军万余人。1938年7月，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半月，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激战，共毙伤日军近4万人，击落、炸毁日军飞机78架，击沉日军舰艇23艘。徐州、武汉会战期间，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与国民党军实现了较为融洽的政治合作和较为密切的军事配合。早在这年2月至6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作了一系列指示，要求新四军抓住日军会攻徐州、武汉，无力后顾之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在大江南北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创立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部署，新四军军部指示所属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据此，新四军各支队分别开赴华中敌后和抗日前线，在大江南北展开了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如为配合武汉保卫战，新四军江北部队积极破坏安（庆）合（肥）公路，击毁敌人百余辆汽车，使日军的军需物资运输遭受困难，延缓了日军占领武汉的进程。正是在这一年，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连续进行了大小战斗280余次，毙伤日伪军3200余人，俘虏600余人，击毁汽车180余辆，颠覆火车2列，毁坏桥梁90余座，严重威胁了敌人的交通线和指挥中心，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敌后军民的胜利信心。
1941年初，新四军第五、四师有力牵制向豫南国民党军进攻的敌军。这年的郑州战役与湖北的侏儒山战役，以及1944年的中原会战等，新四军主动配合国民党战场，展开了对敌攻势。1943年春，日军对苏北国民党韩德勤部发动进攻时，新四军第三师捐弃前嫌，在战前或战役过程中，积极配合作战，掩护突围转移，使日军的进攻不得不在短短的四天内草草收场。新四军积极对日作战，不仅粉碎了日本全面控制华中的企图，而且积极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
新四军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了策应作用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以德、日、意三国为中心的法西斯势力，妄图统治奴役全世界。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驻军奋起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新四军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策应作用主要体现在防止德、日、意东西方两股法西斯势力汇合，防止日本法西斯集中力量于一个战场等方面。正因为这种作用，才使中国战场一度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在东方的主要战场，直接影响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
一方面，由于中国军民，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粉碎了世界法西斯策划德、日、意东西方反动势力的汇合，以及攻击苏联和英美同盟军的计划。具体来说，粉碎日本法西斯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得以集中力量在西线打败德国法西斯，为全世界人民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承担了历史性的光荣责任；又由于牵制了日本法西斯的“南进”计划，有力地支援了英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上的作战，为逐步取得战略主动权赢得了时间。
另一方面，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抗战军民，牵制着大量日本陆军主力，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派往中国的兵力最多时达40个师团，虽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曾从中国调出一些师团，但由于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在中国战场上日军被迫保持27～29个师团，100万以上的兵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伤亡达198万余人。其中，在中国战场伤亡达113.4万余人，占伤亡总人数的70%左右。
再一方面，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军民，坚持抗战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中国军民共伤亡2180余万人，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人（新四军伤亡8万余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损耗1000亿美元以上。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四军对华东解放战争胜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46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华东局与华中分局、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对山东、华中两大解放区的党、政、军实行统一领导。1947年1月21日，撤销新四军番号，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鲁南地区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粟裕任副司令员。在华东野战军12个纵队中，由原新四军部队改编而成的就有7个多纵队。如第一、二、四、六、七、十一、十二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后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三十军。进入东北的新四军第三师部分部队、第七旅、三个特务团、第五师等，改编为东北野战军第二、六纵队和晋察冀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后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四十四、四十五、五十九军的部分部队。经过血与火锻炼的新四军，解放战争中改编为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一部分乃至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分。
