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长城精神品德命题的提出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国家面临危亡的关键时刻，在南方八省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摈弃前嫌，相忍为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东进北上开赴敌后战场，建立根据地。这支英雄的部队“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于胜利，”以气吞山河的英勇气概谱写了华中抗日的壮丽诗篇。胜利的旗帜在华中大地高高飘扬。
毛泽东同志在抗战胜利前夕给新四军以高度的评价：“新四军已经成为华中人民的长城。”长城，寓意为民族脊梁，抗御外侮的强大力量。今年5月14日，习近平同志给八达岭长城脚下坚持多年保护长城的乡亲们的回信中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拔的爱国情怀”。《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号召中华民族的同胞们用生命凝聚成抗日的力量。长城，在国人的心中是神圣的，令人肃然起敬，象征着伟大的团结力量，体现着一种不屈的精神和气概。毛泽东同志说：“新四军已经成为华中人民的长城。”意寓新四军在华中抗日中具有中流砥柱的磅礴力量和铸魂筑魄的崇高精神品德。这是对新四军最高的褒扬，也是对新四军精神的最形象最生动最精辟的概括。我们在这里首次提出“华中长城精神品德”的概念，有抛砖引玉的动机。但本文并非是专题讨论“华中长城精神”，而主要是阐述这种精神和品德在新四军将帅身上的历史实践光辉。因为一支军队要成为胜利之师，必须淬炼出一种精神品德，而这种精神品德的形成，其领导指挥的团队必定是倡导者、创立者与践行者。打开硝烟弥漫的历史时空，那些令人景仰的新四军将帅的精神品德就像是一幅幅美丽图画扑入我们的眼帘，激荡着我们的灵魂。
新四军将帅与“华中长城精神”的创立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胜利的经验告诉我们，因为有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一大批杰出的领导者所开创和践行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才能焕发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巨大力量。同样，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下的新四军，他们在华中的抗日战场上创造的功绩殊勋与叶挺、陈毅、刘少奇等新四军将帅所创立和践行的“华中长城精神”同样是密切相关的。
1、听党指挥的忠诚
听党指挥，对党忠诚，是新四军发展壮大，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1941年1月25日，在盐城新四军重建军部的成立大会上，陈毅就明确提出“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党军”的口号，誓言铮铮，如雷贯耳。但在听党指挥问题上，新四军也是有深刻教训的。毛泽东同志1956年在党的八大预备会上曾经讲过，项英模糊主义严重，犯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而充分肯定了刘少奇的清醒，表扬陈毅、张云逸、粟裕、谭震林等是听从指挥的。
叶挺是新四军的首任军长，当时虽然不在党内，但也一直认同中央军委提出的新四军发展战略。但叶挺一直处于听党指挥力不从心的尴尬。在皖南事变的关键时刻，他显示出听党指挥的高度政治自觉。身陷囹圄，拒绝蒋介石的拉拢，忍辱负重，坚持真理，固守党心，难能可贵。
陈毅是听党指挥的楷模，主要表现在坚定不移地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深入敌后，东进北上等一系列发展方向的方针策略上。他率领一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顶住压力，派遣叶飞率领老六团挺进苏州上海敌后，并毅然移师苏北，实现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五纵队在盐城的会师，打开苏北的抗日局面，对于“发展华中”重大战略的实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刘少奇是伟大的战略家，是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操盘手，奉命于危难之际。在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实施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创造性思想。第一，确立了“发展华中”的方向就是“东进，东进，再东进！”选择苏北作为发展方向。第二，把握反摩擦斗争的策略，“有理、有利、有节，”眼光深邃，牢牢把握斗争的主动权。第三，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将华中与华北联成一片，建立新四军之家，开创了“发展华中”的新局面。第四，在新四军和根据地党的建设上无论是理论和实践都有突出的建树。
