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开创、领导的一种特殊的金融形态。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时期，新四军在盐阜以及后来遍及华中的红色金融，创造了非凡的金融实践，积淀了丰富的金融思想，形成了灿烂的金融文化。
抗战期间，坚持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一边击敌御侮，一边创建金融机构，在为党理财、为革命聚财，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根据地经济和改善民众生活、服务革命战争，为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
盐城是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一度时期成为华中抗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新四军红色金融在盐阜区的创建历程，是新四军红色金融事业在华中地区壮大的关键阶段。他的探索建立与发展，为挫败日军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的野心，为新中国的金融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实践和人才基础，成为新时代金融事业发展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本文试从江淮银行、盐阜银行、华中银行在盐阜地区的成立复建，阐述其在战争年代凸显出的重要地位与历史的贡献。
一、“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挺进中原，东进南下，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新四军红色金融孕育期诞生。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确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中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重要地域，关系整个抗战前途，认为华中是我军的重要生命线。为贯彻这一战略方针，1938年11月23日，刘少奇以中原局书记的身份从延安出发，于次年11月28日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建立中原局机关，履职中原局书记，主政华中。1939年3月18日，刘少奇奉命从竹沟返回延安参加中央会议后，于9月15日再赴中原时，为安全起见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徐海东中校副官的名义，辗转重回竹沟。同年12月初，刘少奇从竹沟南下抵达安徽皖东定远县藕塘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后，在滁县定远县交界处的瓦屋薛村，主持召开中原局会议，确定了新四军“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方针。1940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复电刘少奇，同意关于全力发展苏北的意见。1940年3月，刘少奇在安徽定远县主持成立了定远县抗日民主政权后，“促使滁县、凤阳、全椒、合肥等15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陆续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针对日、伪、顽在华中各地占领区，实施严密的物资统治和物资禁运政策，用他们发行伪币到根据地套购物资，肆意攫取根据地极为有限的资源，造成根据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困难，刘少奇在同新四军财经部副部长李人俊谈话时，一边表达了要建立自己的银行与敌展开经济斗争的主导意见，一边征求李人俊将来要创办银行叫什么名字的意见时，李人俊说:我们立足淮南，背向淮北，就叫两淮银行。刘少奇稍作思忖后说：“两淮银行面太窄，不够气派。新四军要大力发展，将来要面向大江南北，跨过淮河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就把银行叫做江淮银行。”这一设想成为刘少奇在华中创办新四军红色金融初心的萌芽，也可称之为新四军红色金融的孕育期。