改编后的新四军，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顺利完成新的战略转变，担负起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夺取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历史重任。新四军不仅为赢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进行解放战争准备了广阔的战场，准备了成熟的革命根据地，准备了坚实的民众基础，准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特别是准备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袖人才和党、政、军各级领导骨干，如叶挺、陈毅、粟裕、黄克诚、罗炳辉、张云逸、徐海东、彭雪枫、李先念等。由新四军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的部队先后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洛阳、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漳厦、舟山、一江山岛等解放战争中的著名战役；由新四军改编为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先后参加了四平、三下江南、1947年夏季攻势、1947年秋季攻势、辽沈、平津、衡宝、广西、广东、海南岛等解放战争的著名战役；由新四军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和中原军区的部队，先后参加了大别山内线作战以及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的各个战役，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4年秋，中共中央为发展东南各省的抗日斗争和准备战略反攻，并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迎击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反动内战预作准备，重申了发展东南的方针，决定新四军第一师主力一部南渡长江，执行南进任务，首先打开苏南、浙西局面，再与浙东打通联系，控制全浙江，然后相继向南发展，争取全面控制苏、浙、皖、闽、赣诸省，为解放全中国做好准备。由新四军改编的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原局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保卫老解放区、创建新根据地、解放华东大陆的任务，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及地方部队245.79万人。
新四军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军事理论贡献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新四军创造了适应作战地区特点的各种作战方式和手段，形成了有特色的战略战术，积累了丰富的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还创造了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制度和经验，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实践和丰富了人民战争理论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立的人民战争理论，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核心是两个方面：第一，人民群众是战争实践的主体；第二，人民群众也是人民战争的主体。人民战争理论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最光彩夺目的有三个方面：一是以兼顾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为核心的动员群众理论。细心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而不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二是以统一战线为核心内容的组织群众理论。要进行人民战争，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运用统一战线理论，最大限度地将具体利益要求存在着差异的人民团结起来，最大限度地将不同阶级的力量团结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整体力量。三是以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为代表的武装群众理论。进行人民战争仅仅把群众组织起来是不够的，还必须把群众武装起来，使这种物质基础以适当形式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的由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就是武装群众的创举。
在反清乡斗争中新四军指战员在前沿阵地向日伪军进行政治喊话
新四军自觉实践人民战争理论，并在实践中努力丰富人民战争理论。1929年9月1日，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指出：“有党有群众的地方，我军有极大扶助，如运输、救护、扰敌、侦察等，敌人处于孤立地位，与之作战比较有胜利的把握，即不幸失败亦有法收容。”（《陈毅军事文选》第16页）这是比较早地说明了人民群众对于人民战争的重要作用。1939年6月21日，陈毅在《茅山一年》中指出：“我们还要顾及民众的情形，细心去了解民众的痛苦，洗耳静听民众的呼声……现在许多民众不愿意我们贴标语，我们就多用口头宣传，不能说扯标语的个个都是汉奸。民众不愿意我们久住他的村庄，我们宁肯多搬几次宿营地，千万不要说抗日烧了房子不要紧。”（《陈毅军事文选》第70页）1939年4月15日，粟裕在《先遣队的回忆》中说：“当时我们初到江南的时候，群众不愿借房子给我们住，我们就完全在村外或者是田野里露营。在雨天的晚上，曾经遇到不肯开门借房子给我们住的事，我们也就站在门外和靠在屋檐下过夜。这样有过很多次，有些时候，群众不卖粮食给我们，我们也曾经饿过几顿饭和吃过很多次糜粮……我们以这样的忍耐和艰苦的行动，终于在短短的时期，使群众误会去掉了，而且还把我们这种模范行动传遍了整个江南。由于我们一贯这样做，现在他们不仅来请我们住到他家里去，还烧茶送水，卖粮食，探消息，救伤兵，拉东西，送信，带路，捕捉敌探，扰乱敌人，破坏敌人交通，他们都踊跃参加。”（《粟裕文选》第1卷第47-4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北京第1版）