2、人民至上的初心
为人民谋幸福是共产党的初心，也是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的初心。“民心的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的年代，华中人民选择了新四军，新四军成为华中人民的新四军，华中也成为新四军的华中，这是因为新四军在华中所实行的政策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旨归的。比如说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是赢得民心的最重要举措，使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发展根据地的商业又是打破敌顽封锁，解决民生困难的有效途径；轻赋薄税，成为减轻人民负担，改善提高群众生活的民心政策等等。只要是事关人民群众利益，我们的新四军将帅总是殚精竭虑，亲力亲为。
三师师长黄克诚有着深厚的人民情怀，盐阜区的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我们的黄师长”。苏北是历史上有名的土匪出没地。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五纵队初到盐阜区，韩顽更是利用土匪、特务作破坏，打砸抗日政府，杀害干部群众，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从1941年上半年开始，三师抽调主力部队清剿土匪顽劣，终于平息了匪患。阜宁县东北沿海修筑的“宋公堤”，是抗战时的重要民生工程。当这一提议摆到黄师长面前时，他说，这绝不仅仅是修筑一条海堤，而是修一条共产党连结民心的桥梁。黄克诚为修筑这一道海堤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从决策到设计到施工，始终关注。大堤建成后，当时的士绅建议命名为“黄公堤”，黄克诚断然推辞，说这海堤是在阜宁县长宋乃德的主持下修建的，那就叫“宋公堤”吧！但黄克诚的功德就如一尊无字碑永远立在盐阜人民的心中。
四师师长彭雪枫有高度的群众观点：“对敌人如猛虎，对人民像绵羊。”坚持当好“政府的卫队，人民的护兵”。在战争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他率部队为人民兴修水利，春种秋收，抢险救灾，卖马度荒。根据地人民送他“万民伞”、“保国卫民”匾额，为他立“政德碑”，称其部队“天下文明第一师”。彭小枫将军作为彭雪枫的儿子，说他不止一次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父亲牺牲多年，为什么当地老百姓从没停止过对他的思念，每逢他的忌日、清明，祭扫的民众如云，并非源自于他的地位，而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
3、铁肩担当的坚强
担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精髓，也是共产党人的崇高境界。同样是“华中长城精神”的重要内涵。在新四军将帅身上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新四军军长叶挺，出任共产党的新四军军长，而拒绝了国民党同袍的多次相邀，坚决不当国民党的官，这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对蒋介石与国民党和毛泽东与共产党究竟谁是真抗日，谁能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叶挺心知肚明。陈毅三进泰州城，争取“二李”保持中立，以少胜多，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改变了敌顽我三方力量的对比，为新四军在苏北站稳脚跟，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智大勇的英雄担当。粟裕两次向中央军委请命，要求暂留苏中，跟国民党的精锐之师正面交锋，以挫其锐气，最终“愈打愈奇，愈打愈妙”，七战七捷。这是心底无私、韬略在胸的赤诚担当。李先念领导的中原军区，无条件服从中央军委的命令，以6万的兵力坚守中原近10个月，牵制住国民党30万大军，减轻了其他解放区的压力，为我党我军进行反内战运筹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中原突围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保证了全局的胜利，这是以大局为重的铁肩担当。
4、海纳百川的团结
什么是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说，就是把自己的力量搞得大大的，那就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有利用一切可用的材料，“长城”才能横亘万里，这就是泰山不拒寸壤，故能成其大，江海不拒细流，故能成其深的中华文化的智慧。新四军的将帅具有海纳百川的阔达胸襟，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哪怕是一时一地能为我所用，对我有利都予以争取。统一战线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成为一种斗争的艺术。