二、皖南事变，临危受命。刘少奇、陈毅重组军部于盐城，为保障军需民用，发展地方经济开办新四军银行，新四军红色金融的开创期拉开帷幕。
1940年10月3日，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从皖东北到达苏北阜宁，与先期到达的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黄克诚汇合后，共同前往苏中的海安，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部会师，成立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11月23日，以陈毅为代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的“华指”机关迁驻盐城文庙。
1941年1月，被周恩来同志称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已在盐城的刘少奇、陈毅力挽狂澜，将新四军军部重建在盐城。至此，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下，坚持在华中地区与敌作战，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他的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决心和胆略。这时起，新四军从盐城崛起，盐城因新四军而备受全国瞩目。
皖南事变后的盐城，是江苏抗日根据地乃至整个华中抗战的指挥中心。新四军的红色金融，涵盖当年包括江苏在内的湖北、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8个战略区域。其时，日伪军对坚持华中抗战的新四军在实行疯狂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加紧了金融掠夺统治。为粉碎敌伪在苏北以及整个江苏地区的经济封锁，刘少奇、陈毅决定，在盐城创办新四军的第一个红色金融机构“江淮银行”，书写新四军红色金融辉煌的创始篇章。
1941年4月4日，隶属新四军军部财经部领导、由刘少奇亲自命名题写的“江淮银行”在盐城成立。朱毅任行长，李人俊、骆耕漠任副行长，并印制由刘少奇用英文“胡服”签名的江淮银行币。江淮银行开业后的宗旨，一是办理农业贷款，用于购买农具、耕牛、小型农具、凿井灌溉；二是向个体商业户发放小额贷款；三是商业贷款，鼓励商人到敌占区域城市采购生产生活物资，活跃根据地市场，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必须品；四是发放部分军需品贷款。
江淮银行职员由三个方面人员组成，军部调派的财经干部，上海地下党送来熟悉业务的人员，选调部分抗大五分校女生队员。从2019年以来的十多年中，我们通过调查走访，先后结识了当年江淮银行金库主任、建国后离休于江苏省文化厅的陈克秋，军部财经部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兼江淮银行人事股长吴志坚和其丈夫李果的儿子李亚翔，江淮银行财经干部训练班教员、江淮银行行长朱毅夫人陶涛，从抗大五分校选拔到江淮银行任出纳、稽核工作的臧文与其子邓尚文。麦洁红女儿杨君娇等新四军红色金融前辈及其后人。2001年3月。陈克秋、麦洁红、臧文、朱竹雯等一批老金融工作者结伴前往盐城、射阳、大丰、东台、海安、靖江等地，踏访他们当年江淮银行与江淮印钞厂的荣光之路。在盐城小马沟（今盐都县潘黄镇朱庄村六组）寻找确认了新四军财经部和江淮银行驻地旧址。半个多世纪过去，旧址房屋早已倒塌拆除无从辨认，可他们当年在此生活期间，相认的几位村民重逢时的情意依然如故，历历在目。在盐城访问期间，他们找到了位于今老市区剧场路十五号大院的江淮银行旧址，回顾了这所三进两厢的大宅院，筑有考究的防火墙式的雕花隔门，宽大的营业大厅内设有漂亮的柜台，前后厅院都有坐北朝南的并列开间，供会议、住宿、饭厅之用的生活工作情景。然而，十分惋惜的是这个具有深厚红色底蕴的江淮银行的遗址，在旧城改造当中被夷为平地而不可再生。
1941年7月，日伪军1.7万余人合击盐城。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中共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机关及抗大五分校、华中党校、鲁艺学院华中分院撤出盐城移驻阜宁县境，江淮银行全体人员兵分两路，一路向南进入新四军第一师区域，原江淮银行行长朱毅、副行长李人俊在苏中建立财经处和银行，继续沿用江淮银行的名称；一路向北，由骆耕漠率领进入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防区，成为后来盐阜银行及印钞厂的核心班底。1941年9月，仅成立五个月的江淮银行虽然被迫停办，但随着根据地对敌经济斗争的开展，新四军的红色金融的种子，在华中各地开花结果，成为党领导下红色政权经济的生命线。
