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盐城市图书馆，江苏 盐城 224000； 2.盐城市广播电视总台，江苏 盐城 224000； 3.中共盐城市委党校，江苏 盐城 22400）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控制下的舆论媒介大肆制造不利于新四军的谣言迷惑民众，试图塑造新四军不听“政府”调遣、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象。部分爱国青年被国民政府误导，对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产生不该出现的敌意，甚至在报刊媒体上撰文抹黑新四军形象。学界过往涉及新四军形象的论著,主要以电文、时人日记、文献汇编、知名报刊等为研究基础，对当前历史存在感较小的学生刊物则较少关注。但近代历史反复证明，学生群体创办的刊物极为关注时政，社论文章在学生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基于此，笔者尝试以皖南事变后上海创刊的《学风》刊物为参照物，呈现不明真相的学生群体对皖南事变后驻守苏北的新四军形象的描述，揭示爱国青年被国民政府误导的原因，希冀丰富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相关研究。

一、《学风》的概况

民国以降，各地学习西方学制，普设近代大学。面对日益深重的国家危机，接受“科学”“民主”理念洗礼的大学生群体喜好发表时事评论文章，渴望知识救国。在此背景下，“中国近代大学不仅鼓励学生创办会刊，而且在校报开辟本科生论坛，甚至由学生编辑出版校刊，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本科生的学术能力培养”。因此，诸多学生刊物流布于世。《学风》的创刊背景也大抵如是。

《学风》在《发刊小言》中阐明了办刊经过：

“差不多在一月以前，偶然的和几位同学们在一起，谈到目前的学校生活，大家都觉得太枯燥，太缺乏生气了。当时我们想创办一本小型杂志，以作为共同研究的中心基础，因为那时刚巧学期结束，大家都在考试忙，所以这计划始终没有实行。直到寒假开始一星期后，我们才决定出版《学风》。

在目前的学校教育下，的确，每一个学生觉得乏味。书本固然是我们学生研究的本份，可是青年课外的身心修养，和活动，也是我们所必须的。战后上海的学校，大都因为校舍的缺少，因陋就简，一切正常的课外活动，完全趋于停顿。以致有不少的青年学生，受不住那一种枯燥的苦闷，更加上了荒谣环境的引诱，因而沉醉于声色之中，想从那里找到一时的刺激，安慰一下不寗的心灵。我们看战后青年出入于歌场舞厅的日有增多，就是一个很明白的趋势。当然在这中间，部分的原因，还要归到青年自己本身的意志没有坚定，不过假使有良好的学校管理，导他们入正当途径使他们不会因为感到枯燥，而去找到刺激，而至于堕落，那至少目前的不良现象，可以减去一大部分。

我们很明白上面的理由，所以当我们和其他青年同样感到枯燥的时候，我们就采取了另外的一条路，—共同研究和集体讨论。我们想从共同研究中切磋我们的学问，从集体讨论中交换我们的意见，使我们一方面能解除往日的苦闷，他方面更可以增进一点知识。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我们虽然每个人都觉得这样渺小和无用，可是能相互交换和学习的地方还很多的。

《学风》即在这样的条件下，做了我们研究和学习的中心，当然我们希望它能日益生长得健全起来。集体和共同是群众力量的表现，群众愈多，共同的研究愈能深切，集体的讨论愈能彻底，所以我们对读者们实寄以无穷的希望。

一，《学风》是大家的《学风》，是每一个青年学生的刊物，希望大家来关切它，批评它提出意见来，改进它，以便达到交换意见相互研究的目的。

二，孤岛上一定有不少正觉得苦闷的青年，我们希望他们也能向相互研究的路上走去，更希望有兴趣于写作的同学们，和我们携起手来，多办一点有生气的学生读物。”

《学风》创办于上海“孤岛”（即当时未被日本占领的租界），具体创刊时间为1941年2月。虽然《学风》自我定位为推动学生群体共同研究和学习的刊物，但却并非内部交流的赠刊。《学风》有自己正式的刊物社——《学风月刊》社，租借静安寺路四四一号三楼作为刊物编辑部，一方面展示出主创群体拥有一定财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想将办刊作为一项持久事业。为保证刊物运营，《学风》公开发行，带有盈利性质。《学风》定价如下：

