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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新四军后勤供给工作中的“人民属性”
作者:成春梅 责任编辑:姚云炤 来源:铁军传媒网 日期:2024-12-04 浏览次数:8225
抗战时期,军队的供给工作不仅仅是后勤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关键一环,更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一切战斗应当有必需的物质保证和最好的战斗决心,如果没有为执行此决心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准备,则难以得到胜利”。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斗争过程,胜利地发展壮大自己,由初建时仅有一万余人到成为一支拥有30万之众的、有着坚强战斗力的革命武装力量。这支部队之所以能够生存发展并战胜敌人,是坚持党的领导,正确地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跟敌伪顽进行殊死的浴血奋战,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新四军部队,根据当时的斗争环境和条件,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动人民、惠及人民,在华中地区党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下,卓有成效地组织实施后勤供给工作,从而保证了部队吃、穿、用的需要。
一、抗战时期新四军后勤供给工作的任务
后勤工作是我军建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供给工作又是军队中后方勤务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日军占领着华中地区所有城市,控制水、陆交通命脉,不仅占有全部工业品,而且不断对农村进行“扫荡”,掠夺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并对我军民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新四军在供给难、需求大、补给少的情况下,必须要完成3个核心任务: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筹措物资,保障军需。从物资上保障部队抗日作战的需要,通过开展政治工作加强军民团结,确保后勤供给工作的顺利进行,巩固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二、抗战时期新四军后勤供给工作的环境
(一)新四军组建初期
新四军成立伊始,新四军的军饷、军械以及其他军需物资由国民党政府供给。1938年1月22日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关于新四军军部移动等情况,在致毛泽东信中指出:国民党政府给我们每月经费只6.5万元,后听说再增加2万元,尚未得到实现,恐不一定。但我们每月全部计算即需9.656万元之多,军部及直属队还在外。经费是这样少,我们亦正在尽量节省中。后经周恩来、叶挺交涉,经费增加到9万元。但对于请拨1万套棉军衣的要求,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战士们严冬作战成了大问题。国民党当局还对新四军武器弹药的补充采取限制政策,使新四军处于“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的困难境地。
(二)皖南事变前
尽管我军挺进敌后战果累累,但在很长时期内,国民党政府仍以初创时的1万多人的数目发放,而且还经常故意拖欠。1939年3月10日,叶挺、项英在呈送何应钦的作战总结中提到关于新四军进入江南抗战的后方勤务工作,指出“物质困难,经济无法维持,前方米价已涨至每元十三斤,不仅生活不能改善,日不饱食。至于衣服破烂,每班平均毯子四床,……”。后经我军多次交涉,在各方呼吁与奔走下,国民党政府慑于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1940年起核定新四军经费为137360元(包括吃穿用、弹药运输等费用在内),而这个数目也还不及国民党军嫡系部队中丙等师的军饷,我军的军费缺口高达95%以上,部队经费开支十分困难。
(三)新四军重建军部后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当局完全断绝了对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武装的一切供给。新军部成立以后,恢复了红军时代的后勤组织形式,建立了供给部。新四军的7个师和1个独立旅都建立了供给部和军工厂,各师都有兵站线从事联络和交通运输工作。为了保障部队的后勤供应,中共中央华中局下达了“加强行政管理,健全后勤工作”的决定,华中敌后根据地按照各阶层人民合理负担抗日经费的政策,加强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根据这个指示,我军颁布了征收公粮、田赋和税收等财政政策,使我军军需给养有了基本来源。
(四)抗战胜利前
1943年,是军需供给最困难时期。我军虽坚决反击了日军无数次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军发动的第3次反共高潮,但根据地显著缩小。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了“一面打仗,一面生产”的号召,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以及加大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对保障供给,战胜敌伪经济掠夺,解决作战需要,起了重要的作用。从1944年开始,我军转入局部战略反攻,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由于贯彻“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方针,又从前方获得战场胜利品装备自己,我军的后勤供给条件逐步有所改善。与此同时,部队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渠道,做好后勤供给工作,为抗战胜利后我军继续进行攻势作战做好物质上的准备。
三、抗战时期新四军后勤供给工作的“人民属性”