三、烽火硝烟，战事频繁。经济斗争作为革命战争年代一种特殊而不可或缺的武器，新四军在苏北创办的金融堡垒，盐阜银行成为红色金融发展期的典型之一。
1941年9月，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在残酷的“扫荡”与反“扫荡”形势下，新四军军部决定，以新四军各师区域为战略单位，成立自己的银行。为此，中共苏北区党委成立了财经委员会。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任书记，骆耕漠任副书记，后宋乃德调任第一副书记。1942年4月10日，盐阜银行在阜宁县陈集岔头村成立，在黄克成同志领导下，以“就地取材、以土代洋、防止造假”的总方针，筹印盐阜区“抗币”。盐阜银行董事长曹荻秋兼任，骆耕漠任副行长，财经处会计科长徐理程。日常工作由江溶、唐翠英、成鞘伯等同志经管。盐阜银行的主要职能和作用，传承江淮银行的宗旨。1942年4月11日，盐阜银行刊登《本区金融的福音》盐阜银行正式成立的消息。同日在盐阜报第4版的《访问盐阜金融战线的司令台》的报道中称，“本行是一真正的农民银行，也要盖高楼大厦，不过不在市镇上，而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的心坎上。这高楼大厦任凭日本军阀如何来轰炸，也损坏不了他的一砖一石。”以此，新四军在苏北创办盐阜银行的初衷可见一斑。
1942年4月6日，盐阜银行正式营业。当日的《盐阜报》称：为根据各方面需要，特筹设盐阜银行，并授权该行印发1元、5角、2角、1角钞票4种。以资救济目前金融流通。先印就1元、5角两种。此项票券完粮纳税一律通用。同日的报道中还称，盐阜银行之一元券用灰色图纸印刷，两面蓝色。正面有红色印章，背面有红色号码。五角券用白色洋纸印刷，两面红色。正面有黑色印章，反面有青莲色号码。1942年12月2日，盐阜银行在益林、东坎、羊寨、陈集等地设立办事处、代理处，主要业务收兑盐阜币。
盐阜银行成立后，印发货币的纸张、钞版、图案设计、技术人员的配备等方面的难题，在中共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盐阜行署主任宋乃宋乃德及银行行长骆耕漠的关心下，克服一切障碍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桑树根皮造土纸
印刷人货币要印钞纸。可纸张都得从上海等敌战区购买，加上沿途敌人的盘查封锁，纸张购买十分困难。经层层筛选盐阜行署主任宋乃德与行长骆耕漠，选调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化工专业的周宣成担任造纸厂的厂长。周宣成上海崇明县人，1941年随其夫人徐德到达盐城后，周宣成进入盐阜联立中学任理化教员。徐德分配到新四军第三师卫生部门，经笔者通过曾任阜宁县长宋乃德之子宋齐生交谈询问，得知周宣成调入印钞厂后，将在盐阜联立中学学习理化知识的阜宁本土学生王文哲动员进入印钞厂，与其一起从事桑树根皮造纸的化验工作，经过多次碱与桑树根皮的配比试验，终获成功。印钞厂的同志赞扬说，“敌人封锁我们造，困难面前吓不倒，桑树根有贡献，羊寨纸厂有功劳”。由于桑树根皮造出的纸印的钞票具有防伪造假功能，在苏北根据地具有很高的公信度。群众风趣的说：“土抗币威力大，敌人无法冒充它”。在和宋齐生的聊天中得知，当年参加用桑树根皮造纸化验工作的王文哲，现年已经93岁，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在国家轻工部副部长岗位上离休。
木刻替代印钞板
1942年春，盐阜区抗日根据地开始建立盐阜银行时需要发行货币。但苦于无制版条件盐阜银行行长骆耕漠委托徐理程到盐阜报社找到木刻艺术工作者沈柔坚，用木刻制作钞票图案。据沈柔坚撰文回忆，他接到任务后，只会刻画，不会刻字，结果把1942年的“9”刻反成了“6”。是否要重刻？骆耕漠说：“不要重刻，这样更假不了。”于是，这张刻反了的9字正式印制发行。之后，盐阜银行又要发行本票。沈柔坚又设计了木版画《野间》交给了银行。陈毅同志看到后，觉得题目不确切，在画页底下写上了这样几句话：“题词意义不明，以改为《田野》为好，如何？陈毅”。（沈柔坚文《盐阜银行》147页）过后，这张木刻稿就以《田野》为名，印制了1942年版的盐阜币100元和200元券。可惜我们在收集这种券币时，始终未见其影。在印制盐阜币时，曾任江淮日报美术编辑的著名诗人芦芒也受邀为盐阜币设计木刻设计图稿。《阜宁芦蒲抗日阵亡纪念塔》《工农商学兵》《耕牛图》等印钞版印成的伍角、壹角券。在流通区域有着极高公信度。几十年之后，黄克诚曾撰文称“盐阜币是全国根据地货币中币值最高的”（骆耕漠为《盐阜银行》写的前言）也因为如此，盐阜币被当地群众誉称为“小牛票”。