表1 期刊定价

（数据来源：《学风》每刊出一期均在版面内部标注编辑部地址、征稿函、定价、广告价目等信息。）

从1941年国币1元的购买力，可以直观地看到《学风》定价的合理性。曾有学者统计对比民国时期上海的国币购买力，指出：1926—1936年上海1银元大概可以买16斤大米或者4—5斤猪肉。到1941年时，上海生活费指数比起1936年大约增加6倍，即货币购买力下降大约6倍。换算而言，1银元相当于购买2斤大米或者不到1斤猪肉。与此同时，上海工资收入下降到1936年的一半。因此，可以推论《学风》在定价时考虑到了读者群体的经济压力。

除订阅收入外，广告收入也是《学风》维持运作的一大财源，其广告价目如下：

表2 广告价目表

（数据来源：《学风》每刊出一期均在版面内部标注编辑部地址、征稿函、定价、广告价目等信息。）

第二期便有《美商正言报》投放广告，第三期又有张裕红酒在“底里”发布四分之一版面的广告。颇有意思的是，《学风》不仅出售广告位，还注重和投放广告者达成战略合作。如初创的《文苑月刊》为扩大影响力，在《学风》上发广告，并提到“凡执学风定阅单、收据单，向老大沽路一三0号定本刊，八折优待”。这些信息表明，《学风》不是一个由政治势力掌控的刊物，主创群体也并非只会空谈的学生，而是具有一定经济头脑、愿意与社会各界交流的青年。

《学风》的公开性和社会性，还体现在它每期均发布征稿信息，“凡下列各稿件均所欢迎：（一）论著（二）时事讨论（三）学术研究（四）文艺小说（五）各地通讯（六）书报介绍（七）诗歌剧本（八）各校动态（九）漫画木刻等”。 当然，《学风》采取有偿征稿的方式，“来稿一经录用，以本刊其他书报，或现金若干为酬”。因为付出稿酬，《学风》理所当然地提出“本刊编辑有权删改，不愿者得预先声明”。由此可以看出，《学风》所刊载的文章，基本上代表着编辑部的整体意念和看法。

《学风》自创刊后，每月坚持出刊，有着长期办刊的思路和设想。但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占上海租界，《学风》作为抗日爱国刊物，失去办刊环境，因此停刊。

二、《学风》视域下的新四军“解散”

《学风》爱国刊物的性质是毋庸置疑的，其发表的多篇时政文章均有明显的抗日风格，如《日本内阁之更替》中明确指出：“侵华四载有余，国力已非昔比，在国际间的背弃道义，正义的国家均已澈底认清，客观的环境限制了它（日本），再要施疯狂的侵略，本身的力量既不允许，民主集团的制裁即可立至”。与此同时，它拥护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抱有敌意的态度也是一以贯之的。《学风》创刊时，正值皖南事变爆发不久，国内政局变得紧张。为此，《学风》特意发表社论《春节前后的几件大事》，其中一件便是针对新四军的评论：

“新四军违抗中央命令，袭击友军，曲解抗战，阴谋扩张个人势力，已给国军用迅速的方法，予以解放，使国家的法纪得一伸张，军队的指挥更趋于统一。虽然在当时有一部分阴奉阳违的人们，搬弄是非，造谣生事，硬牵涉到政党问题上去，想从中破坏抗战，减弱民众对国家的信心。但这许多谣言，经过我们最高统帅发表演说，及各军政长官公布实在情形之后，已渐趋消灭。蒋委员长在演讲辞中说‘在今天，如果还有将已解决了的新四军问题，辗转传说夸大其词的，那就是为X（指代日本）人的造谣应声虫，凡是我爱国军民，是断然不会受其蛊惑的，而且我相信一定是断然予以唾弃的’。我们看了委员长这几句话，那么随便怎样的荒谬伎俩，均无可施展了。”

《学风》完全是站在国民政府的角度开展对对皖南事变的评论，声援国民政府及中央军对新四军的无端迫害。上文中提及了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新四军、撤销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送交重庆军事法庭审判的消息，也提及了蒋介石于1月27日发表的整饬军机与加强抗战的演讲，但丝毫未提及中国共产党方面对于皖南事变的回应。同时，由于忽视对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相关消息的报道，《学风》向读者群体隐瞒了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已经在苏北盐城地区重建的消息。并且，还向读者群体煞有其事地介绍了新四军之所以被国民政府解散的前因后果：

“关于中央当局解散新四军之经过，当局方面，业有详尽宣布，惟中央解散该军之前因后果，容有为外间未尽明瞭者。兹觅得何应钦、白崇禧两氏在未解散该军前所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之齐电一通。文中对新四军过去种种事迹，均有揭发。”

