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同志的一生，业绩辉煌，功勋卓著。其统一战线工作亦堪称楷模，数次受到毛泽东的夸奖。笔者从中梳理出几件大事，奉献给读者；并以此作为对革命前辈的纪念和缅怀。
1962年2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中）、副会长赵朴初（右）亲切交谈
建立和发展关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主力南下关中地区，给习仲勋和关中特委的同志们带来了喜悦和信心。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当时有些同志对于友区、友军的观念是模糊的，还缺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准备。此时，身为特委书记的习仲勋，不能不由此引发更多的思考。他同特委的同志们一起分析关中形势说：“我们大部分区乡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了解得不正确，一方面是认识不足，以为革命成功了，忽视统一战线中的斗争一面；另一方面则对统战对象仍怀着阶级仇恨，不愿做统战工作，不与友方联合。”他进而指出：“国内和平统一了，党的工作应该是：第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第二，整理内部组织；第三，扩大红军，加强整训；第四，大量发展党的组织。”习仲勋对形势和任务的意见，得到了特委同志的一致赞同。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改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1937年10月，习仲勋等在马家堡主持召开中共关中分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着重“检查过去党的工作，讨论开展关中统一战线以及苏区转变为边区问题”。会议产生了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习仲勋仍当选为书记，兼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
由于当时处在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里，习仲勋以主要精力，领导关中分区的政权建设、抗日武装和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建设；大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工作；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迅速壮大党组织。
为了正确贯彻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维护关中分区民主政权和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习仲勋为做好周边地区国民党武装的统战工作，花费了很大心血。他亲自与正宁县民团的王大牙、寺村民团的萧恩多、彬县民团的李仰之、旬邑县民团的郭相堂、太峪镇民团的文干卿、宁县民团的庞铭胜、同官民团的夏玉山等民团头目，多次通信或谈话，进行宣传、分化、瓦解工作。
在新的形势下，这些民团头目除少数顽固分子外，都为抗日工作起到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旬邑县驻职田镇民团头目马宏德，在习仲勋的多方争取下，给关中分区送来长短枪25支，装备了分区部队。国民党驻武家堡保安团1个班长，扛着1挺机枪投奔关中分区，习仲勋亲自同他谈话，并勉励说：“这样的好事你做得越多越好。你这是为中华民族做好事。”
习仲勋还特别注意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安排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社会贤达任职，发挥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此间，先后将赤水县的士绅景田玉，安排到县政府任财政科长，新正县雷庄的老中医张治平、旬邑县的萧芝葆，聘为关中分区参议员。蒋家坪村有一位叫蒋德宽的财主，有抗日热情，但有人说靠不住。习仲勋分析说：“蒋德宽虽然是地主，但他支持儿子当红军，又在物质上积极帮助我们抗日，像这样的地主，就应当团结争取他们。”
习仲勋和关中分委的同志，经常深入到各个村落，走家串户，深入细致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有一次，他同分委秘书长杨再泉，到一个村庄，得知有位叫穆润身的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时，便主动到穆家造访。他诚恳地对穆的父亲说：“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你儿子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只要我们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我们就是好朋友。如果你儿子回家，我们还欢迎他，也保证他来去自由。家中有什么困难，我们也尽量帮助解决。”一席话使这位老人深为感动，表示一定要为抗日出力。
习仲勋在担任绥德地委书记时，正值边区各地全面贯彻执行党中央“三三制”民主选举时期。在他的精心安排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下，使一大批开明绅士、知识分子等能昂首走进政府机关并担任要职。著名绅士霍祝三担任了绥德县县长，原国民党八十四师旅长刘杰三连任3届边区参议员，知识分子姬伯雄也被选为米脂县县长。习仲勋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安文钦也建立了很好的统战关系。?