反假斗争
任何一个时期，在经济领域始终存在着对货币的造假与反假斗争。新四军在盐阜币货币的反假斗争，成为军事、政治斗争的重要形式之一。抗战时期盐阜的货币反假斗争同样极为激烈。从1942年6月至1944年11月，盐阜报曾报道四起制造假币案件，所涉造假者滨海的金富泉，阜宁的张一敏、张志宽，涟东县的贺日中，沭阳县的陈忠一等，都受到了被枪决的惩罚。也因为反假斗争的深入进行与严肃执行，盐阜抗日根据地不但沉重打击了伪币和法币势力，还稳定了根据地的金融秩序，推动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保障了根据地的军需民用。
盐阜银行的终结期
1945年7月底，华中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中共华东局指示各根据地银行，统一改成由华中工委与苏皖边区政府领导下的华中银行。1945年9月1日，盐阜银行正式更名为华中银行苏北地方银行，历时三年半的盐阜银行退出历史舞台。盐阜银行存续期间，共印钞9种面值26个版面，改印“盐阜银行”币耕牛图伍角一种，从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共发行31个票面的盐阜币，发行总额为6700多万元。
四、8年抗战，胜利在望。随着华中解放区的逐渐形成，按原华中各战略区建立的金融货币体制，已不能适应革命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华中银行在抗战与解放战争交替时呼之欲出。
1945年4月1日。中共华中财经委在盱眙县新铺成立华中建设大学，重点培养财经干部，为抗战胜利后加强华中地区经济建设做准备。1945年8月1日，华中财经委在张公铺召开的会议上，宣布了以陈穆为行长，徐雪寒、龚意农为副行长的《 华中银行成立通告》和《华中银行发行华中币的通知》。1945年9月，华中银行总行从盱眙新铺迁至淮阴。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向全国各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华中金融货币工作转入战争体制。华中银行总行及印钞厂随华中党政机关撤往山东，各分支行人员转移到农村敌后坚持斗争。1946年9月9日，淮阴失守，苏皖边区政府撤到阜宁农村，华中银行在淮阴的人员和行长陈穆等也先后撤到益林，一边频繁转移，一边坚持货币的印制发行。为购买军民必需物资，为中共中央拨付国统区工作费用，均需经常转移大宗款项，用出口货物换取外汇外，只有秘密运送法币或黄金，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建立地下通汇线。不久，华中银行先后在高邮、淮阴、南京、上海、镇江、扬州建立的地下通汇线。其中刘晓、徐雪寒、邓克生等，均是上海、南京地下通汇线秘密的主要负责人。1947年9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在成立中共华中工委的同时，从北撤去山东的原银行印钞人员中抽调一部分人返回华中，参加复建华中银行和印钞厂的工作。11月，中共华中工委在射阳耦耕堂宣布成立，华中银行同期在射阳合德镇的桥南街复建。行长、副行长分别是龚意农、邓克生。华中银行复建后，从1948年12月起，历经数次迁移，最后于1949年3月，从淮阴移驻泰州范家花园，印钞厂移驻泰州光孝寺。
1949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财经经济工作中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各地方银行应有步骤的走向统一，各地方银行均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行”。为此，中共华中工委、华中行政办事处决定，华中银行总行兼为中国人民银行苏北分行。5月7日，华中银行第5分行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盐城专区中心支行。1949年12月6日，华中银行总行发布关于停止华中币流通的通告，华中银行的历史到此结束。