实际上，1940年12月8日发出的“齐电”只是重弹该年10月19日“皓电”的老调，不单为中国共产党所批驳，诸多中立势力亦提出质疑。司徒美堂等美洲洪门人士于1941年1月8日发出致国共两党领导人电：“最近读朱彭叶项发表致何白佳电，胪列国共摩擦事件，言词痛切，初尚不敢轻信，迨中外电讯播传其事，始悉我军事当局确曾下令新四军移防，以及国军二十万五道封锁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马尼剌建国报1941年1月19日发表的《枪口一致对外》认为：“新四军为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不惜委曲求全，答应将江南部队调至江北（见朱、彭、叶、项复何、白电），而且实际上已经大部分离开江南而北上”；槟榔屿星滨日报1941年1月20日发表的《新四军被缴械问题》表示：“何白两总长之移防代电，系于去年十月十九日发出，朱彭叶项等于十一月九日电复何白，仍请中央派大员莅临苏鲁边区调查真相，以明摩擦责任，纵新四军对于移防稍有延迟，何以遽谓‘延迟业已半年’”“冀鲁苏浙海岸除浙江外，已悉在敌人军事控制中，皖东南边区，新四军活动经已多时，新四军是否企图在上述各地建立根据地，既成问题，即在敌人军事控制区域图建根据地，其‘罪’何以竟至非缴械不可”^[11]。

上述为中共发声的势力均为国民政府当时必须依仗和深入交流的海外华侨，他们有力地证明了用“齐电”来解释国民政府“解散”新四军的前因后果纯属毫无根据。而且，华侨不在中国本土，尚能掌握关于新四军的全面信息，《学风》身处当时中国的通讯中心上海租界，又怎会不知质疑者的声音。《学风》用“齐电”来论证新四军“违抗中央命令，袭击友军，曲解抗战，阴谋扩张个人势力”，但只字不提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等发出的“佳电”，对新四军按照国民政府要求而进行的移防行动更是视若无睹，反映出《学风》在对待皖南事变案中没有做到公正全面地报道时事新闻。

总之，《学风》偏听偏信国民政府在皖南事变后发布的公告，不去探究皖南事变的真相，一味为国民政府开解，将时人公认的“兄弟阋墙煮豆燃萁之恶耗”，错误理解为新四军主动攻击国民政府军队、破坏抗战。在《学风》的视域中，国民政府对待新四军的任何行动都属合理合法。《学风》虽然强调新四军的“解散”不涉及政党问题，但恰是党派偏见遮蔽了主创群体的双目。其对皖南事变的评论报道误导了孤岛上的青年，不利于全国统一抗战的大局。

三、《学风》对苏北新四军的误解

尽管《学风》在创刊之初忽略对新四军在苏北的消息报道，但随着新四军在苏北完成重建，以及越来越多的民众奔赴苏北，协助新四军抗敌，《学风》不得不将目光转向苏北新四军。沿袭皖南事变案中的态度，《学风》对苏北新四军依旧充满着无端的误解。

《学风》在1941年5月15日上刊载吴济署名文章《团结与分裂》，该文竟将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正当防卫，表述成“叛变”，错误地表达道：“在新四军的叛变上，我们看到了这种手段的表面化，他们（指中国共产党）以为中央是软弱的，意欲以新四军来要挟中央，破坏中央命令的统一，可是他们这个企图失败了；因为中央不是软弱的，以前不过是如家长对子弟犯了过失时的宽容而已”。《学风》在创刊时，曾称新四军的问题不是政党分歧，而此时却直接刊登将新四军问题引申到国共两党矛盾上去的文章，进一步证实了该刊政治立场是完全站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一方。在这一期中，《学风》还登载了编辑部座谈会一致通过的《新四军事件之探讨》，不仅大肆抹黑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称“共党方面非但不知悔改，反而扩大他的反对中央政府宣传，新四军的残孽也依旧做叛变举动，在苏北、江南等地更明显地视国军为第一敌人，置真正的大敌于不顾”，而且要求肃清苏北新四军，将新四军武装归并到国军。可以说是丝毫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利益。

当然，尽管《学风》一再抨击新四军，但它并不能阻止有辨识力的孤岛青年奔赴苏北参加抗战的热潮。1941年6月15日，《学风》以编辑部的口吻发表《给已站在危险边沿上的青年们的一封公开信》：