习仲勋经常提醒各级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同党外人士交朋友，注意听取他们对中共组织和政权机关的建议，以不断巩固和完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每逢参议会开会，他和参议员一起讨论，广泛听取意见。他还请一些民主人士到地委来，让他们对全区的工作建言献策。
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和习仲勋的努力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连任边区3届参议员的刘杰三，将自己3个女儿都送往边区和八路军剧团当了演员，一时“姐妹三人同登台，宣传抗日齐向前”在边区传为佳话。绥德县另一位议员刘绍庭，原为国民党二十二军和邓宝珊将军的高级参议，他经常向该部通报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传递对方信息，对有效开展该部的统战工作，保持良好的友邻关系，促成最后起义，发挥了积极作用。米脂县的姬伯雄，在中共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及绥德地委的支持下，办了有百余名工人的新华纺织厂，产品不但支援了前线，而且缓解了全地区布匹奇缺的困难。
习仲勋重视统战工作，也善于从历史典故中汲取教益。一次晚饭后，他同地委几位领导和延安鲁艺派来的同志聊天，他问大家：“三国时诸葛亮明知关羽重义气，会放走曹操，为什么还要派他去断守华容道呢？”大家听后一时没有答出。习仲勋自揭谜底说：“这就有一个统一战线问题，当时如果杀了曹操，东吴就会把刘备吃掉。刘备其时刚取荆州，并无多少兵将可用。”接着，他又说：“为什么刘备最后会败呢？是因为他搞宗派主义，只相信他的结拜兄弟，五虎上将除了马超、黄忠都是他的结拜兄弟，后来也只培养了一个姜维，后继无人，以致最后‘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了。”
一个平平常常的历史故事，让他道出了富有新意的政策话题，博得了大家一阵称赞的笑声。
195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右一）
在西安机场迎接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左二）
策划和领导完美策反的横山起义
1946年6月，习仲勋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召见。毛泽东要习仲勋谈谈陕甘宁边区备战情况，尤其想听听习仲勋对边区北线方面的看法和设想。在习仲勋作了汇报后，毛泽东指示说：胡宗南已在调兵遣将，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并且命令榆林的国民党部队一致行动，对我实行南北夹攻。现在胡宗南还没有采取大的动作，顾不上进犯边区。你们要抓住这个时机，集中精力，组织北线战役，策动横山起义，解放榆横地区，使我们获得较大的回旋余地，以便对付胡宗南的进攻。最后又叮嘱说，保卫延安、保卫边区必须加强统战工作，争取榆林地区国民党部队起义，以扩大保卫延安战争的战场。7月初，习仲勋在延安花石砭西北局机关驻地，主持召开西北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和党中央的北线作战意图；并决定用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办法，解放榆横地区；把主要目标定在，策动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胡景铎率部起义上。
习仲勋为什么以胡景铎为策动起义的对象呢？这是有一定的历史和政治原因的。当时国民党在榆林驻军中有胡景通、胡景铎、胡希仲叔侄3人分别担任重要职务，胡景通、胡景铎同为著名爱国将领、旧民主主义革命知名人士胡景翼的胞弟，胡希仲则是胡景翼之子。此时，胡景通任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部指挥官，胡景铎为副指挥官。胡希仲任晋陕绥司令部参议。胡希仲、胡景铎受其父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较深，从小就追求进步，向往革命。虽身在国民党军中，但早有投奔革命阵营的意向。且他们都是习仲勋在立诚学校时的同学，交情颇深。而胡景通尽管当时思想局限性较大，顾虑较多，后来也还是走上了率部起义的道路。
在此之前，习仲勋为争取胡景铎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特意将与胡景铎叔侄为同乡同学关系的师源，调到绥德地委任统战部副部长，专门从事对胡部的统战工作。师源先后两次进入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驻地，同胡景铎接谈，转达了习仲勋对起义的意见。同时，习仲勋又派出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和绥德地委副书记刘文蔚，一起赴榆林同胡希仲会面，了解掌握驻榆林国民党军上层人士情况。
不久，根据胡景铎的请求，由习仲勋介绍，中共中央特批胡景铎加入中国共产党（无候补期）。习仲勋还主持西北局会议，讨论由胡景铎提出的在该部的党员发展名单，批准李振华等人为中共党员。同时，习仲勋指示由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抽调40余名党政军干部，进驻波罗堡、石湾等地的国民党陕北保安团，以合法身份安排到不同岗位，秘密进行组织宣传工作，从而使胡景铎率部起义，有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
9月中旬，习仲勋指示已到绥德的范明，持他写给胡景铎的密信，即赴横山县波罗堡面见胡景铎。范明向胡景铎传达了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同意其起义的决定，一起商定了起义计划和行动方案。范明返回延安后，习仲勋仔细审查了起义行动方案，并一起到枣园，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指示习仲勋、王世泰说，这个起义可以搞了。他要求联防军集中6个团的兵力于北线，做好接应胡景铎起义的准备，解放无定河以南的大片土地。
10月11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北线战役指挥部，进至横山县响水堡以南地区，同中共绥德地委领导会合。决定王世泰、张仲良指挥教导一团、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三旅八团、新编第十一旅二团一部和绥德、西乌审、三边军分区等地方部队1万余人，配合胡景铎部起义。
13日凌晨，北线战役作战部队发起攻击，战斗从榆林与横山之间的武镇和镇川堡打响。同时，胡景铎率国民党保安第九团5个大队，分别在波罗堡、石湾、高镇等地举行武装起义，并迎接范明带领的接应部队进入波罗堡。至24日，北线作战部队攻克国民党军残部占据的最后据点—响水堡。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取消攻占榆林作战计划，北线战役胜利结束。是役，国民党军5000余人起义，1000余人被俘或投降，解放了无定河以南30多个城镇、12万人口、5000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中共榆横特别委员会和榆横政务委员会先后成立。