新四军领导人认为，人民群众是抗战的主体，新四军的数量和力量是有限的，如果把敌后地区的农民、工人、妇女、青年、儿童、商人、文化教育工作者，都纳入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加以教育和引导，使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各尽所能，为抗战效力，其力量是十分巨大的。组织地方武装和数量巨大的民兵自卫队，战时他们拿起武器，直接配合新四军作战，可以担当支前、抢救、护理等大量战时勤务，一旦新四军转移别区作战时，可以就地坚持，保卫根据地；平时可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合力建设根据地。1939年2月，叶飞对游击战争和群众运动的关系作了深刻论述：“单纯的军事家绝对不能胜任抗日游击战争，就是内战时期的经验，也还不足以应付这全面的新的斗争局面。由于抗日是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力量来源于抗日人民为祖国而战斗的热诚，动员的深广程度高，它包括了多阶层的一切中国人，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叶飞传》第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在同日伪顽隔一条路或一条河的“三角斗争”地区设立医院，安置伤病员，住上几个月或一年敌人也发觉不了。“阿庆嫂”是无数拥护支持新四军的人民群众的代表。华中抗日根据地内出现了“新四军江南化、江南新四军化”的生动的大好抗战局面。华中军民一体的人民战争，使日伪军变成聋子瞎子，处处挨打，时时惊恐，陷入了灭顶之灾。解放战争中，淮海战役是人民战争体现得最充分最壮观的战役。淮海战役正是处在新四军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之上，人民群众的作用很大，人民战争所爆发出来的威力更大。据统计，战役中支前民工共543万，出动担架20.6万副，大小车88.1万辆，筹运粮食9.6亿斤，由前线向后方转移伤员11万余名，算下来平均九个民工支持一名战士作战，实际上形成了600万军民对80万国民党军的格局。陈毅曾讲过，“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总之，新四军比较早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战争实践和战争主体的思想，及时提出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要求，进一步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
创新和发展了游击战争理论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在深入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人民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游击战就是其中之一。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和朱德等曾总结出红军作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反对国民党围剿的战役战斗中，毛泽东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原则，这些都是对游击战术的高度概括。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着重阐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不是个战术问题，而是个战略问题，应该把它提到战略地位，这是由抗日战争的特点决定的。后来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明确指出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将不能战胜敌人。其具体的战略和方针主要有：一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是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是建立根据地；四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是向运动战发展；六是正确的指挥关系。尤其是第一点，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要采取的战略方针，也是游击战争要采取的战略方针，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最中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游击战争的胜利就有了军事战略指导上的重要保证。
新四军是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来的，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1929年9月1日，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从14个方面总结了红四军的游击战术问题，并认为“这是红四军的法宝”。（《陈毅军事文选》第15-17页）1934年，“项英、陈毅把在反围剿斗争中积累的经验，概括为这样一些基本原则：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要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不打硬仗，而是‘赚钱就来，赔本不干’，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战果。”（《陈毅传》第15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1938年1月，粟裕在《游击战术讲授提纲》中指出：“抗战以来的事实证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正规军在正面进行的正规战争是很不够的，必须同时在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最后把侵略者赶出去。”（《粟裕文选》第1卷第1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北京第1版）新四军东进时，毛泽东在1938年5月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区”，“至于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新四军东进后，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不仅在华中这一广阔的平原地区站稳了脚跟，而且还建立了能长期支持的抗日根据地，摸索了一整套适合于华中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1942年，陈毅代军长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军事建设》的报告。他说：“分散以削弱敌集中之优势，集中以突击敌分散弱点,是我军反扫荡作战的有效战法。