“你们不是常常听到人家的宣传吗？那里有抗X大学，一到苏北，就可以进去求学。一个高中或者甚至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学生，能进大学，是如何兴奋啊！哪里有XX艺术学院，一毕业就是艺术家，这又是如何光荣啊！那里的新四军和民众打成一片，人民爱护之至，到苏北去做一个军人，是如何的可以自傲啊！那里有独立的抗X政权，一切都可以不受限制，是如何的自由啊！……但是我告诉你们，那些都是妖魔们播送的诱人入地域的谣言，他们这一种宣传和所谓正确的报道，实在连打一折八扣的价值都没有，所谓抗X大学第五分院、XX艺术学院，都是诱骗青年去瞎混的机关；所谓新四军，那简直是强盗土匪，他们驻在的地方，学校被解散，政府的机关被封闭，整个苏北已因新四军的驻扎而变成黑暗，人民的生计被他们苛捐杂税的压迫，而益形痛苦；在哪里抗X是其名，反对中央，扰乱地方，剥削民众，是其实。对已在那里的青年们，则没有一个能够放松，只要一言不合，顽固、投降、X奸，三套罪名立即加上，这又哪里谈得到自由？”

《学风》的这封公开信，充满着傲慢与偏见，诸多表述完全不符合事实真相。这种造谣式的发言，投射出《学风》对青年学生奔赴苏北的恐惧，也从侧面印证了青年学生中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支持者，青年去苏北参加新四军是不可扭转的趋势。

此后，《学风》继续登载多篇反对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文章，甚至以苏北学生来信的方式，蛊惑读者群体。《来自一个苏北高中部里的信》写到：“因为我站在苏北，根本听不到一点消息的，前日你来信说《学风月刊》早已寄来了，为什么我们至今未看到片纸支字呢？谅必被他们收检去了吧。”信中所提新四军及其所指导的政权收缴《学风月刊》实则荒谬，反对新四军的书信尚且可以自由传送，一本初创不久还未展现出巨大影响力的学生刊物断然不会引起新四军的高度警惕。此信极有可能是《学风》为标榜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舆论影响力，而自我伪造，欺骗孤岛读者。这类假新闻的制作手法，是极为常见的。

《学风》对苏北新四军的误解直到停刊仍未改变。1941年9月15日，《学风》发表黄雨辰的署名文章《在苏北的新四军》，直白地表示：“自称最抗X、最民主部队的新四军，据守在我们的故乡——苏北，名义上敲着抗战的鼓，竖着救民的旗，实际上却在扩展势力，励行着他那丧心病狂、狼心狗肺、祸国殃民的窃国举动，这种举动，无异列强的割据土地、军阀的据地称霸，无不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抗建的前途”。该文从政治、教育、军事三方面进行了分析，但总结起来不过是之前语调的老生常谈，将新四军污蔑为不抗战、只顾自身利益的部队。

《学风》对新四军的误解根深蒂固，其频繁发文攻击苏北新四军，既是对新四军发展壮大趋势不可遏阻情况的无能宣泄，也间接表明了新四军在江浙沪一带颇具民心。苏北新四军的正面形象，也没有因《学风》而受到丝毫影响。

四、《学风》敌意形成的缘由

《学风》创刊之时，声称该刊是学生群体共同探讨学问的阵地，但细析该刊总共10期的文章，社论文章占比非常高，对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评论是该刊重要内容。《学风》虽然在抗战时期的报刊史上未占据一席之地，但从主创群体的办刊思路、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来看，它在孤岛的煽动力不能忽略。因而，有必要对《学风》敌视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缘由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上海租界内学生心态的分化。

首先，《学风》错误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在抗战期间放弃独立自主权。依照他们概念中的法统，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是国民党控制下的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武装在他们眼中为割据势力。《国民的态度》一文中谈到：“我们没有党、没有派，我们只有祖国，只有民族”，意在用这种话语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道义上的绑架。《中国共产党底存在问题》中更是企图用中国共产党强调的阶级斗争观来否定中共存在的必要性：“共产党底历史任务，是由资本到社会那个阶级上的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在中国底国民党，既能做这个工作，当然就用不着共产党了的，因此共产党没有存在底必要”。该文作者错误地将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看做进步政党，无视他们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属性，自然无法说服读者群体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学风》多次提到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强调此举破坏团结，是对抗中央政府的行为，认为：“代表共产党的七个参政员却以拒不出席闻，并提出种种条件，作为出席与否的要挟，对一个民意的机关作出这样的举动是合民主精神的么？”作为中间势力的邹韬奋曾称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前夕他反复犹豫到底是否要去参会，因为“在以前所报告的参政会中的提案在实际上的效力等于零”，而且多所生活书店被查封，更是让他倍感痛苦，直言参政会并不是“民意机关”。但《学风》选择性屏蔽揭露国民参政会真相的消息，顽固坚持己见。循着《学风》编辑部的思维，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壮大和愈发独立自主是他们不愿看到的，自然对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充满敌意。

