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畔，除了浴血奋战的英雄战士，还有一群志愿军白衣女天使，和男兵一样坚定不移地完成党和祖国交付的任务。苏南溧阳籍开国女校官孙惠（1919—2011 年）就是其中之一。孙惠是溧阳别桥人，1938 年11月在水西参加新四军，1943 年与时任新四军二师五旅卫生部长的李坡（1916—2004，湖北武汉人）结为革命伴侣，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两人又一同去了朝鲜战场。

夫妻共赴战场

    1950 年10 月30 日，朱德同志亲临曲阜孔林，给九兵团300 多名团以上干部作了战前动员。

    九兵团抵达沈阳，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完成换装计划，全兵团有15 万多人，只补了5 万件大衣，很多指战员还穿着南方的薄棉衣和胶鞋。兵团卫生部计划为每个军发齐战救药材1.5 万份，急救包1 万个，担架600 副，李坡赴东北军区后勤部办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领足。
    11 月4 日至19 日，九兵团由辽宁安东、吉林辑安、临江隐蔽入朝，担负东线作战任务。孙惠被任命为志愿军九兵团直属医疗队队长。11 月12 日，直属医疗队随兵团部到达安东渡过鸭绿江，李坡、孙惠共赴保家卫国的战场。

    志愿军刚进入朝鲜，就遇到了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寒冷的气候。
    在行进中，兵团卫生部与直属医疗队不时和连队搅在一起。李坡、孙惠看到有的战士头戴棉帽，脚上却穿着短帮胶鞋；有的战士穿了棉衣，下身却穿着单裤。有的班只有一两床棉被，战士们只好将一两床棉被摊在雪地，10 多人挤在一起互相搂抱取暖抵御严寒。指战员对朝鲜的寒冷气候极不适应，不少人的手被冻伤，裂开了一道道口子，有的人耳朵冻成了烂肉。
    风雪交加，在黑夜中爬山困难无比，前面人走过的路马上就变得非常湿滑，后面的人摔倒那是常事。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摸黑前进，胶布鞋灌满了泥土、雪水掺合的浆液，磨得两脚生疼，脚变成了青紫色。长途跋涉使不少人掉队，有些战士到了地方连背包都没解，靠着树就睡着了，有些战士休息后再也没有醒来。
    这样的环境男兵都受不了，对女战士而言更不容易了。医疗队的女医生体单力薄，不仅要带医疗设备和药品，还有粮食和油盐，路上湿滑，总是摔跤，有个女医生嘴磕在石头上，摔断两颗门牙。遇到河流，女同志不方便脱掉棉裤，只能穿着过河，上了岸棉裤冻得硬邦邦，还要继续行军。五十九师文工团的高景清来了月事，卫生纸冻的跟木棍一样，把腿都磨破了，一迈步就疼，后来几个女战士，用大衣和被子支起来一个帐篷，由卫生员用棉花和纱布给她换下了冰硬的血纸。下山的时候女战士们坐在背包上，背包带绑着树枝，由男战士拉着慢慢滑下山去。
    粮食匮乏是后勤补给最大的问题，鉴于形势紧迫，九兵团入朝准备仓促，部队还未进入战区，下发的粮食就已经吃完了，各部只能“就地筹措”。但行军地区人口稀少，而且物产贫瘠，刮地三尺所得也极为有限。天寒地冻，御寒衣物严重不足，加上粮食供应极为困难，肚中缺食少油，九兵团还未到达战场，就发生了大面积的冻伤，部队没有高寒地区生活经验，冻伤后就去烤火，加剧了伤情。

