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我们应当铭记新四军为民族独立与解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铭记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诞生而英勇献身、所铸就的不休功勋。那么新四军与新中国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是如何助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简单地说，新四军虽然番号改编于共和国成立之前（1937年10月建军，1947年1月取消番号），但这支队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伟大战绩推动了中国革命，孕育了伟大国家。新四军在根据地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进行的开创性实践，为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基础，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不可忽略的。

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提供现实基础

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现实基础。革命有两个意义，一是通过革命摧毁旧制度、旧社会，二是通过革命实现国家的整合和统一。换言之，新四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提供重要的历史前提。

（一）振奋鼓舞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当人们面对骄横的日军攻势而陷入失败情绪之中时，新四军却以连连取胜的行动，在沉闷的沦陷区炸响了一声声春雷，使得中国军民的精神为之一振，鼓舞了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投入抗战的行列。新四军组建时只有1万余人，到抗战胜利时，主力部队发展到21万余人，地方部队9.7万余人，民兵自卫部队96万余人。在新四军战斗过和配合过新四军作战的武装人员达130余万，成为一股抗日的铁流。

（二）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

抗战期间，新四军先后对日伪军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敌12.42余万名，另有5.4余万日伪军官兵向新四军投诚、反正；出于自卫，还进行了3200余次“反顽”作战，毙、伤、俘顽军官兵14.3余万名，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发挥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战略作用

新四军的存在时间正是一个新政权在艰难困苦中孕育的关键时期，抗战期间新四军伤亡8.2万名官兵。据不完全统计，最多时迫使日军16万人（占侵华日军总数的22%），伪军23万人（占伪军总数的31%），困守华中不得脱身。仅1941年6月至1944年5月，新四军对日伪作战共12667次，平均每天达11.5次；1941年至1943年，对顽军作战共1391次，平均每天1.3次。这个时期作战之频繁，战局之紧张，斗争之艰苦皆前所未有，正是这样无畏的斗争凸显了新四军影响抗战全局的战略作用。

（四）建设了广泛根据地光复国土

抗战期间，新四军共建设苏南、苏中、苏北、皖江、淮南、淮北、浙东、鄂豫边等8块抗日民主根据地，23个专员公署（或行政办事处）、216个县政府。敌后根据地逐渐完善与扩大，使日伪指挥机关处于腹背受敌，首尾难顾的境地，被美联社记者爱泼斯坦报道称：新四军是“一支日军最怕的军队”。新四军先后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240多万，这些地区大都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党群关系好，军民关系好，人民觉悟高，为人民军队作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和资源。

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提供核心要素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新四军创建的各根据地内，新的阶级、新的政权、新的社会、新的文化、新的国家、新的制度等新鲜事物的种子、基因、形态都已雏形初现，包括：

（一）助力人民军队的赓续和强大

新四军作为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根脉和组成部分不断延续发展。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有100面战旗飘扬在受阅队列之中，这些战旗约有20%出自新四军或是与新四军有深厚渊源、血脉传承的部队，战旗的背景跨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对越、对印自卫反击战等，遍布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种、武警部队，像是一幅幅缩影，显现着新四军的历史、传承与发展。

抗战结束后，新四军一分为五，第三师由黄克诚率领开赴东北，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进行战斗；一部分整编为山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一部分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第五师则与八路军南下支队、河南军区合编为中原军区；其他新四军部队留在原地坚持作战。后来的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主要成分、领导和班底仍是新四军部队。

这些部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于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先后进行了苏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以及孟良崮战役、南麻战役、临朐战役等，共歼灭国民党军36万余人。战略反攻阶段又进行了胶东保卫战、洛阳战役、豫东战役、胶济路西、中段战役等。战略决战阶段，进一步开展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京沪杭战役等著名战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迅速恢复创造了条件。

（二）助力人民城市的接收和管理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产党及人民军队长期战斗生活在乡村，据有的也多为中小城市，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对接管大中城市提出了需求。接管大中城市面临两大考验：一是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蒋介石放言：我把一个烂摊子交给他们，让他们进得去、出不来！另一个是自身能否经受得住酒绿灯红、糖衣炮弹的考验。于是，更为靠近经济发达地区的新四军部队承担起了这一任务，努力学习接收和建设大中城市。由于党中央“两个务必”的及时告诫以及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这两个问题都得以较好解决并使部队在城市站稳了脚跟，为解放区的稳定和发展作出贡献。

