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党领导下的新四军之所以在盐阜区能够成长、发展、壮大并取得骄人成果，其因皆在于它始终坚持人民性是党领导之军队的根本价值属性，人民性特质是党领导之军队的特有基本性质。到1942年底，盐阜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新四军将领大都率部坚持原地斗争。故新四军在盐阜区坚持其人民性特质的具体体现涵盖了：倡导团结坚持统战、基层建政民主参政、促进经济改善民生、兴办教育开启民智、发展武装全民抗战、繁荣文艺抗战宣传六个方面。
一，倡导团结坚持统战，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盐阜区坚持新四军的人民性特质。
“人民”作为一个特定内容的政治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代替国内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因此，“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范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是新四军在盐阜区日、伪、顽交错盘踞的夹缝中不断发展壮大、克敌制胜的生命线。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倡行团结坚持统战，是新四军始终坚持其人民性特质的重要体现。新四军领导人及广大指战员无不充分认识到倡行团结、坚持统战工作对坚持盐阜区抗战和对新四军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坚定不移地执行统一战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从而确保了盐阜区敌后各项抗战任务的完成。
一是团结地主士绅、社会名流共商大计，大力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为参与抗日出谋划策。既然抗日的地主士绅皆属“人民”范畴，自然成为新四军统战的对象。自1940年10月盐阜区所辖各县抗日根据地相继成立后，中央发出《关于对苏北名绅进行统战工作的指示》，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即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披肝沥胆，广交朋友，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他们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了团结地主士绅，落实盐阜区减租减息工作，刘少奇、陈毅派人用小木船、轿子、独轮车，把四里八乡主张抗日的开明地主士绅请到盐城来，亲自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征求他们对减租减息的意见。经过各方面的反复协商，决定实行“二五”减租、“四六”分收（佃农得六成，地主得四成），取消押租，借债月利不超过一分五厘，盐阜区各县抗日民主政府相继公布了减租减息法令。由于充分发扬民主，那些一开始对减租减息有抵触情绪的地主士绅也很快想通了。1941年8月刘少奇到阜宁后，亦即又特邀当地地主士绅到新四军军部驻地亲切交谈，再度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爱国一家思想，使地主士绅进一步认识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爱国主张。除了一般性拜访、举行座谈会外，还邀请他们来参加区、乡农救会成立大会，在政治上予以充分尊重。正确的政策导向使地主士绅转变了对新四军的态度，开始信任共产党，认识到新四军不会危害他们的生命财产，对共产党提出的民主也表示赞成。庞友兰、杨芷江是其中杰出代表。庞先后出任阜宁县副参议长、阜东县参议长，盐阜区首届参议会副参议长；日军占领东坎后，庞拒任伪职，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杨先后出任阜宁县参议会副参议长、盐阜区参议会行政委员会委员，向宋乃德提出修建海堤等建议并得采纳，日伪发动“扫荡”时，杨曾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新四军埋藏了一批重要军用物资和新四军三师师部的巨额经费，掩护了不便随军行动的盐阜区党政军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20多人。在根据地后来所遇到的最艰苦时期，不少地主士绅、民主人士都和当地军民一同参加反扫荡斗争、一起坚持抗日。所以陈毅军长曾经感叹道：“盐阜区的士绅全是爱国的。”