毛泽东赞扬陈毅是统一战线的天才执行者。在茅山时期，他团结争取了民族资本家纪振刚，培养知识分子樊玉琳成为坚定的共产党员；在黄桥和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韩国钧、朱履先成为朋友，获得他们对新四军的同情、信任与支持；在盐阜区，对知识分子和进步士绅的统战工作也做的十分出色，如拜访庞友兰，托子邹鲁山已成为流传万里的传奇故事。陈毅做统战工作，总是以真诚打动人心，1939年，顾祝同的三战区拨一批军火给泰州的“二李”李明扬，请江南的新四军帮忙协助领会，但被执行任务的营长私下扣留一部分。李明扬状告陈毅，营长收到了处分，扣留的枪支弹药全部送还。陈毅对新四军战士讲：“几颗子弹事小，政治影响事大，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要多动脑子，要懂政策。”
刘少奇做统战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从而形成真正的铜墙铁壁，他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他在由盐阜回延安时受中央的委托解决山东军地领导间的矛盾。他发现群众工作是山东最薄弱的环节，减租减息政策没有普遍落实，群众生活没有得到改善，所以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不高。刘少奇同志严肃批评了他们群众观念淡薄的错误。并介绍了华中的工作经验，他说：“要将根据地各项工作做好，首先要做好群众工作”。“不发动和组织千百万的群众在党的周围，是搞不好的。地方武装不能发展，主力也不能补充，财政经济粮食也就搞不好，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大批积极分子，党是不能发展的”。
刘少奇和陈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既团结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左派人士，又团结中等资产阶级的进步士绅，还分化瓦解国民党军人的爱国抗日将士，同时广泛发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这样就使得新四军的力量如长城般坚固。
5、相忍为国的大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灭国亡种的危急关头，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视友军工作是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下最中心工作”和“相忍为国”的指示。摒弃前嫌，同仇敌忾，合作御侮，共赴国难，表现崇高的民族大义。
蒋介石一直实行限共、防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导致摩擦连续不断，并且逐步升级。1940年3月至1945年6月，新四军被迫自卫反击作战3212次，反击胜利后，总是主动释放俘虏，归还枪械，体现了相忍为国的博大胸怀。1940年6月底的郭村战斗，李长江以数倍于我的兵力发起攻击。新四军挺进纵队，以少胜多，并发起反攻，一直追兵泰州城下。但陈毅却不准进入泰州城，并放还俘虏，只敲山震虎，感化“二李”保持中立，共同抗日。1943年春的山子头战斗，捉放韩德勤成为佳话。1942年底，韩德勤被日寇扫荡溃不成军，向我三师求救，黄克诚答应允许其部进入根据地。但韩背信弃义，联结王仲廉部发动山子头战斗。被彭雪枫部俘虏，但陈毅、彭雪枫从抗日的大局出发，发还部分枪支，礼送出境，又一次表现出对国民党的忍让和宽容。李先念在豫鄂边根据地也不得不面对残酷的反摩擦斗争，他说：我们对某些反共的地方政府也是仁至义尽，说服他们，不顾自己的困难在军事上援助他们，令人痛心的是他们反而报以枪杀我军人员，逮捕抗日群众，当他们向我们进攻时，我们总是再忍让，从未先发一弹，始终采取严正的自卫立场。
尤其是1941年初蒋介石蓄意发动的皖南事变，把国共关系推到了破裂的边缘，我新四军向北转移的军部遭到顾祝同部的疯狂剿杀，八路军、新四军将领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为死难者报仇。这时，在盐城的中原局书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政委刘少奇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向中共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的策略，最终使国共合作不致破裂。这种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相忍为国的高节大义为共产党和新四军赢得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主人士的同情与支持，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