这是历年来不断反扫荡指出的真理，此其一。”“扫荡与反扫荡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着的。此种情势决定了根据地巩固中的流动性，决定了部队正规化的游击性，决定了一切工作的集中领导的分散性……这是敌后环境的工作规律，此其二。”“反扫荡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发展广泛游击战，但要反对轻率浪战。主张积极行动，但反对盲目乱拼。主张突然袭击，但反对毫无准备及毫无计划。主张保持有生力量，但不疼惜应有的牺牲。主张进攻，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主张转移，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主张防御，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要学会隐蔽埋伏，而隐蔽埋伏是为了创造突击的机会，而不是埋枪卖马式的散伙收队……这就是历年来实战中指证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原则，此其三。”（《陈毅军事文选》第163-164页）
新四军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独立担负起整个华中地区抗战的重任。他们坚持“制敌而不受制于敌”，采取各种方法进行作战；坚持变被动为主动，歼灭敌人，保存自己，进行反扫荡、反清乡作战；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游击战争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坚持游击战争的隐蔽突然、以少胜多、部队轻便灵活、指挥统一协调，尤其是创造了适合于华中平原和水网地区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这是新四军特有的创造，这也是贡献。“把抗日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去论述，在共产党军队将帅中，粟裕是最早这样认识和实践的人之一”。（《粟裕传》第17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1935年，粟裕提出‘敌进我进’的游击战方针，这是他对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提出的游击战用兵‘十六字诀’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要点争夺与敌进我进相结合，辩证地解决了军事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的关系问题，这是粟裕对抗日游击战争的独创性贡献。”“要点争夺不是盲目硬拼，而是积极斗争。如果在敌人严重进攻面前，不采取积极斗争的方针，就会被敌人分割、封锁、压缩根据地的企图得逞，就不可能建成基本根据地。既是游击战，又是要点争夺，是不是矛盾？不。游击战的特点在于秘密而周到地准备，迅速而突然地动作，主动而灵活地指挥。游击战的战术是在实践中发展的，我们应该根据新的情况创造新的战法。”（《粟裕传》第282页）陈毅也曾说过，我们打不起平型关那样的战斗，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同，八路军是主力兵团，有七八万人，是在山地上打仗，因此他们能够打大胜仗。我们是按中共中央指示办事，就是要保持游击战，要积小胜为大胜。（《新四军发展史》第28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第2版）这些游击战的经验，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得到了创造性运用和有效的验证。1941年日伪军在苏南、1943年日伪军在苏中进行残酷的清乡，强化伪政权，利用平原、水网，在清乡区修建碉堡，构筑数百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到处设立据点和“检问所”，妄图搜寻和歼灭人民抗日武装。新四军紧密团结广大人民，进行了机动灵活的斗争，在苏南和苏中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由此可见，新四军是一支具有丰富游击战争经验的部队，最早认识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发展完善了游击用兵“十六字诀”的方针，独创性地提出了要点争夺与敌进我进相结合的游击战术，尤其是摸索出了一整套适合于华中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创新和发展了毛泽东游击战争理论。
开拓和提出了大兵团作战理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任命陈毅出任新四军代理军长，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在深刻了解新四军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游击兵团”和“正规军团”的概念。1941年，陈毅在《四年抗战与新四军现状》和1942年中共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报告中指出：“本军过去仅只做到模范游击兵团之程度，今则业已走到正规化的大兵团的阶段。此种集团大军，其任务，其编制，其补给，其行动，其数量质量均与往日游击兵团实有新旧时代不同之概。”（《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第3辑第4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皖南事变后）本军突破了被包围的危境，取得了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民主阵地的伟大胜利，本军本身较皖变前反而更加强大，完成了全军铁的统一，由游击兵团提高到正规军团的阶段，由无数小块游击区形成了一片宽广的敌后游击根据地。”“对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三种战法，我军均应学习和研究……我军不拒绝采用任何战斗方式，而且应做到能使用和掌握所有战斗方式，从分散的游击战到集团的大规模的运动战，到持久的城寨战，均应列在我军研究训练和试用的范围内。”（《陈毅军事文选》第186页、177页）
1940年5月，新四军在皖南父子岭战斗中缴获的部分战利品
粟裕为了指导部队适应大兵团作战的新形势和更快掌握山地作战要领，于1945年2月上旬，在苏浙军区司令部驻地以山地作战为题讲军事课，参加听课的有军区机关直属单位连以上干部。粟裕共讲授了掌握山地特性与大兵团作战的关系、大兵团山地战备行军、大兵团山地战备宿营、大兵团山地作战的一般要领、大兵团山地作战的参谋工作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尤其对大兵团山地作战的一般要领阐述得十分透彻。（《粟裕文选》第1集第635-644页）