二是团结以农民为主的基础群众，开展剿匪、减租减息等工作赢得民众支持。农民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力量，盐阜区根据地建设首先要做的就是发动农民群众。要让他们支持新四军、拥护新四军，那么新四军首先要能够保护农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必须清除盐阜地区的匪患。1941年9月21日，新四军三师全歼淮涟匪首王士珍、孙礼涛等800余人土匪。1942年2月中旬，建阳县政府发布《为剿匪告全县同胞书》，要求各区乡充分发动群众联保，检举土匪、恶霸、汉奸，肃清匪患，巩固抗日根据地。为团结广大农民群众，盐阜区还普遍开始实行减租减息、减租增资、合理负担等措施，帮助农民改善生活。盐阜区党委在1941年11月21日发出关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继续进行减租减息工作，及时纠正地主私自隐瞒或地主与佃农共同隐瞒的假减租减息现象，进一步深入地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通过打击土匪、恶霸，成立农救会等群众团体，开展减租减息等系列活动，充分调动了农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
三是团结文化名人创建“湖海艺文社”，首开文化统战创举。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通过与当地士绅、社会名流一段时间交往， 陈毅等人认为可以成立一个诗文社团，通过诗文往来交友寄情，更好地团结上层知识分子和进步士绅，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就有了后来创建的“湖海艺文社”。艺文社成立之日，陈毅便赋长诗《湖海艺文社开征引》以贺。艺文社的创立和活动，得到了盐阜区文化名流士绅的热情响应，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通过文化这一纽带，把开明士绅、社会名流中都调动了起来，挥毫泼墨，吟诗填词，以文会友，增进团结，激发爱国热情，推动了颇有生气和特色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形成共产党人同苏北上层士绅名流和爱国文化人之间诗文往返的热烈局面。在1941年反“扫荡”前夕，为了扩大这种诗文交往，陈毅于7月4日写了《酬良父并同赋诸君七律四章》发表在《江淮日报》上，给当时许多开明绅士地主以教育和鼓舞，对动员盐阜区各界人士投入反“扫荡”斗争有着积极的影响。在陈毅倡导下《盐阜报》从1942年 8月1日开始，专门开辟了“弦歌脞录”专栏，这个专栏先后出过 3期，陆续发表了许多开明士绅与进步文化人士的和诗，文化统战成为盐阜区统战工作颇具特色的一大创举。
二，加强政权建设，通过在盐阜区实现“三三制”基层建政和民主参政，体现新四军之人民性特质。
加强盐阜区基层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实现基层建政民主参政，是体现新四军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之人民性特质的政治基础。盐阜区基层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使长期处于日伪顽匪压迫和蹂躏之下的盐阜区人民，第一次处于共产党政权的管辖和保护之下，在政治上呼吸到了民主的空气，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人民性特质得到充分体现。
一是通过实行“三三制”基层建政和参议会制度，在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体现人民性特质。“三三制”是抗战时期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在人员组成上采取的制度。根据三三制的规定，在政权机构和民意机关的人员名额分配上，共产党代表、工农群众、开明士绅各占三分之一。在盐阜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过程中，刘少奇、陈毅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决策，指导召开各县参议会，成立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在他们的积极倡导下，从1941年1月至1942年9月，盐阜区各县参议会陆续成立。 各县参议会的成立和筹备，为盐阜区参议会的召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0月18日至20日，盐阜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阜宁岔头村如期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有阜宁、阜东、建阳、涟东、射阳、盐东、滨海、淮安8县及其他单位，应为152人。其中盐城县因敌情紧张来往不便，宋泽夫、胡启东等参议员未能出席，实到会141人。 大会主席团主席庞友兰致开幕词，饶漱石代表中共中央华中局、陈毅代军长代表新四军作了重要讲话。大会选举黄克诚为区参议会参议长，宋泽夫、庞友兰为副参议长；曹荻秋为行署主任，贺希明、计雨亭为行署副主任。大会还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军政预算以及重要法规法令。通过“三三制”基层民主政权的建立和盐阜区及各县参议会的成立，团结了盐阜区党外进步人士、社会名流和民主士绅共同抗战，充分体现了抗战时期盐阜区基层民主政权建设的人民性特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在盐阜区敌后根据地得到初步实现。