新四军将帅高尚品德是“三严三实”的常态化教材
我们这里所提及的“精神”，是一个人或群体最能体现其实质内容的思想，它是信仰、信念，意志力等方面的集中体现，决定着人或群体的方向与成就。它和人的品德相关，但品德又是这种精神的基石。没有良好的品德修养。不可能升华为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和谐统一于新四军将帅思想和实践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首提“三严三实”，是对广大党员干部党性和品德的要求，并在党内开展专题教育。“三严三实”是党员干部修身立德，做人干事的重要遵循，不是一阵风、雨过地皮湿，而是要保持常态化，才能使我们的党员干部既有昂扬向上的精神，又有优良淳朴的品德，我们应遵照习近平同志的教诲把新四军的优良传统作为教材用好用活。
1.严以修身——新四军将帅的“党德”
国无德则不兴，人无德则不立，官无德则不威。修德正心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要义，古往今来已成为治国之本。新四军政治建军的思想，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加强指挥员的品德修养。一部《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了抗大和党校学员的必修课，是严以修身的终身教材。刘少奇在《修养》中指出：“共产党员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修炼和修养”。1940年，在中原局酝酿出席中共七大代表的会议上，刘少奇强调，共产党尤其是党员干部要有很好的“党德”，邓子恢、张云逸就是具有“党德”的领导干部。刘少奇没有对“党德”的内涵作具体的阐释，但是，我们参照《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习近平“三严三实”等重要论述，亦可以进一步去思考和实践。
2、严以用权——共产党人对权力的敬畏
在抗战的岁月里，新四军将帅深深懂得党和军队的根基在人民之中，胜利来源于人民的力量，所以对手中的权力无比的敬畏，不是用权力让自身享受，而是用来为人民群众办事。对权力的敬畏首先表现在能上能下的高尚情怀。粟裕“二让司令”，再辞元帅，毛泽东称之“高风可嘉”；黄克诚一生坚持真理，敢于讲真话，曾被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七次降职，但他始终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对党和人民的忠贞；李先念从军级干部降至营级，最后让毛泽东看不下去了，将他安排到新四军，但他却没有一句牢骚话。
对权力的敬畏还表现在不用权力来为自己服务。在革命年代曾担任过华中局组织部长的曾山，他用这个权力选拔和任用了多少优秀的干部为革命事业作贡献，他用这个权力防止和纠正了多少审干中的偏差。但对他身边的人和他自己，这个权力却慎之又慎。抗战期间，经过长征的妻子邓六金，为带孩子而失去了工作。1943年他把孩子寄养后来向组织部长的丈夫要求工作，曾山说：“因为我们是夫妻，我没有权力分配你工作”。后来邓六金去找谭震林，被分配到一个乡担任支部书记。
3、严以律己——律人首先律己的自觉
铁一般的纪律是新四军成为华中人民长城的重要保证，陈毅早在叶飞的六团东征之时就交待指战员，我们的三大纪律十项注意是天经地义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变化，我们的纪律是铁的，必须遵守。而且必须是自觉的遵守，不依靠鞭打刑罚。新四军将帅也都是严以律己的模范，从不将自我置于纪律的约束之外。
彭雪枫有胃病，一次发作时，警卫员在外面搞点白面做不完面条，竟然被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部队战士连粗粮都吃不上，我就可以行特殊吗？”命令警卫员把面条送到医院给伤病员吃了。谭震林率领的三支队驻在中公村，军民相处，亲如一家，战士们一有空就帮老百姓耕种收割，老百姓请他们吃顿饭则婉言谢绝。习惯了，老百姓也不强求。有一年春荒，军队和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难，一次罗炳辉的警卫员采了老百姓的榆树叶，罗炳辉说：“老百姓现在很困难，我们不能和他们争食。”他让警卫员把采摘的榆树叶又送给老百姓。这些事例在新四军的将帅中不胜枚举。
4、谋事要实——忠诚践行铁的作风
七师政委曾希圣在红军时代就是一个神奇人物，他担任中央军委情报局局长，多次破译国民党军的密电，在四渡赤水时，曾利用破译的密电码，调动敌军主力向我军相反的方向走。出妙策，立奇功，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会议上，谈起长征时，曾称赞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李先念说“曾希圣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是一个能成就事业的人。”能干事，干大事就是因为具有“谋实事”的作风。当年曾希圣领导第七师，抓经济特别有办法，七师也最富有。在皖江地区，他创办了第一家银行大江银行，他曾派员到香港去做生意，也曾向延安送过金条，对新四军的财政贡献最大，还支援过八路军。