五、服务战争，造福民生。新四军在盐阜区的红色金融，从创建到终结，贯穿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两个历史时期。它的重要地位与重大贡献，在盐阜区的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回望新四军在盐阜地区的红色金融占江苏地区的50%，占整个华中地区的1/4。尤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红色金融所产生发挥的经济作用，远远超过了枪炮子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匡扶民生 为民造福
1941年4月，在盐城成立的江淮银行，既是为服务大众的金融机构，更是一个经济抗战的战斗形式。由于银行的服务宗旨首先服务于农业贷款，因此银行的开业引起了盐阜各地民主政府的关注。当时阜宁县抗日民族政府的一位同志向副行长骆耕漠反映，农民处于青黄不接时期，连购买稻种的钱都拿不出，各个农救会也到政府告急，骆耕漠听说此事后向行长龚意农汇报，由于投入的六万元资金已经全部投放市场，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这个宗旨，朱毅又立即向新四军军部汇报。赖传珠参谋长明确指出，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新四军再困难也不能让老百姓饿肚子。此事被刘少奇、陈毅知道后，新四军军部立即决定，从紧缺的军费中增拨3万元，作为江淮银行的资本金，连夜赶至阜宁发放到各基层农救会。广大农民领到贷款后。欢天喜地，奔走相告，连称江淮银行是老百姓的救星银行。
修筑海堤
1940年10月，阜宁县抗日民族政府成立后，就将修筑海堤列为民生工程，然而工程费用接近百万，钱从何来？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指出，海堤修筑应多从政治影响上去考虑，经济费用问题次之。黄克诚动情的说，海堤是件大事，再困难也要修筑。这不仅仅是修一条海堤，而是筑起共产党军队、新政权同广大人民群众坚不可摧的桥梁。为此，新四军决定以盐税为抵押，向社会发行公债，解决修筑海堤的资金难题。
1941年7月5日，历经种种艰难险阻后，全长45公里的东海大堤被命名为宋公堤。大堤修筑的80万元公债券，在1942年盐阜银行成立后，全部由盐阜银行兑现收回，兑现了把银行建在了人民心坎上的承诺。
春修京杭运河
1945年冬至1946年春，苏皖边区掀起兴修水利热潮。京杭运河邳县至高邮段春修工程全长300公里，共需投资5000万华中币，其中平桥到淮阴以北的双金闸中段计64公里，由盐阜区负责。整个400万元的兴修资金全部由华中银行支付。
1946年3月5日，苏皖边区拨出3000余万华中币作为各区开河修路挑塘资金的费用。此间，盐阜区以工代赈，开浚河道挖土133000方。使328000亩的农田受益，增加10万亩良田。
坚挺军旅企业
革命战争是需要物质基础支撑的。抗战时期，新四军红色金融坚挺军旅企业创办，使革命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密切。军需民用物资得到了顺利的解决。年逾九旬的葛育香是盐城葛武人，上世纪40年代初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战。在烽火遍燃、战事频繁的年代，耳濡目染新四军三师在阜宁益林镇成立东海烟厂的全过程。他的亲身经历与香烟“仅次于机枪、弹药甚至重于食物”的这一传说得到了印证。1942年底，日伪军对盐阜地区实行第二次“扫荡”，处于反“扫荡”战斗前沿的新四军三师指战员，在经济困难、物质匮乏的情况下，许多战士因没有烟抽，常常将黄豆叶、麦秸甚至枯树叶用纸裹卷起来当烟抽吸，以此消除高强度、高压力的战场状态。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下定决心增拨30万元盐阜币，在原由于金彪等8名负伤干部战士，在益林养伤期间办起的手工卷烟厂的基础上，正式扩大规模，并定名为东海烟厂。从那以后，生活战斗在盐阜地区的军民抽上了随军烟厂生产的香烟。1948年12月，著名的陈官庄战役是淮海战役的收官之战，葛育香参加了这场由华野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围而不攻的战役。这场战役历时20多天，终使国民党军队杜聿民部灰飞烟灭，可华野战士们在战场上克服没有烟抽的情景，也更令人惊异。一天，国民党军的炮火摧毁了老百姓的房子，屋内的棉被被炸成碎片在空中飞舞，没烟抽的战士们把飘落下来的棉絮当香烟，用鼻子触碰熏闻，在我们对他的采访中，葛育香老人深情的说：在战场上战斗越激烈消耗越大的时候，短短的一支香烟就能起到缓解战场压力，鼓舞战士斗志的作用。战场上一个有烟抽，一个有饭吃，你让战士们怎么作战、怎么勇敢、怎么去冲锋陷阵都行。