二是通过调整区划、改造基层政权，在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体现人民性特质。盐阜区在上述建立“三三制”基层民主政权及成立区、县两级参政会过程中，还因应敌我形势变化，通过调整建制、改造基层政权，在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体现人民性特质。自1941年夏日伪大扫荡后，盐阜区的战争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日伪占据了阜宁以南的盐阜区主要交通线，分割了根据地，盐阜区基层民主建政工作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进行。根据中共华中局的指示，1941年9月1日盐阜区行政公署成立，将阜宁县划分为阜宁、阜东两县；以阜宁、灌云、涟东等县的部分地区，新设了涟灌阜边区，加上原淮安、涟东两县，盐阜区共辖7个县和一个边区。 1942年后新设射阳县，改设滨海县，并分别调整和新成立了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县级政权建立的基础上，又对区、乡行政区划作了调整。各县、区区划的调整，适应了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便利了抗日民主政府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指导工作，提高了政府工作的效能和办事效率，也便利了人民参与管理政府及各项抗日工作，对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起了促进作用。与此同时，着手对基层政权的改造。盐阜区的基层政权大都是在原旧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本上保留了原乡、保制及旧政权人员，具有临时的统一战线性质；但随着根据地的各项抗日建设事业的逐步推开及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实施，一些旧政人员与民主政府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在根据地相对稳定后，为了彻底实施民主政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盐阜区行政公署根据中共华中局的指示，迅速进行了根据地基层政权的改造工作。盐阜区行政公署在阜宁县第五、八区进行了划设小区，实行乡选的试点。其方法步骤是：由县政府派人到基层召开乡保长、士绅、青年知识分子、农救干部的座谈会，产生民主选举筹备委员会，召开民众动员大会，并以标语、演戏等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动员群众，编好公民小组，各组选推代表。进而举行预选区、乡行政委员会委员的大会，再召开新区、新乡公所成立大会，真正建立起体现民意的基层政权。
三是在人民群众中发现培养区乡干部，以体现基层政权建设的人民性特质。为适应基层政权工作建设的需要，克服农村及基层政权工作干部相对不足的矛盾，盐阜区行政公署先后开办了淮涟干部学校、盐阜区行政学院，招收农村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入学，先后培养了近千名区、乡级行政干部。同时还以阜宁县的6个乡划设了盐阜区行政公署直属区，作为盐阜区行政学院学员实习和开展工作的场所，锻炼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之后，选择素质较好的学员充实全区各地基层政权，推动基层政权的进一步改造。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盐阜区从上到下逐步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人民政权，社会政治逐步民主化。据统计，1942年初全区共有55个区，608个乡，民主力量控制的区政权已达49个区，乡政权达393个。通过区划的调整，全区新设立了100多个新区，近1000个新乡，这样就更便利了人民参加政权工作，管理政府。同时，区乡干部队伍的阶级成份也发生较大变化。通过乡选，地主、富农所占的比例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而贫农、中农所占的份额则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各级乡、村级干部绝大部分也为贫雇农成份。由此，盐阜区敌后根据地农村基层政权基本改变了原有面貌，大大削弱了地方封建势力，劳动人民开始真正当家作主，这对贯彻实施党的各项抗日方针政策，推进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巩固抗日根据地都具有重要意义，充分体现了基层民主政权的人民性特质。