其次，主创群体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背景，决定了他们天然靠近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通过前文分析，可以推断出《学风》主创群体大多出生于江浙沪的殷实家庭，他们成长时期正值南京国民政府牢牢控制该区域，自幼受到的都是国民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影响。在他们心中，“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在多求以平等待我之友邦，而非单纯的做苏联跟屁虫”。而在上海租界上学，让他们同英美人的联系变得紧密，《学风》上为美商正言报做广告便是实证。《学风》认为英美是友邦，而中国共产党却屡屡作出进攻英美的举动。从文化心理层面出发，不难理解《学风》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做法。

最后，日本所控制的舆论喉舌不断造谣污蔑新四军，更加深了《学风》认定新四军“假抗日，真内战”的刻板印象。有学者曾指出：“基于敌后民众对新四军不熟悉的客观情形，加上深入敌后的新四军尚未站稳脚跟，对民众的宣传不够，给敌顽等在政治上大肆制造反共谣言、诬蔑和攻讦新四军以可乘之机”，可见日本用心之险恶。皖南事变爆发后，日本更是大肆制造舆论，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顾祝同后来回忆称：“这次事件处理后，当时日本军阀自然幸灾乐祸，大放谣言，挑拨中伤，企图动摇我军民抗战精神”。除借皖南事变大造声势，祸乱民心外，日本所控制的报刊还恶意制造关于苏北新四军的消息，将新四军贬低为毫无战斗力的部队，如1941年7月《盛京时报》称日军在苏北击溃新四军：“海军江上炮艇队之一部，二十四日为启开江北地区串杨河岸东台、盐城间之水路而北上中，于刍狗堤西北方，发现有新四军之败走兵二百名，乃立使陆战队上与陆军部队协力对之，予以莫大损害，敌遗弃尸体二六具云”。这些日方消息的传布，让《学风》编辑部对新四军的印象更差、敌意更浓。

要而论之，基于自己固有的偏见，加上受不实新闻报道的刺激，具有爱国情怀的《学风》主创群体对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产生浓厚的敌意。而这种敌意，让他们忘却了实地调查的方式。《学风》编辑部人员没有去过苏北新四军驻地，反而根据道听途说的消息妖魔化苏北新四军。他们制造出的一篇篇抨击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文章，又在无形中给了他们中共和新四军就是他们想象中的样子的心理暗示。

纵览《学风》总计10期的文章，爱国情怀浓厚，但亦充满政治偏见。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学风》被迫停刊，此后再未复刊，主创群体在日后的名气较小，致使这本刊物几乎没人关注过。但从主创群体的坚韧性来看，这本刊物本可以取得更多的成就，只是历史并没有给他们机会。评述《学风》的创办历史，尤其是他们由始到终地抨击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立场，也带来了诸多值得深思之处，有两点极为重要。第一，需要更加全面地看待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宣传成效。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日报》社长人选更迭频繁，大部分学者判定此时期国民党的宣传和言论事业相当低落。此种观点总体上没错，但不能据此推论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毫无宣传建树。从《学风》的创办历史来看，该刊高度相信国民党的宣传，被其误导。不论新四军如何积极自证，不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努力向社会各界公布真相，《学风》从未改变自身的偏见。《学风》不是单独大学的学生刊物，而是与诸多上海报刊有合作的公开读本。可以推论，在当时与《学风》主创群体持相同政治态度的青年学生并不少，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肯定是有着一定的作用。第二，《学风》由于政治站位问题，没能全面真实地报道新闻，甚至乱带舆论节奏，给媒体界留下了技术层面的教训。媒体人虽然各有政治立场，但媒体需要做到真实报道，不能以自身价值观误导读者。本文所呈现的主要是《学风》负面的面向，但正如全文一直强调，《学风》是爱国刊物，是不受政党支配的独立刊物，对于它的正面价值，本文不会也不能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