新四军初到盐阜区，老百姓不了解，加上敌、顽的造谣诬蔑，对新四军都是持观望态度。阜宁县的民主县长宋乃德给东坎的著名士绅庞友兰写信，希望其出面支持新四军抗日。但庞友兰却回信说“俩姑（婆婆）之间难为妇”。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陈毅决定为民排忧解难，让人民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以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为盐阜区的人民办了八件实事：一是清除匪患，二是借粮度荒，三是减租减息，四是兴修水利，五是互助生产，六是开垦荒地，七是纺纱织布，八是发放贷款。八件实事让人民群众广泛收益，经济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人心也自然地凝聚到共产党新四军一边来了。刘少奇在《我们在敌后干了些什么？》的演讲中，明确表示，一件是干抗日，一件是干民主，而民主又是以改善民生为主要内容。
1940年的冬天，刘少奇来到盐城后，到城西仓头村驻点调研，看到老百姓生活困难，决定发动群众走生产劳动自救之路。他同后勤部的同志商量后，决定在仓头庄办军粮加工厂。起初，这些军粮都是由地方大户磨坊加工的，按比例提取成头。现在改交困难户加工，在提成上给予优惠，让他们有利可图。这些农户早起晚睡地干，保质保量上交成品粮，还从提留中得到大米和面粉，吃饱了肚子，糠麸还可以用来喂猪，猪养肥了又可以卖钱，真是一举多得，仓头老百姓无不感恩戴德。刘少奇同志离开仓头已经80多年了，但为人民做的好事、实事仍在传颂。
5、创业要实——无愧华中人民长城的称号
新四军从最初的10309人发展成为主力部队21万人，地方武装10万人，民兵96万人；收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20万，牵制日本兵力16万人之多。这个“发展华中”重大的业绩是若干人在战胜若干困难险阻中取得的。
从大而言之，刘少奇受命于“发展华中”的重任，他来到皖东，发觉根据地的开辟已晚了一步，失去了宝贵的机遇。他首先确立了向东发展，剑指苏北的方向，并制定了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和任务，独立自主建立政权，确立了反摩擦斗争的策略方针。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立了稳固的皖东根据地，之后指挥调动江南的新四军北上，八路军五纵队南下在盐城实现会师，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等等，都是创业要实的成功实践。
小而言之，张云逸、罗炳辉创办烟厂传佳话，飞马烟畅销大上海也是创业要实的生动案例。二师师长罗炳辉看到新四军战士因为零花钱少，买不起香烟，有的偷偷地捡地上的烟头吸，于是找供给部长胡弼亮商量，准备办一个卷烟厂。二人一拍即合，立马给军部打了一个报告，张云逸副军长特批42元钱作为开办经费。陈毅军长听了汇报后也大力支持。给取了一个名字叫“飞马”，象征着革命发展如骏马奔腾。二师同志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因地制宜，很快就把烟厂筹办就绪。1943年5月开始生产，每天可以生产飞马烟600多条，后增加到1000多条，大部分供给部队，初步解决了新四军战士抽烟难的问题。多余的香烟就放到市场上销售，增加了部队的财政收入。由于飞马烟重视质量，声誉鹊起，真像一匹腾飞的骏马，飞翔根据地，而且还飞翔南京、上海。前来订货的商人络绎不绝，飞马烟还被侦查员用来换取枪支弹药和情报，远远超过了其经济意义，他们自豪地说：小小飞马烟，价值万万千。
6、做人要实——纯朴坦荡的革命本色
待人真诚守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就是要对党、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荡，公道正派。
张爱萍将军戎马倥偬一生，“共产党人”四个字是永恒不变的主线。有人说他是浑身长刺，软硬不吃，只要是正确的他就坚持干下去。决不做违心之事，不说违心之话，他不向任何所谓的权威低头，只要他认为是错误的，有损于党和人民利益的，他都敢于直言，即使被打倒，也不改这种革命者的作风。
任质斌同志一生不争功，不诿过。1944年兵出河南，他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尽量避免错误，但他却说完全是执行中共中央的意图，不揽功于己。李先念评价他：“任质斌同志的思想品德是最好的，”“好就好在他从不出人头地，从不虚张声势，从不夸夸其谈，从不争功图利。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总是埋头苦干、实干。”
黄克诚不搞抢救运动，在三师他没有在整风中伤害同志，而是团结教育了广大干部，他是实事求是的楷模。谭震林讲过，对来自上头的批评，你要敢揽起来，对来自下级的批评，你要听下去，要当下级干部的出气筒，显示出一个领导干部实实在在的纯真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