四是引导建立各种民间抗日团体，确定以农民运动为中心体现基层政权建设的人民性特质。盐阜区在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确定以农民运动为中心，一批优秀的农民群众充实到党内来。仅盐城县到1941年6月，就发展党员5000名以上，还形成了较大声势的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半年时间，农救会就达到16万人。通过全面开展全县的农民运动，而且抓紧了农民运动这个中心工作去开展了其他群众运动——工人、妇女、学生、青年、儿童的运动。妇救、工救纷纷成立，形成了群众运动的高潮，使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投入到抗日的队伍中来。民众组织的广泛建立，使根据地的民众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有力地支持了新四军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通过农救会，组织起农民自卫团和农民自卫队。工救会也发动了工人自卫队的组织。经过严峻的环境考验，自卫武装的素质得到提高，在对敌斗争和保护群众利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着反攻形势，盐阜区进一步深入开展发动群众工作。据1944年10月不完全统计，全区调整、充实和健全的农救会组织246个，新发展会员25500人，工救会253个，其中妇救会员就达15万人。盐阜区建立了区、乡农抗会，成立了中学生联合救国会等。至1944年底，盐阜区儿童团员发展到18万人。1945年5月，盐阜区召开第一届儿童代表大会，成立了盐阜区儿童团总团部。这一时期的群众团体在数量上有了新飞跃，质量进一步提高，组织群众的面更加扩大了。这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配合对敌反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着眼改善民生，采取多种措施促进经济发展，通过“以抒民困”体现新四军的人民性特质。
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成立之初，上万人的部队，装备极差，弹药补给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到部队的扩大和敌后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中共中央号召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以克服日寇封锁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苏北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3年9月，华中局发出了《关于生产运动的指示》，新四军和盐阜人民在同日、伪、顽进行频繁战斗的同时，自力更生，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善生活条件，促进经济改善民生，在盐阜区采取多种措施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改善民生以体现新四军的人民性特质。
一是新四军积极开展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为了粉碎日伪对盐阜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和多次清剿，据1944年的统计，新四军军部直属队和三师均实现了蔬菜年自给八个月、油盐肉食年自给四个月的目标。 在日用品的生产方面，l943年，3师在益林创办了东海烟厂，生产“金狮”、“鹰球”等近10个牌子的香烟，其中“金狮牌”香烟价廉物美，在根据地内享有盛誉。3师师部和各旅都办起了油米厂，师部在益林还创办了民生肥皂厂，所生产的肥皂，也就是多年后为江淮一带群众所喜用的“大运河”肥皂。在此期间，东沟、公兴庄、单家港等地还兴办起了油坊，这些油坊，由盐阜行署财经处拨给黄豆，榨油供应机关、部队。豆饼运到敌占区换回药品、纱布及白洋布等紧缺物品。
二是大力开垦荒地和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苏北区党委和抗日民主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大力开展垦荒扩种。盐阜行署颁布了《垦荒条例》，各区还成立了垦荒局，制定了垦荒计划，确定了垦荒贷款数额和办法，调动了群众开垦荒地的积极性，扩大了耕地面积，使许多荒野变成了粮仓。仅阜东（滨海）一县就开垦荒田废田52万多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27.5%。在兴修水利方面，盐阜区从1943年冬至1944年春共挖8条河流，有10万亩地变成良田，受益土地145000余亩，每年可增产粮食5000万斤。修建宋公堤是新四军在盐阜区兴修水利事业的浓墨重彩之笔。民主政府承诺，修堤费用不用民众负担，发行公债，盐税作抵。1941年5月拉开了规模空前治海工程的帷幕，于7月5日竣工。盐阜区各界人民欢呼民主政府的执政能力，讴歌民主政府为民谋利的功德。大堤竣工后两天，海潮汹涌扑来，新海堤巍然屹立，经受住考验。盐阜人民为铭记抗日民主政府的盛德，公议定堤名为“宋公堤”。