胡景铎率部起义后，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景铎任师长，后又任榆横政务委员会主任。
12月中旬，骑兵第六师奉命调驻延安。习仲勋陪同毛泽东、朱德接见起义官兵。毛泽东拉着胡景铎的手风趣地说：胡景铎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的这个道路是正确的。你们的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在场的习仲勋和其他领导同志，被毛泽东诙谐幽默而极富鼓舞力的话语惹得笑出声来。
叶剑英元帅与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广东
妥善处置民族矛盾问题的绝妙之作
昂拉地区的叛乱，是青海省解放初期，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叛乱。当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运用党的民族政策，从政治上争取一位藏族部落头人—项谦，解放了一个藏族部落群众，为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昂拉部落位于青海省黄河上游西岸，山高林深，地势险要。项谦是昂拉部落第12代千户，他的一些亲属就是喇嘛教的活佛、管家，集神权、族权、政权于一身，在昂拉部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1949年秋，青海贵德县解放后，将昂拉划归贵德6区，人民政府承认项谦的千户职位，仍然让他管理昂拉地区，还被聘为省政协委员。
1949年12月潜藏在大通、门源、涅中、化隆、循化等县的青海马步芳残匪，先后发动大规模的叛乱。这些地区平叛之后，许多漏网反革命武装骨干分子和叛匪头目逃到了昂拉部落，他们一方面向项谦赠送大量的枪支弹药、马匹和金银财宝，进行拉拢；另一方面造谣惑众，怂恿项谦叛乱。于是，项谦一步一步地走向公开与人民政府为敌的道路。他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自任军长；参加反动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任委员。在昂拉地区强令群众购买枪支弹药，扩大力量，形成武装割据。
昂拉叛乱，是青海解放初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国民党反动势力策动、藏族部落头人领导、组织的藏族部落叛乱。它立即引起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习仲勋针对有些人主张急于军事进剿，在给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的电话中说：“绝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必须请示中央批准后始可行动，要请喜饶嘉措大师去做工作。”
经青海省委、省政府对项谦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政治争取工作，1950年8月，项谦到西宁参加省政府副主席马朴的吊唁活动，并向省党政军领导报告了他受匪特蛊惑，迟迟未来致敬的原因。省党政军领导不咎既往，专门召开了座谈会，对项谦来西宁表示欢迎。
但是，项谦回到昂拉后，却又背信食言，变本加厉，越陷越深。
为此，省委、省政府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派出省级领导干部和藏族部落头人、活佛等各界爱国上层人士50余人，先后17次去昂拉苦口婆心劝说项谦。仅省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就3次亲赴昂拉；藏传佛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两次派代表持他的亲笔信去劝说，并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担保他只要与匪特划清界限，改恶从善，人民政府就会予以宽大处理。
但是，项谦不但不蟠然悔悟，还对政府派去的代表肆意凌辱，甚至企图扣留、谋杀；明目张胆地抗粮抗税，不执行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阻止人民解放军和政府工作人员进入昂拉地区，强迫群众大面积种植鸦片，外出贩卖，换取军火；四处抢劫，残害群众，数次聚众千余人袭击人民解放军和武工队、工作组，杀伤解放军干部。
至此，受害地区群众和全省各族各界人士、活佛、襄佐、千户、百户忍无可忍，多次上书省人民政府，要求迅速肃清昂拉反革命武装。昂拉地区的藏族同胞，也对项谦的横征暴敛、倒行逆施心怀不满。就连项谦的参谋长、隆务寺经师诚勒活佛，都与项谦脱离关系，主动到西宁向省委书记张仲良反映昂拉地区情况。
在政治争取无效，项谦处于十分孤立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西北局才批准青海省委关于对昂拉地区进行军事清剿的报告。1952年5月1日，在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不到两天，就彻底摧毁了昂拉叛乱。项谦只带着少数人马逃离昂拉，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中。
平叛战斗结束后，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安置救济工作，解决昂拉群众生产生活方面的急需；对战斗中负伤的匪众一律收留安置，给予治疗；对于战俘，除外来反革命匪首外，包括藏族头目、官人，一律随捉随放，如项谦的兄弟俄日、女婿完德扎西等。对项谦的妻儿、胞妹给予特别保护；项谦的母亲患病，卧床不起，政府派医护人员为其精心治疗，使之康复；对项谦埋在地下的财物，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他的亲属，并给予保护，不许任何人乱拿乱抢。
中共尖扎工委遵照习仲勋指示，还派出曾参加叛乱、被政府宽大释放的完德太等11人，持昂拉八庄及项谦家属的信去寻找项谦。
在党的政策感召下，1952年7月11日下午，项谦带着11个人回到昂拉，归向人民政府，交出长短枪16支，子弹2583发，望远镜1架和马5匹。
项谦回到昂拉自己家中，看到人民政府对他的一切财产和家人都保护和照顾得很好，尖扎区人民在政府领导下安心进行生产，深受感动，主动找尖扎工委书记王鹏远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罪行；7月31日，项谦来到西宁，受到省党政领导的亲切接见。省政府主席赵寿山、省委书记张仲良在接见项谦时明确表示对其既往不咎，保留其千户职位。