新四军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大兵团作战理论，对各个大战略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首先组织好小兵团作战，然后组织好大兵团作战，再组织好大兵团与大兵团的联合作战，实现由小兵团过渡到大兵团，由分散的小兵团作战，到各个战略区配合作战。有的战略区熟悉自己的地形，有的战略区不熟悉新的地形，各个战略区先打一些仗，等到部队得到进一步扩充，战斗力进一步提高，武器装备进一步改善，最后各个战略区共同开始作战、联合起来作战，最终实现大兵团作战。这是重大的战略理论的指导，不仅丰富了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的实质，而且对整个解放战争的战略指导都有推动作用。
天目山第一次反顽战役就是新四军大兵团作战的例证。1945年2月12日，正当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向杭嘉湖敌后转移，对日伪军展开进攻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趁机令所部由孝丰向我后方进攻，企图消灭我军。我被迫自卫，天目山地区反顽战役开始。顽第六十二师、“忠义救国军”共五个团，攻击我第三纵队七支队，妄图切断挺进杭嘉湖我军的退路。粟裕指挥第三纵队七支队奋起自卫，当日在广德正南上堡里将顽“忠义救国军”一部击溃，随即以一部进至孝丰北阳岱山、景和里一线。13日，粟裕电令第一纵队主力日夜兼程西移孝丰以北，投入孝丰地区交战；15日，命令第三纵队第八、九支队投入战斗。经过两天激战，16日晚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开始全线反击。顽军抵挡不住，全线溃逃。这次战役打垮了进攻的顽军，歼灭顽军1700人，缴获迫击炮3门，重机枪12挺，轻机枪30余挺，步枪600余支，取得第一次反顽作战的胜利。此后，又取得了天目山第二、第三次反顽战役的胜利。粟裕在天目山地区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中共中央领导非常高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在酝酿中共中央委员人选时，给予粟裕高度评价：“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后来的历史发展，不仅证实而且超过了中共中央领导的预言。
1946年7月13日至8月3日，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3万余人发起苏中战役。第一仗他就选歼强敌，在宣泰作战中收到出奇制胜之效。第二仗他留下少量部队在宣泰迷惑敌人，主力部队秘密运动至如南，又收声东击西之效。第三仗他利用海安打运动防御战，以少量部队钳制大量敌人。第四仗利用敌两个旅在李堡交接防的机会，当机立断发起攻击，收到奇袭之效。第五仗钻到敌人肚子里打，在丁埝、林梓地区出敌不意，以险取胜。第六仗用“围魏救赵”的战法，在如黄路大量歼敌后，解了邵伯之危。第七仗邵伯保卫战在大量歼灭敌人后胜利结束。一个半月连打了七仗，每仗总以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运用多种作战形式，连战皆捷，共歼敌5万余人，俘敌将军11名，取得了战略初战大胜。粟裕总结这次战役时曾说过，任凭几路来，我只打一路，以弱胜强。此役，延安总部称为“七战七捷”，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苏中战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肯定和推广，成为克敌制胜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
1947年5月上旬，华东野战军获悉国民党汤恩伯兵团的作战部署：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中心，整编第二十五师、整编第八十三师为左右翼；又以整编第六十五师保障整编第二十五师侧翼，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保障整编第八十三师，限于12日（后改为14日）攻占坦埠。当时，华东野战军已经开始东移，准备实施对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师的作战行动。粟裕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有利战机，果断改变已经付诸行动的计划，提出新的作战方案，突破以往选歼弱敌或歼侧翼、孤立之敌的传统打法，以反突破来对付敌人的突破，迅速就近调集几个强有力的纵队，以“猛虎掏心”的战法，切断敌南撤的退路，把蒋介石的御林军、五大主力之首、号称“王牌”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从重兵集团中央割裂出来，予以干净、彻底歼灭。粟裕精心组织和指挥了这次战役，决定以五个纵队主攻敌整编第七十四师，以四个纵队阻击敌十个整编师对我的围攻。战役从5月13日发起，粟裕指挥第四、九、一、八纵队正面抗击和两翼包围第七十四师的同时，命令隐伏在鲁南地区的第六纵队，以急行军到达孟良崮战场，在第一纵队协助下，首先攻下了第七十四师的后方辎重所在地——垛庄，切断了第七十四师的退路；又迫使第七十四师丢掉美制重炮和其他现代化装备，收缩到孟良崮和芦山的山区，使第七十四师完全处于被动地位。5月15日我军对第七十四师发起总攻，16日下午即攻占第七十四师所有阵地。此役全歼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敌中将师长张灵甫，歼敌3.2万余人。这次战役的胜利，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迫使国民党暂时转入守势。新四军及后来的华东野战军关于大兵团作战理论，不仅是对中国革命战争军事理论的贡献，而且对今天的军事斗争准备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探索和加强了人民军队建设
新四军在敌后抗战中，能够在极为复杂、艰险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抗日任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断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
在政治建设上，中共中央华中局（前期的中原局）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华中敌后的实际出发，制定各个时期对日伪顽的斗争策略，适时提出斗争方针、指导思想和行动口号，加强各级党组织自身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保证党始终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在国共合作条件下，新四军不因战区指挥关系而削弱或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不因统一战线的环境而降低为统一战线的军队，始终保持政治上组织上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性。新四军继承发扬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组织上实行政治委员制，（抗战前期以军事副职履行政治委员职责）团以上单位设政治机关，连队设政治指导员；注重把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联系起来，用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部队，把政治工作做到基层，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