三是冲破封锁发展纺织业，发动民众大搞副业生产。为冲破经济封锁，1941年底，盐阜行署提出发展生产的指示，要求“家家纺纱、户户织布”，并制订了奖励纺织的具体办法。盐阜及两台地区纺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八滩地处盐城市阜宁县东北角，距东坎（现滨海县城）不远，盛产海货、海盐与棉花。抗日战争时期，为对付日寇扫荡，新四军的兵工厂、被服厂和后方医院均转移至此，是整个华中抗日战场的大后方。1945年9月，新四军苏中部队一举解放了大中集和新丰镇，接管了淮南纺织工业社的逆产，将其改名为淮南纱厂，成为苏中新四军的纺织军工厂。1946年春，淮南纱厂接受苏中部队的军需任务，专门纺织制作军服的细布和药用纱布等。厂内新添布机14台，每月为苏中部队提供纱织毛巾30件和细布1000匹。同时，为了解决驻军和地方群众吃油问题，盐阜区根据地相继开办起土榨油坊，全盛时仅高作境内油坊就多达50多家，其中路墩、赵墩两个村即有30家。为了保证榨油原料跟上，民主政府又帮助联系一批进步商人，组织了30多条运输船，从东沟、益林、风谷、八滩、东坎等地购运，甚至远道运来安徽蚌埠一带的黄豆。豆饼大部分运销苏南，换回药品、纱布及办公文具、纸张等紧缺物品。机器碾米业、酿酒业也兴旺发达，民主政权在高作南乡办起了军粮加工厂，除碓磨全用上外，又从敌区搞来3台轧米机，专门加工军粮；既做了拥军工作，又增加了收入。同时兴办了恒龙、鼎和、益如3家糟坊，日夜淌酒，供敌后几个集镇销售，亦可从敌占区换回紧缺物资。1945年10月，新四军三师北上，高作人民用自己生产的地方酒为子弟兵饯行。在发展自给型工业的同时，又大力发展集市贸易。在一些集镇开放贸易市场，附近集镇为防敌伪扫荡，都把店内商品搬到船上，在敌后高作一带流动，人们称这种既藏货又卖货的船为“水栈船”，因高作境内比较安定，所以“水栈船”特别多，每逢集期，常常聚集数百条。此外，还发动群众大搞副业生产，如打关（蒲）席、织草包（袋）等传统手工艺，在大生产运动中，他们充分发挥了这一特长，既为驻军解决了地铺垫席，又为筑堤打坝提供了装泥的草包，同时也增加了自己收入，改善生活。
四是设置金融、盐税机构，掌握经济命脉以利民生。新四军不仅在敌后与日伪军浴血奋战，还创办了江淮银行和盐阜银行，发行货币、繁荣经济，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货币战、经济战。1941年4月，新四军财经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在盐城成立“江淮银行”。1941年下半年，日伪军“扫荡”侵袭不断，新四军决定撤销江淮银行总行，将原江淮银行的资产及业务骨干再拆分到各个根据地，分别组建盐阜银行、淮北银行、浙东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1942年春，在取得反“扫荡”胜利后，为启动经济，新四军三师和盐阜行署决定建立“盐阜银行”、盐阜印钞厂。后来在存续的三年多时间里，盐阜银行总计发行的盐阜币共有9种面额、26个版面、31个票面，共发行总额6700多万元。抗战胜利结束后，华中抗日根据地即连成一片，华中银行随之诞生，盐阜银行并入华中银行，盐阜币光荣完成了活跃经济、稳定市场、抑制通胀的革命任务，退出历史舞台。在盐阜区根据地，进出口货物税是新四军部队、机关经费来源，唯一的税收。当时盐阜区出口的土特产有皮花、食盐、海鱼、帮猪、豆饼、食油、禽蛋、金针菜等；粮食是严禁出口的。进口货物有各种布匹、棉纱、煤油、蜡烛、火柴、纸张、医药、军工用品等。食盐是群众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当时畅销皖、豫、鄂、赣、湘等省，是战略物资。在1942年以前，新兴、伍佑两场公署还派员助征盐税，后由货物管理局征收。1944年建立淮北盐务管理局，专管生产、运销、专卖等工作。盐税是新四军重要税收来源，中共盐阜地委投资新建了恒源公司、新四军三师新建大升公司、阜宁县优抗会投资新建新生公司，到1945年5月，在盐阜区公营、私营的大小盐业公司已达43个，总计铺设盐滩340个，后合并为220个。为了区别于抗战前的淮北盐场老滩，取名新滩盐场。到抗战胜利时，新滩盐场已成为盐阜区抗日根据地大粒盐的主要产地。5年间，累计产盐750万担，不仅满足了抗日根据地食盐的军需民用，还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援，有效粉碎了日伪对根据地的封锁。
四，普及民众教育，兴办中小学校促进地方教育事业，在开启民智中体现新四军的人民性特质。
普及民众教育事业是民生大事，新四军在盐城除了创办了抗大五分校、鲁艺华中分院等，培训了大批党政军各部门和各条战线的干部外，还在盐阜区普及民众教育，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也迅速发展。
一是普及民众教育，开启民主意识。盐阜区历史上是教育比较薄弱的贫穷落后地区，新四军开辟抗日根据地后，最突出的问题是民众的思想认识与当时紧迫的抗战形势不相适应，普及民众教育迫在眉睫。对此，刘少奇提出，当务之急是要在群众中进行民族教育以提高民族气节及抗日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使他们能够关心政治问题，自觉地参与根据地各项民主建设。1941年5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在《关于组织根据地内人民大多数的决定》，全区从党政机关、部队抽调知识青年和文化干部，组成民运工作队，举办农民俱乐部、识字班等，宣讲抗日道理；动员民间文化人，编“顺口溜”，以街头诗、墙头诗等形式普及文化，宣传抗日，宣扬新四军英勇杀敌的事迹，普及大众教育，重在兴学启民智。夏学和冬学，是开展群众教育最有效方法。另外，通过民校、乡村小学、识字班、俱乐部、演讲、讲座等，或在村口桥头、要道旁设立识字牌，在墙壁、树上写标语、诗歌及课文等，不拘一格地进行群众教育。为适应战争环境，群众教育还将学员按民兵编制编成组的方式，以便随时移动，机动上课。