8月10日，项谦从西宁启程去兰州，参加了西北民族学院干训班毕业典礼晚会，并向习仲勋等领导同志敬献哈达。11日，习仲勋为欢迎项谦举行招待会，席间习仲勋对项谦说：“你回来，人民是欢迎的，今后再不要受土匪特务的欺骗。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一条光明的道路。”项谦对党的宽大为怀的政策深受感动，在《青海日报》发表了他写的《归向人民的感想》一文，对党和人民政府对他反复争取走向光明深表感谢：“这都是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典，我将永远感激。”项谦以后历任尖扎县县长、黄南自治州副州长，为人民群众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争取项谦的成功经验，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得到了毛泽东充分肯定，在李维汉向毛主席汇报政治争取项谦的经过时，毛泽东说：“孔明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了，我们来个十擒十放。”一次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习仲勋
解决新时期统战思想关键的三次批示
1981年3月，习仲勋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同时分管中央统战部的工作。他在中央工作期间，为统一战线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处理了许多重大和复杂疑难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非党知识分子问题成为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知识分子中非党知识分子又占了多数，他们的影响力大，社会联系广泛。如各民主党派成员、经济界中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大多数是非党知识分子，科、教、文卫、法律界的统战人士，基本上都是非党知识分子。民营科技企业人员、中介组织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受聘于外企的管理技术人员等，也大多是非党知识分子。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归侨和海外侨胞中的统战人士，也大多与非党知识分子有关。所以，对非党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已经成为统一战线的基础性工作。
在过去一个长时期中，“左”倾思想给非党知识分子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视为异己力量，使非党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打击和损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宣告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全党上下大力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逐步纠正了对非党知识分子的“左”倾思想。
但是，随后又产生了另一种倾向。这种倾向认为，既然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那自然也就不再是统战对象了。这种认识误区如果任由发展，势必造成统一战线的大收缩，并有可能对非党知识分子造成新的伤害。
1982年，北京某大报更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短评，明确提出知识分子不再是统战对象。而这与胡耀邦在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直接相冲突。在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非党知识分子被明确列为第三类统战对象，并且指出“这是大量的”。
北京某报纸的短评一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在非党知识分子中影响尤其不好。许多人打电话或致信中共中央统战部，询问中央执行的统战政策是否有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统战部给中央打报告，坚持认为非党知识分子仍是我党统战工作对象，并进行相关的说明。习仲勋当即批示，肯定统战部的正确意见，并责成该报改正和澄清。
但该报拒不改正，而且还狡辩说，马列主义著作和我们党的文件中，从来没有讲过工人阶级内部有统一战线。这样，争论进一步升级。
其实，马列主义著作和我们党的文件中，是讲过工人阶级内部有统一战线的。如著名的第一国际，就是当时工人阶级内各种派别的统一战线。恩格斯指出其中“有共产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合作社派、巴枯宁主义者等等”。1921年列宁和共产国际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口号。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1922年和1925年两次全国劳动大会，都是当时共产党派、国民党派以及其他工人派别的统一战线。到了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中央关于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我们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基本方针是与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的工人运动进行统一战线，在统一运动中把工人组织起来，积极参加战争的各方面工作。”当时党成功地同中国劳动协会建立了统一战线。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周恩来同志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同时也带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如劳协也包括在工会之内，同时工会中也有不同政治主张的分子，现在还把知识分子组织进来，民主党派分子也会参加进去。
为了统一思想认识，1983年中央统战部召开十省市统战理论座谈会，1985年又召开了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对我党的统战政策进行解释和澄清。随后中央统战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是工人阶级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问题。”习仲勋先后两次批发报告，同意此观点。
习仲勋的三次批示，解决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即非党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这三个批示及时地澄清了误解，消除了思想混乱，从而避免了统一战线的收缩甚至倒退，对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和统战理论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