(一)坚持一切为了人民,是新四军后勤供给工作的出发点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抗战时期,由于敌人频繁的“清乡”“扫荡”,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艰苦,要动员大家广泛支援部队,光靠思想动员让老百姓拿出粮食、充当民工,显然是不够的,只有真正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解决生产生活等基本问题,才能取得人民内心的爱护,同时生产工作亦可改善部队本身的供给情况。新四军的后勤供给工作就把“一切为民”充分运用到群众工作中,把广大群众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解决生活困难,解除后顾之忧。
1939年春,新四军游击支队驻在永城书案店一带,当时正值春荒,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彭雪枫等支队首长决定卖掉一些军马维持指战员每日5分钱的菜金,并减少吃粮标准,加以糠菜充饥,决不向群众摊派和多征粮食。遇到灾荒时,根据地党政干部及广大指战员还在自己为数很少的零用费中捐款捐衣给农民。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在拂晓报特刊撰文《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中要求新四军游击支队“始终把民众看作自己的生命线,部队的一切战斗和行动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尺度,为指标,处处顾及对于民众的影响,处处格守党的政治路线。不要以因在一时的方便,局部的利益,妨碍居民的工作,破坏部队和民众的良好关系。”
新四军部队努力生产节约,消除一切不必要的耗费,与人民共甘苦。虽然税收是部队经费的主要来源,但为减轻人民的负担,根据地内减少税种,降低税率,取消苛捐杂税。194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开展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的指示》,强调“我军为民族与人民进行抗日战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这种为人民斗争而与群众呼吸相通、休戚相关的精神,十余年如一日,现在我们更当发扬这一光荣传统。”与之前后,新四军政治部亦发出《关于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在全军七个师和各根据地地方部队中广泛深入地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为了节约民力,在敌后的特殊条件下,新四军各部队要求逐步做到“少要老百姓养活,到不要老百姓养活,以至到养活老百姓”。为此,部队在作战之余,组织部队开荒种地,开辟菜园,养猪放鸭。每年春天,部队抽出大批骡马,帮助群众运肥春耕;麦子黄熟,帮助农民割麦打场。与此同时,华中根据地各级地方政府也制定《优抗条例》《拥军公约》,地方拥军优属主要体现在改善部队给养,切实优待抗属,做好后方勤务工作等方面。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的开展,加深了军民鱼水情谊。
(二)坚持紧紧依靠人民,是新四军后勤供给工作的着力点
新四军的力量源泉存在于民众之中,始终以人民群众为靠山,紧密地和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取之于民”是新四军后勤供给工作中经费和物资的重要来源。新四军建军初期,国民党政府把新四军视为异己部队,克扣经费供给。在此情况下,部队要抗战要生存,需要经费、穿衣、吃饭,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尚未全面建立起来之前,新四军部队以“战地服务团”名义,在所在的活动地区,征收“抗日救国税”、“抗日救国公粮”,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向当地开明地主、士绅募捐,自行筹款筹粮,来解决吃穿用问题。1938年4月上海煤业救护队120多人随带25辆汽车来到新四军,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专门运送伤员和军需物资的兵站。1939年下半年上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义卖义演运动,为新四军筹募寒衣。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筹集了10余万的款子,买了5万套军装所需的布匹及药品,并且设法将其运给新四军。“新四军打鲍家墩子的胜仗时,他们还光着赤脚,我们应该替他们想办法……话还没有说完,全场大声呼‘好’!后来即决定做一千五百至两千双鞋子慰劳新四军。”抗战时期盐阜地委机关报《盐阜报》记载的这一幕,道出了新四军与人民群众互帮互助、鱼水情深。
“用兵制胜,以粮为先”。陈毅同志指出:“粮食是根据地千百万人民血汗的积累,是根据地一切物力的泉源,一粒粮食等于一滴鲜血,我党我军能掌握充分的粮食,即等于战争取得了胜利。”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四军深入华中敌后抗日,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戴。在贫困地区,群众自己吃粮都很困难,却挤出宝贵的粮食来支援新四军。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部队也得到迅速发展。筹划部队粮秣给养供应,保证人有粮,马有草是抗日民主政府和军队供给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为了解决部队人吃马喂问题,各根据地均开征救国公粮,有的还随粮征收公草,解决部队烧草、马草之用。抗战时期部队流动作战,没有正规固定的粮库来储存粮食,也缺少运输工具,政府征收的大批公粮主要是依靠群众保管。“藏粮于民”,在华中大地上家家是粮仓,村村是粮库。广大群众对存放在家里的公粮爱护备至,当敌人“清乡”“扫荡”时,乡亲们就坚壁清野,尽量想办法保护公粮,不让敌人抢走。新四军衣食住行、生存发展等后勤供给工作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扶持。
(三)坚持深入发动人民,是新四军后勤供给工作的关键点