    战斗开始后，兵团医院就开始了接收运转伤病员的工作，李坡除了处理行政上的工作，大部分时间与孙惠一起站在手术台前抢救伤员。九兵团直属医疗队承担着极其繁重的伤员抢救任务，有时在一个山谷中躺着同时送来急需抢救的伤员达千人以上，触目惊心的场景，使孙惠在多年之后依旧不忍回忆。
    伤员衣衫单薄地挤在仅有的几十户人家家里，甚至牛棚、地窖，很多女护士脱下自己的毛衣棉衣给伤员穿上。很多战士冻伤极为严重，军医在教科书中都没见过：有的伤员踝关节以下脚冻得发黑坏死，溃烂后露出趾骨，有的伤员手冻坏死，破溃露出掌指骨，感染化脓，多伴高烧，往往只能进行截肢手术，很多女护士边哭边辅助手术。有些伤员是枪伤、严重冻伤混合伤，医护人员眼睁睁看着他们在冰雪中死去，悲愤不已。
    对孙惠而言，战士们的生命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为了治疗更多的伤员，挽救战士的生命，医疗队对可以在前线做手术的，如挖弹、取骨等就不向后方送，以减少伤员的痛苦。孙惠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几十个小时几乎手不离手术刀，几天几夜难得有吃饭的时间，饿极了就吃几口馒头……
    医疗队的条件极为艰苦，遇到的困难难以想象。由于敌机干扰，不仅粮弹供应不及时，消炎类药品因为伤员众多而严重缺乏，连伤员急需的绷带也发生了困难，护士们只能在换药后收回脏绷带，把用过的绷带清洗消毒后再用。她们利用休息时间，冒着敌机扫射轰炸的危险，凿开冰层在冰凉的溪水里洗绷带，天寒地冻，手一伸进冰水里，就疼得钻心，但她们咬紧牙关坚持到底。
    葡萄糖、生理盐水等输液水全部冻成冰疙瘩，需要先烤火融化后才能使用。有的药品会因为冻结冰而失效，药品的保存成为重要问题，寒冷的天气伤口虽然不易感染，可是却也会因冻伤而恶化，许多伤员都是因为太过寒冷而伤重难愈。在严酷的条件下，孙惠利用偏僻的民房烧炕取暖，作手术室抢救伤员，想方设法使他们脱离险境。
    医护人员尽了最大努力，虽然每天还是有官兵因伤病牺牲，但绝大部分伤员得以存活下来。最危重的伤员双足四级冻伤、肩胛部枪伤，合并败血症，经过医护人员努力抢救治疗，硬是从鬼门关绕了回来。
    伤员需要向后方转移，用人背每天走40 公里，由于大批人员冻伤，汽车又不足，头两天组织1000 人背伤员，仅背下500 多人。背伤员的同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有位伤员见背自己的是弱小的女护士，不忍心让护士受苦，就挣脱下来自己走，但没走几步就同搀他的女护士一块倒在地，急得护士再三道歉。那位伤员却说：“别这样说，都怪我不好，太对不起你了。”
    有时候走着走着，突然飞来了敌机，机关枪“叭叭叭叭”地向队伍扫射。孙惠看到，几乎所有背伤员的同志，包括那些抬担架的民工，都不约而同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
    当把所有伤员背到山沟安置停当后，大家已经筋疲力尽。可是谁都没有睡意，一切疲劳都被一种高度的责任感所驱逐，那就是：我们多休息一分钟，伤员就要多受一分钟的痛苦，甚至会为此失去生命。所以，医生立即一一检查伤员的伤口，需要治疗的给予治疗，需要动手术的马上动手术。
    一切治疗、手术结束以后，护理组的任务仍很繁重。许多重伤员生活不能自理，女护士们就亲手给他们洗脸、刷牙、洗脚。有些自己大小便都很困难的伤员，女护士们就给他们解裤子、穿裤子，包括擦屁股。这些姑娘在做这些事情时，既不嫌脏，也不怕累，而是把它作为白衣天使应尽的义务。等所有伤员都休息了，大家才在伤员身旁闭一闭眼，打个盹。一听见有伤员的喊声，马上就醒过来。
    战士们在战场上受伤没有留下一滴眼泪，反而在年轻的女护士为其包扎换药、接大小便，甚至在轰炸时被护士们用身体掩护时流下了眼泪。

    劳累、疲困煎熬着医疗队员的同时，饥饿也在威胁着大家。但在任何情况下，孙惠她们都要先保证伤员吃饱。
    医疗队把工作人员背的粮袋都送到伙房，将所有的高粱米焖成了几锅饭，全队人员一齐行动，把煮好的饭送到伤员跟前。饥饿多日的伤员顾不上客气，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填，工作人员看着这一情景眼眶里充满热泪，一碗高粱米饭就使伤员这般的满足和感激，他们把医疗队员当成自己最亲的人，坚信自己一定会康复重返前线。
    由于转移中粮食供应很少，平均每天只能满足一顿饭的定量，不足部分就要到远处山村中去筹借，或在就近挖些野菜充饥。为让伤员能够吃饱饭，医疗队人员自己都是以野菜和冰土豆充饥。有一天炊事班出发了，护理班接收了10 多名伤员，一粒米也没有。班长和护士们只得冒着敌机的封锁，到老远的山村买回大米和蔬菜。没有锅，她们就拣了些铁皮空罐头盒，用石头垒起小锅灶，煮了饭，再做菜，做了这盒做那盒，从中午一直忙到黄昏，终于使伤员都吃饱了饭。可是她们自己，却只吃了几口炒面，又继续踏上了夜行军的征途。
    在每天睡不好、吃不饱、任务重的情况下，医疗队每个同志的体重都在下降，体质都在衰弱。许多同志面黄肌瘦，浑身无力，走着走着就跌跤，一坐下就起不来了。然而，每当伤员出现了危险情况需要输血的时候，大家又都争着献出自己的鲜血。大家都很明白，按自己当时的身体状况，是应该增加营养，而不是献血。但是大家更明白，当时的医疗队没有储存血液的条件，如果大家不献血，许多伤员的生命就无法挽救。在保证自己健康还是抢救伤员生命这两者之间，大家毅然选择了后者。
    几乎全队同志都为伤员献了血，孙惠还献血多次。女护士施银丽经过一夜的行军，到达目的地就累倒了。可是当她听说一个需要输血的伤员的血型同自己一样时，便马上抖起精神，咬牙坚持跑去输了150CC血。伤员是二十七军八○师的战士，名叫许吉思，烧伤很重，如果不输血生命难保，经过输血和抢救，生命保住了。当许吉思知道自己的生命是用女护士施银丽的血救过来的时，感动得直掉眼泪，坚持用烧伤的手，把救命恩人的名字记在自己的本子上。
    在战场上，医生抢救一名伤员十分不易。作为兵团直属医疗队队长，孙惠亲历了无数次惨烈的战斗。有一次医疗队跟随运输队转移途中，孙惠下车打水，刚刚离开，一颗炮弹落在她乘坐的那辆运输车上爆炸，10 多位鲜活的生命在青春年华立刻戛然而止，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令孙惠悲恸不已。
    还有一次医疗队要随兵团后撤，却从前线送来了两名重伤员需要紧急手术，为了救伤员，孙惠坚持留在原地为伤员进行手术，一直到手术全部完成，才和伤员一起撤退，因此晚了半天，险些牺牲在战场上。
    （根据李晓南、李晓惠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