除识字、学基本文化知识、普及社科常识外，还包括教育群众学习军事常识，如对旧武器的使用，如掌握土枪、土炮、刀矛的效用等。群众教育的丰富内涵与崭新形式，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学习热情，为夺取抗战胜利筑牢了思想根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是兴办教育事业，大力发展中小学校。1941年1月，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在刘少奇、陈毅的关怀下，即复办了“盐城县县立中学”。1941年和1942年，盐阜区行政公署先后在阜宁县境内创办了盐阜区联立中学、盐阜师范、盐阜职业中学等中等学校，其中尤以盐阜联中在苏北地区影响较大。1941年秋，刘少奇在陈集乡公所召见刘彬、宋乃德等人，对他们说，这个地区知识分子很多，为了避免这些人流到敌伪地区去，应该开办学校，这样既能团结他们，又能培养人才，希望先办一所联立中学。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盐阜区党委与盐阜行署立即着手筹办盐阜区第一联立中学（今盐城中学前身），暂由宋乃德兼任校长，规定该校以“抗战建国”为宗旨。1944年7月16日，在盐阜区召开的第二次文教会议上，统计出当时盐阜区有小学1186所，中学13所，这些学校主要是培养为新民主政治服务的干部和适应新民主政治的新公民，以培养民族精神、民主思想、集体意识和劳动观念。
五、坚持全民抗战，开展大规模的参军运动掀起拥军热潮，以军民鱼水情深体现新四军的人民性特质。
一是坚持全民抗战，大力发展地方武装。抗日根据地开辟后，新四军、八路军各部曾抽调一部分武装，充实各县，维护地方治安，开展剿匪反顽斗争。1941年9月13日，盐阜军区在阜宁县陈集成立，洪学智任司令员，杨光池任政治部主任。为大力发展盐阜地方武装，中共华中局提出“主力部队地方化”“地方部队主力化”的方针。根据华中局指示，新四军第三师先后以4个主力团地方化，编入地方武装，增强了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在盐阜区党政军领导机构的统一部署下，阜宁大队、东台县独立团、盐城县武装抗日总队等各县区队武装陆续建立。至1941年底，盐阜区已拥有地方武装人员6320名，步马枪4323支，驳壳枪187支。随着1942年春全区群众运动的再发动，盐城的人民自卫武装也迅速发展起来，如脱产的农民自卫队、工人自卫队等。据1941年统计，盐阜全区已有群众自卫武装10万人。1942年，盐阜军区组织千余人集训和大型阅兵，有效提高地方武装军事素质和战斗力。至年底，各县区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地方武装已达5000余人。在配合全面大反攻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民兵英勇抗敌的战例。如1944年7月23日的东陈庄战斗中，滨海三区动员4000名民兵击溃徐继泰千余人的四路围攻。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保卫抗日根据地、开展地方抗日游击战争的一支生力军，有力配合了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军事斗争，促进了全区人民抗日自卫武装的发展。
二是开展大规模的参军运动，掀起拥军热潮。新四军在盐阜区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盐阜人民真切感受到新四军不仅英勇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而且是真诚地为老百姓谋福利；其纪律严明、英勇抗日及其爱民之举，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和拥军热潮，有力地充实了主力部队的兵源，为夺取全面反攻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是当时流传甚广的歌谣。“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这是盐阜区人民当年爱党拥军的真实写照。从1940年10月到1945年10月，仅在阜宁东北地区和后来的阜东县，青年参军就有9475人，其中参加主力部队的3199人，参加县武装的2620人，参加区队的3656人。为了粉碎日伪的军事进攻，迎接对敌大反攻，1944年初，盐阜地委决定在全区掀起春季参军运动。党政军民全力动员，全区区乡干部、共产党员带头响应；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踊跃参军；中小学师生和妇女组织慰问队、宣传队，走街串巷，宣传参军，发动捐款、捐物慰劳新兵；各县文工团自编自演参军节目。全区参军气氛异常热烈，涌现出父送子、妻送夫、父子双双齐参军的动人场面。至1944年1月底，全区报名应征者即达7350人，经筛选，5873人入伍。在参军运动中，阜东县八巨乡动员全区第一批参军先锋队，阜东县为此举行声势浩大的骑马、戴花的欢迎仪式。阜东参军运动很快遍及盐阜各乡村，形成全区参军运动的新高潮。两台地区也掀起了颇具声势的青年参军高潮。1944年底，为做好战略反攻，扩充主力，东台县继1943年底之后再次掀起参军高潮，全县共动员3555名青年入伍。在台北县，1944年先后开展三次参军运动。全县共有1576人入伍，盐阜地委专门登报表扬了19位参军模范。参军运动也感染并得到了全区开明地主士绅的积极支持，他们纷纷捐钱捐物、献田献粮。其中，台北县西渣区19名士绅为支持参军运动，主动献田697亩，献款3万元。1945年春，盐阜区又有2000余人参加了新四军。盐阜区军民鱼水情深，在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中，盐阜区群众和进步士绅与新四军密切合作，在保护抗日资财，掩护抗日干部和新四军伤病员方面有很多感人的事迹。