人民群众在新四军后勤供给工作中作用不可忽视,是新四军后勤供给工作的基础力量。在一定的客观条件限度之内和物质基础之上,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作用,谁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只要有数百万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发动,并善于去组织与运用这种积极性时的时候,我们的党与数百万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的时候,我们就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一切困难均可克服,一切工作均有保障完成”。为了充分调动根据地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新四军各部队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协助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陈毅同志率领新四军第1支队开进苏南后,1938年10月即贴出有关减租减息的布告,指出:“须知全民生计问题得以解决,始能一致团结,加强抗战实力,以收击退日寇,收复失地之效,抗敌前途,实利赖之。”1940年黄桥战役期间,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政治部贴出宣传抗敌经济政策的标语“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改善人民生活,才能坚持抗战”等等。1942年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积极开展大规模的群众工作,普遍彻底地实行减租减息。通过减租减息,广大群众得到实际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生产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使我军后勤供给保障有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194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组织根据地内人民大多数的决定》,指出:今后敌后根据地的任务是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群众运动,把80%以上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实行合理负担,改善群众生活,赖以保障抗日武装的后勤供给任务。由于日寇对各根据地进行反复的“扫荡”和封锁,再加连年的严重灾荒,华中抗日根据地出现了极端严重的经济因难。面对种种困难,新四军在敌后按照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要求,“先富民而后足兵”,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和老百姓同甘共苦,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盐阜地区坚持作战的新四军第三师在师长黄克诚的带领下,全师上下很快掀起了“自己动手,开荒种地”的热潮。当时黄师长和洪学智参谋长合种一块地,种上了番茄、青菜等,领导带了头,干部战士齐动手,开荒种菜,几个月的时间,战士们的伙食大为改善。大家还把自己种的番茄送给附近的群众吃,群众高兴地说:“吃了番茄甜在心,新四军和我们是一条心”。在此期间,全军各师、旅、团、营、连各级都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抓好种粮、种菜、养殖、纺花、开办作坊、筹办小工场等,积极开展生产自给、自足活动。各师都建立了军需工厂,不但能够生产香烟、肥皂等生活消费品而且军工产品如迫击炮弹、枪榴弹等可自给百分之七十。
大生产运动有效地保障了部队的物资供应,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军民关系也进一步密切和融洽,部队的后勤供应有了重要依托。
(四)坚持充分惠及人民,是新四军后勤供给工作的落脚点
新四军与人民群众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也是利益相关的一家人。在抗日根据地,群众生活的改善与财力、物力的增长,就在于生产的增长与改进,只有生产增长才能进一步改善民生,同时也才能增强抗战资源。华中根据地为解决新四军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认真地组织根据地的经济,积极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帮助农民改进农业技术,领导农民垦荒植田、兴修水利、组织农民发展副业生产,同时,还帮助农民解决资金和生产资料不足的困难。为发展生产,新四军帮助地方兴修水利,至1943年春,各根据地军民共筑圩堤818公里,开浚大小河流、水道3370公里,1100余万亩土地受益。淮北苏皖边区以“三年不收税,五年不收租”的优惠条件,鼓舞群众开垦洪泽湖荒470多顷;贷款48万多元给垦荒户购买耕牛和工具等。
各民主政府根据军民急需,从本地资源等实际条件出发,大力加强工业和手工业建设淮北、苏北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发挥本地丰富的油性农作物的资源优势,迅速组织榨油生产,生产的食用油除满足本地军民需要外,每年还外销20万担。华中根据地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商业贸易的逐步发展,不仅大大丰富了军需和民用物资,而且极大地增加了财政收入,改善了军民的生活。新四军七师所在区域1942年一年共创各种税收2478.77万元,除去部队和地方开支1540.84万元以及上缴军部749.11万元以外,还结存189.15万元。淮南津浦路东苏皖边区从1940年初到1941年初,80%的本来没有饭吃的农户有了饭吃,中心区的民众有2/3做了新棉衣,1/3的添置了新棉被,许多农民有了耕牛。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从1941年起,新四军还先后在华中八块战略区内建立了江淮、盐阜、淮南、淮北等十大银行,开展了储蓄、贷款、汇兑、发行货币、发行债券等业务,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发行量都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1941年4月12日江淮银行在盐城挂牌对外营业。开业后立即拨款6万元,作为帮助盐城县购买种子、耕牛、打井灌溉等生产借贷资金和工商业生产经营贷款6月9日又拨款3万元,调剂阜宁县农村金题在扶助盐阜区工农业生产。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在有效促进根据地经济建设和保障军队供给的同时,改善了民生。
军民团结,与人民打成一片,是人民军队的力量源泉。亲民爱民,军民同心,是新四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抗战时期,新四军后勤供给工作始终关注民生、爱惜民力、服务人民,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激发起根据地广大民众主动参与支持抗战的积极性,形成了军民团结一致抗战的巨大民族力量。从“与群众一起苦、与群众一起干,得到群众拥护,推动我们的工作”到“人民至上”,“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历史的画面穿越时空,直抵人心,“人民”的底色历经风雨始终光彩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