在武装力量建设上，实行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新四军走出了一条主力部队地方化，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地方武装主力化，迅速充实主力部队的发展道路，尤其是1941年11月22日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下达后，新四军将主要注意力放到了加强地方军和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主力军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地方军执行守土抗战任务。根据斗争形势，或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或将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部队，基干民兵上升为地方部队。新四军贯彻“一面作战，一面建设”的建军方针，着眼于数量上的发展和质量上的提高，部队的发展既考虑战略任务的需要，又考虑根据地物力、财力承受能力。军政素质的提高，前期着重克服游击习气，使部队走上集中统一的轨道，后期提出了建设正规化党军的要求，不断提高部队技战术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新四军主力部队达21万余人，地方部队9.7万余人，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成为日本侵略者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
在铁军精神铸就上，新四军从成立之日起，就与铁军有机联系在一起。新四军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是叶挺，其意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北伐战争期间叶挺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铁军精神。新四军在八年抗战烽火和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度重视自身的建设，保持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执行严格的纪律，经过千锤百炼，鲜明揭示了铁的信念、铁的纪律、铁的团结、铁的意志、铁的作风的主要特征，铸就形成了以“跟党举旗的坚定信念，英勇果敢的钢铁意志，相忍为国的博大胸怀，坚忍不拔的顽强作风，众志成城的赤诚团结，步调一致的自觉纪律”为主要内容的铁军精神。这种精神继承了叶挺独立团、红四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吸收广大人民群众的丰富营养，不断得到发展和升华。
在文化建设上，新四军抗日救国的重任和部队严重缺乏各类人才的实际情况，促使全军广大指战员对知识分子和人才有一种特殊强烈的渴求。抗日战争爆发后，沪、宁、杭、汉等地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各国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在各地中共地下组织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共产党员的动员组织下，投奔到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他们中不仅有大量的中学生，还有许多大学生以及工业制造、财政金融、医药卫生、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方面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一时间，在新四军的各个部队和华中的各个抗日根据地，群贤毕至，英才荟萃，汇集了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这些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加入新四军后，纷纷施展各自的才干，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据不完全统计，八年中新四军音乐家们谱写的传播比较广的抗日歌曲多达500首；有近百个文艺团体，先后排演了800多部剧目；创办各种报刊80多种，为及时传达党和根据地政府的声音，宣扬根据地军民的英雄业绩，鼓舞人们的斗志，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后勤保障上，新四军建军初期尚能从国民党第三战区领得部分饷弹和药材，皖南事变后完全依靠自筹自给，出现了直接依靠根据地政府和人民群众办后勤、勤俭节约办后勤、分散流动办后勤、后勤工作战斗化和后勤工作人员革命化等特点。在经费紧张、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兵工生产、医疗卫生、财政建设、军需供给、运输保障等各条战线，都保障了作战和部队建设的需要。所有这些，都对人民军队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新四军对人民战争、游击战争、大兵团作战和人民军队建设等方面的贡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人民战争理论是根基，是依托，是个大盘子。人民群众是战争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战争的主体，战争不依靠人民群众是不能胜利的。而处在不同地区还要根据不同情况运用不同方法进行人民战争。新四军进行人民战争，采用的是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随着从游击兵团到正规兵团的发展壮大，人民战争的作战规模又发展为大兵团作战。人民战争、游击战、大兵团作战，讲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人民战争理论对中国革命战争起到战略指导性作用，是战略指导方针性的东西，其他所有战略战术都是在人民战争前提下开展的，游击战、大兵团作战，那都是根据敌我双方环境等诸多条件确定的不同方法、不同规模的作战方式而已。而我军所有进行的战争，都离不开人民军队的建设，这是战争的需要，同时对人民军队的建设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当然，新四军的军事理论贡献不仅仅是这些，还可从不同侧面进行多方面的总结。