在忆述东海烟厂香烟的时候，自豪与兴奋不时的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露出来：“陈官庄战役以后，上级领导部门对参战人员慰问奖励一斤猪肉、五包香烟，这香烟就是早年在阜宁创办的东海烟厂生产的，在那个年代谁要是能搞到东海烟厂的香烟，就等于搞到了宝贝。”通过寻访我们还饶有兴致的听大丰籍老兵何锦秀的叙述。何锦秀是个老烟枪，他对东海厂的香烟情有独钟。直到他的晚年，子女们买烟孝敬他，考虑到他的健康，买的都是低焦油含量带过滤嘴的好烟，可他往往不屑一顾的说：“这些烟还没有我在淮海战役胜利后奖给我们东海厂的烟好抽呢！”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东海烟厂是在新四军红色金融的坚挺下全力发展起来的。创办生产后，以烟易货，从敌占区换回的火柴、布匹、纸张、钢材、火油甚至药品等物资，有效地改善了军民生活，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民军队战场物资的需求。
兴建盐场
1941年7月后，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利用宋公堤沿线的大片荒废的海滩，采用民办公助的办法，鼓励商人经营集资铺设盐滩，开办盐场。在新四军三师的支持下，首先办起裕生盐场，随后裕民、裕城、裕淮等八个盐场先后建立。新四军泰山公司、三师八十六团、阜东独立团等也先后在此建滩60处。至此苏北小盐场的盐民，由民主政权建立前的38户200多人，增加到2067户10000多人，产盐三万担。到1945年盐阜抗日根据地共产盐750万担，平均年产130万担。（《万涓归海》431页）。直至今天，滨海、阜宁以东地区的新滩、灌东、灌西等盐场，都是抗战时期，在新四军红色金融的援助下开辟起来的，被誉称为“华中金库”。
1945年10月，盐城北部的灌东、灌西盐场有7万吨的储盐。为防止国民党军的抢掠，华东财经委与苏北盐务管理局，从盐阜、苏中解放区动员调集150条木船，分三个小分队，每队50条船，承担运盐的船只在徐圩装盐后出港进入潮河口。新四军苏中海防纵队担任护航任务。从1945年10月到次年1月，计运盐10余万吨。仅徐圩坨一处就运出3万余吨。年税收入达华中币1亿元，按当时粮价16元一担计算可购粮食25亿斤。此时淮北盐场盐税居苏皖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第二位，约占华中地区军费支出的三分之一。
盐税的特殊贡献
1946年夏，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接陈毅电报“沈其震速返华东”，在临沂机场陈毅相迎沈其震后说：苏北我军即将撤退，现在陈家港等地海盐堆积如山，你火速去上海想办法买下一批盐运出来卖掉，你一人在外，必要时可以直接请示周恩来。（沈其震画册63页）。沈其震得知周恩来、董必武领导的中共南京办事处正在筹集活动经费的消息后，急如星火的赶到淮阴，面见华中军区副政委谭振林和两淮盐务总局局长陈易，献策从苏北响水堆沟拨盐3万担获批后，沈其震通过宋庆龄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关系，又找到当年在上海相识的奥地利医生严斐德，租了一艘联合国救济总署的登陆艇，装上解放区急需的物资。在苏北陈家港卸货后。由当地近千盐民将3万担淮盐装上登陆艇贩运到香港，变成了大笔的港币、金条和银元，被沈其震存入农业银行，作为新四军的公款后，通过地下党组织交给了梅园新村，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赞扬（沈其震画传70页）。
华中币支援解放战争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进行的淮海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徐州集团55.5万余人。华中银行根据华中工委、华中行政办事处、华中支前总动员令要求，及时调整供需矛盾，为战役的胜利提供了保障。淮海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进行渡江作战准备。中央军委决定，原淮海战役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1949年4月21日，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江防战线上，千帆竞发，战船争渡，发起了势不可当的渡江战役。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在华中币有力的支前经费保障下，占领国民党总统府解放了南京。新中国诞生前的黎明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