六、扩大抗战宣传，营造全民抗战文艺氛围，以培育大众文艺来体现新四军的人民性特质。
一是设立“文化村”，为盐阜区繁荣抗日文艺加强抗战宣传提供了有力人力支持。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以及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不得不离开重庆等地前往香港与上海。陈毅得知情况后，亲自给他们写信并派人专程前往联络。在陈毅的召集下，盐阜大地上一时各方名流云集，为盐阜区繁荣抗日文艺加强抗战宣传提供了有力人力支持。如邹韬奋、戈杨、薛暮桥、范长江、阿英、贺绿汀、骆耕漠、冯定等。陈毅经常与他们谈心，参加他们举办的活动。为充分发挥文化抗战的作用，陈毅亲自考察，选定邻近盐城新四军军部所在陈集乡的卖饭曹村，作为这些文化精英的活动点，这就是后来被传为文坛佳话的“新四军文化村”。知识分子有了更多发光发热的地方，他们的革命激情喷薄而出，新四军的思想文化工作空前活跃。
二是组织抗日文化宣传，营造全民抗日氛围。在整个抗抗战期间，新四军不仅在敌后战场上积极抗日，牵制粉碎日军兵力，还积极活跃在文化战线上，一直坚持通过文化宣传，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不义战争必败，胜利属于中国人民的。通过文化宣传，营造全民抗日氛围。在盐阜地区先后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苏北文化工作者协会，为了团结盐阜各阶层文化人士参加抗日，促进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繁荣根据地抗战文艺起了积极作用。陈毅于1941年4月在苏北文协代表大会上作《为广泛开展苏北新文化事业而奋斗》寄语：“依靠群众深入群众，成为一个大众的文学艺术家”。在刘少奇、陈毅的直接领导下，华中局和新四军在苏北还创办了《江淮日报》、《江淮文化》、《真理》、《盐阜报》（《盐阜大众》）等报刊，通过报刊先后发表了《盐城农救会工作经验》、《用实际行动来保卫盐城》等文章，加强抗日宣传，团结各阶层人民，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
三是坚持文艺大众化方向，培育大众文艺。华中局和新四军在苏北根据地积极广泛开展以抗战为主题的民族民主的文化运动，广大群众特别是劳苦大众接受了新的文化思想，觉悟普遍提高，形成了军民一心、团结抗日的社会政治局面。1941年春，在刘少奇的亲自领导下，盐城召开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农民代表大会。青年戏剧家许晴配合盛会写了一个十几场的大型活报剧，描绘根据地人民抗日拥军、减租减息，当家做主、扬眉吐气的精神面貌。农民观众从舞台上看到自己翻身解放的生动形象以及群众演员参与其中，无不欢欣鼓舞。大众文艺面向农村、贴近生活，唤醒民众，宣传抗日，成为巩固抗日根据地、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而戏剧则成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开路先锋。吕振羽、范长江、邹韬奋、贺绿汀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先后汇聚盐城后，贺绿汀音乐作品《1942年前奏曲》、丘东平小说《茅山下》、阿英剧本《李闯王》等大量抗战文艺作品，都是在盐城根据地时期进行创作的。抗战时期，盐阜区还专门成立了群众歌咏协会。盐阜区的音乐工作者除了组织军民高唱全国广为流传的抗战歌曲外，还以苏北军民抗战为素材，创作出不少抗战新歌曲，如《新四军万岁》、《苏北进行曲》、《保卫夏收》、《缴公粮》、《军民团结一条心》、《中华民族好儿女》、《当兵把仇报》、《民兵歌》、《打胜仗》等，在根据地广为传唱，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为推动音乐创作，传播抗日的新歌曲，在盐阜区所办的各类报刊杂志都注意刊载歌曲，另外还出版了《新音乐》、《先锋歌集》、《每日新歌》、《每周新歌》等音乐刊物。激昂的抗战歌声，鼓舞着民众抗日斗志，抒发着战斗豪情，对宣传党的政策、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激励广大军民的抗日士气起了很大作用。通过一系列的文化宣传教育，使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和地主士绅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是维护群众利益的人民队伍，激发起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投身革命、奉献革命的热情，培养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和革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