进一步开创新四军历史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新四军的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拓展和深化新四军历史研究，是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的主要任务，也是研究会全部工作的关键环节。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迎接党的十八大、学习党的十八大、宣传党的十八大的新形势下，我们第五届理事会任重道远，使命光荣，一定要继往开来，奋发有为，进一步开创新四军历史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加强学习，努力打牢思想政治和业务素质基础。一个人能否有所作为，往往是与学识深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的同志会想，“年纪大学不了”，“事情多学不好”。我们不能有这样的认识，加强学习与年纪大小、事情多少关系不是太大，关键是取决于自己的学习态度。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着眼于拓展和深化新四军历史研究，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历史知识、科学文化知识和其他有关的业务知识；还要学习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和《新四军发展史》《新四军战史》《华中抗日根据地史》《第三野战军战史》以及华东军区史、南京军区史。理论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是创造理论的载体，学习理论就是在熟悉历史，学习历史又是在深化理解理论。通过学习提高，我们要不断增强拓展和深化新四军历史研究的使命感责任感，切实把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的各项业务工作，当作信念来追求，当作使命来履行，当作事业来完成。要严格遵循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党史军史工作的原则和要求，确保正确的研究方向，严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看待历史，反映历史，宣传历史。
要加强对学习的组织领导。要按照党章要求成立临时党组织，在原组织关系不变的情况下，过好双重组织生活，组织学习和汇报思想，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管理。建立政治和业务学习制度，驻会坐班人员的学习要制度化，每月用半天至一天时间学习政治和业务；集体组织传达和阅读文件，了解时事政策和国家大事；定期组织外请报告，听取政治和业务辅导。所有研究会成员都要努力成为研究、宣传和接受咨询、服务的行家，增强审核史料的权威性。特别是一些新近加入新四军研究和宣传工作的同志，更应抓紧补课，刻苦钻研，真正成为这一领域的行家、专家，真正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和发言权。要以对历史、对人民、对事业负责的态度投入工作，不计名利，甘于奉献，当好铁军精神的传人。为进一步加强学习和研究，我们将会同各省、市、自治区新四军研究会组织编纂《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总汇》，对历史上特别是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及各省、市、自治区新四军研究会成立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汇总，并不断延续下去。这是一项规模浩大、价值极高、历时长久的工程，要将各地区、各类型、各时期的有关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汇总出版，成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百科全书。为加强新四军历史研究，将采取统一要求、分头编写、各省统稿、一省一套的方法，组织编纂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系列丛书，并将这些成果一并收入《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总汇》中。
重在研究，不断取得学术研究和创新发展成果。搞研究才叫“研究会”，研究会还要会研究。搞好研究，多出成果，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的职责所需、作用所在。要注意克服新四军历史研究几十年了、似乎已经差不多了、再研究也很难有大的作为的模糊认识，充分认清新四军历史是一座蕴藏量特别丰富的金矿，虽然已经开采了几十年，但还要坚持不懈地长期开采下去。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初始研究有困难，拓展研究更不易，越是到高端,越是到深层，难度会越来越大，成果会更加来之不易。根据研究会的特点，我们要处理好尽力而为与有所作为的关系，既不能与专职研究机构比，也不能空有其名、无所事事。要牢固确立研究意识，坚持以研究工作为中心、为主业，在拓展和深化研究中求发展、求成效，把工作重点、聘用人员、经费投向都放在搞研究上，努力形成大家重研究、人人出成果的良好局面。
拓展和深化新四军历史研究，必须围绕新四军组织历史沿革、重大历史事件、著名战役战斗、重要历史经验、重点历史人物等各个领域，展开全方位、各侧面、多角度的研究。要组织制定《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五年工作规划》，围绕加强学术研究工作、创新提升文化宣传工作、稳步推进海洋岛屿研究和国防教育、努力办好《铁军》杂志、切实加强铁军文化发展基金会工作和筹备建设新四军历史陈列场馆等几个方面，确立合适的中长期目标。成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大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力度。建立知识产权保护领导小组，维护本会和各省、市、自治区研究会知识产权，确保历史研究工作健康发展。要高度重视对日作战研究，组织专家学者着重研究新四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和条件下，如何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不断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史实。
要努力把更多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文化产品，加大宣传力度，改进宣传方法，运用新闻出版、互联网络、戏剧影视、展览演讲、知识竞赛等多种途径，增强宣传效果。搞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重大题材的影视创作，抓紧完成已立项的几部电影和电视剧的摄制工作。结合系列纪念活动，征集新四军将士手迹和书画作品，举办文艺录像汇演和朗诵音乐会，逐步启动美术创作工程。还要注意改善研究和宣传手段，《铁军》杂志力求在同类历史研究刊物中独树一帜，争创一流。《铁流》网站要不断丰富内容，提升功能，增强吸引力，提高点击率。成立新四军文化发展基金会是有益的尝试，应多方筹措资金，保障研究需要。
建强队伍，注重选配好历史研究和宣传骨干人员。新四军既要抗日，又要反顽，却做到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蓬勃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集聚了一大批人才是关键性的。新四军战斗在华中地区，这一地区大中城市多，文化底蕴厚，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有工程技术人员叶进明、吴运铎等，有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骆耕漠等，有作家阿英、范长江、朱镜我、夏征农、聂绀弩等，有医学专家沈其震、崔义田、宫乃泉、戴济民等，有音乐家贺绿汀、任光、何士德、孟波、章枚等，有美术家吕蒙、许幸之、赖少其、沈柔坚等，还有历史学家吕振羽、哲学家冯定等，他们都为新四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给我们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
拓展和深化新四军历史研究，迫切需要一大批有事业心责任感、有理论历史造诣、有实际研究能力的同志，充实工作队伍，接续研究事业，开创新的局面。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不拘一格，广开才路，采取更加灵活、更加多样、更加管用的途径和办法，对热心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的各类人才，包括专业的、业余的，军内的、军外的，退休的、在职的，层次高的、具有一定层次的，都要逐步吸引到我们的研究队伍中来。特别是对那些掌握历史资料较多、研究能力较强、已有一定研究成果，或者具有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和影视制作经验的特殊人才，更要采取精神激励、经费补助等手段，广泛吸引他们。对已进研究会的人才，要给事业平台、给实际任务、给工作条件，在实践中加强培养、锻炼和提高，激励他们快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大成果。要实行奖励制度，对现实表现好、工作成果多、发展潜力大的要实行年终奖励制度，以鼓励先进，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密切协作，切实用好各方资源，努力形成整体合力。广大新四军研究和宣传工作者，具有共同的责任和目标。要变分散为集中、个体为群体，形成整体力量。随着新四军研究和宣传工作的深入发展，任务越来越重，要求越来越高，在本会人力和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发挥队伍的群体智慧和力量。
拓展和深化新四军历史研究，总的是依靠老前辈、老领导和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关心，依靠各省、市、自治区研究会的协作，依靠社会力量的支持，此外，还要加强与各地区研究会和党史、史志研究部门，以及军队、院校、科研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力争人力共用、资源共享。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与各省、市、自治区的新四军研究会，要相互学习，加强交流，密切协作，形成合力。
要建立联络员制度、专题会议制度、工作信息和经验交流制度。今后凡重大项目、重点课题、重要活动，都要吸纳各方力量合力攻关，做到能联合组织的尽量联办，能协作参与的要积极参与，能提供帮助的要全力支持，切实形成相互学习、紧密合作、共创佳绩的浓厚氛围，共同推进新四军历史研究工作深入发展。今年将适时召开小型文化宣传工作座谈会，商请部分省、市、自治区新四军研究会派员参加，共同探讨落实文化宣传工作五年规划的思路和措施；与江苏省军区和南京市鼓楼区联办“海洋岛屿与海防”书画笔会和文艺演出；与福建省委宣传部和厦门市等单位联办第三届海峡两岸将军书画展暨国共合作抗日75周年论坛。
服务现实，着力增强以史鉴今和资政育人实效。研究历史，以史资政；宣传历史，以史育人，根本目的都是为现实服务。研究会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成效如何，归根结底要用资政和育人的实际效果来衡量，这也是检验研究会价值体现的根本标准。只有紧贴时代发展，紧贴使命任务，紧贴官兵实际，新四军历史研究和宣传工作才更有意义，更具生命力。
发挥研究会的资政作用，根本的是要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深对党的科学理论的学习理解和运用，善于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审视形势、分析问题，不断从历史经验中探求对策办法，回答解决好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中遇到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加强新四军历史的宣传教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很重要的是积极配合全党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积极配合全党全军的思想教育工作，积极配合部队进行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用历史经验诠释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性，用历史事实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教育引导人们听党话、跟党走。这次我们把海洋岛屿研究与国防教育作为一个专门委员会纳入研究会，不仅是因为它与新四军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更重要的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南海、东海、黄海同周边相关国家有着复杂的主权争端问题，形势极其严峻，斗争非常激烈。加强海洋岛屿研究与国防教育，使命重大，责无旁贷。我们将稳步推进海洋岛屿与国防教育工作，为振兴海洋事业、强军强国做事出力。
要注重做好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研究，更好地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要认真组织纪念新四军成立75周年、抗战胜利70周年座谈会，会同有关省、市、自治区研究会及相关单位联合组织好张云逸诞辰120周年、谭震林诞辰110周年、任质斌诞辰100周年等重要人物纪念活动。还要注意研究新四军女兵这一特殊群体，展现她们的特殊风采和历史贡献。
要积极参与和组织新四军历史遗址保护和场馆建设。以新四军历史为主要内容的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以及重要遗址，是展示新四军历史的重要窗口，是进行新四军历史研究和宣传的重要平台，是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各地各类新四军纪念场馆，要精心维护、积极运作，真正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教育基地。要积极征集历史资料、图片和实物。我们的工作要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必须加倍努力、奋发有为，尤其要把服务现实的工作做得更好，为党和国家、军队的发展大局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