例如，济南解放后，党中央成立以谭震林为主任的军事管理委员会接管城市，一面打扫战场，扫清残敌，稳定社会秩序，一面制定和宣传党的政策，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实现了平稳过渡。天津解放后，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实现“完整接收”，迅速恢复水电交通，特别是迅速复工，让多数人进入工作岗位并严肃部队纪律，树立了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南京解放后，任命刘伯承为军管会主任，粟裕为市长。杭州解放后，任命谭震林为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并主持华东局工作，迅速完成了接管和改造工作，同时制订了培养10万名干部的计划，并作出建设新浙江的部署。上海解放后，陈毅任上海市市长。当时的上海处于半瘫痪状态，粮食短缺，国民党特务组织、遗留官兵多，小偷、乞丐等社会复杂成分多达60万人。陈毅首先恢复生产，稳定民心，同时反投机、反封锁、反轰炸，团结各方，除旧布新，很快使各项工作走向正轨，社会得到安定，经济得到恢复。福州解放后，中央批准张鼎丞、曾镜冰、叶飞等人组成福建省委，从东南沿海大城市的实际情况出发，顺利接管福州。

（三）助力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和保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放军又进行了多次整编，使新四军老部队的体制编制发生很大变化，但新四军的血脉传承、骨干部队仍在延续与发展，铸就的革命精神也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弘扬。

例如，解放战争中，主要由新四军部队改编的华东野战军暨第三野战军，是解放华东地区的主要力量。人民海军最初就是在新四军原海防纵队的基础上，加上国民党海军起义部队一起成立的。共和国成立后，进军西藏的第十八军，就是由新四军第四师及豫皖苏地区作战的地方武装为主改编而来。朝鲜战争爆发后，党中央抽调三野的精锐部队第二十军、二十七军等率先入朝。1951年至1953年，第二十三军、二十六军、二十四军、二十一军又先后入朝作战。第二十一军直到1958年，才从朝鲜撤回祖国。这些部队分别参加了五次战役和金城战役，担当接防上甘岭、元山港等重担，打得十分顽强和出色，打出了“铁军”的威风。

新四军第三师则是东北野战军暨第四野战军的主力部队；西北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中，也有原新四军的部队。新四军的延续部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都参加了剿匪、平叛战斗。和平建设时期，传承部队又遍布陆海空军和武警部队，主要任务是保卫国土不受侵犯，捍卫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同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参加抢险救灾，保护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总之，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四）助力党政军干部的履职尽责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四军的将领们在党、政、军高级领导岗位上占有重要位置。中央政治局、人大、国务院主要组成人员，军委、总参、国防科委、高法、高检、中组部、外交部、内务部、中联部、财政部、文化部等都有新四军的领导担纲或任重要职务。华东军区（南京军区）、福州军区、济南军区、沈阳军区等，以及华东海军（海军北海、东海、南海三大舰队）的军政领导，也大都由新四军将领担任。华东六省一市以及河南、湖北等省，从省级到县级领导，大部分都是由新四军将士们担任。以安徽为例，省委第一书记（后称省委书记）由原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担任，省长由原新四军二师六旅政委黄岩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副书记）、副省长及厅局长、地市级领导也大都是新四军出身。华东地区有许多新四军老战士，长期奉献在基层政权机构和工农、司法、文教战线。他们作风扎实，关注民生、体察民情、埋头苦干，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

在1955年第一次授军衔时，新四军走出来元帅1位：陈毅；大将4位：粟裕、张云逸、黄克诚、徐海东，还包括上将、中奖、少将若干名。20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编撰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正式确认中国现代历史上的36位军事家，原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陈毅、李先念、粟裕、徐海东、黄克诚、张云逸、彭雪枫、罗炳辉等9位同志位列其中。

（五）助力人民文艺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新四军的文艺工作者，根据战争年代的生活积累，创作了一系列具有时代风貌、民族底蕴、军旅特色、水乡风情的文艺作品，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一些知名的文化人，如：钱俊瑞、范长江、阿英、李一氓、贺绿汀等，他们将新四军的军旅生涯转换为创作的源泉和动力，创作出一大批歌颂抗战、歌颂共产党的领导、歌颂人民军队建设、歌颂人民群众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例如，创作了《茉莉花》的何仿，创作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的吕其明，创作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行进在祖国大地》的沈亚威，推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问世的孟波，创作《珊瑚颂》的胡士平，创作了话剧《东进序曲》的顾宝璋，创作小说《柳堡的故事》的胡石言以及创作了民谣《白菜心》的涂克等等。新四军中还走出了电影导演谢铁骊和演员庞学勤。这些文艺家正是由于战争年代的生活，给了他们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才诞生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六）助力共和国经济工作

新四军在根据地开展的经济工作卓有成效，培养了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他们从新四军走进共和国并将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搞经济工作的经验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为新中国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为年幼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例如，上海解放后，经济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特别是银圆非法交易猖獗，新发行的人民币站不住脚，各种企业开工不足，市民连口粮与日用品也无法保证供应的状况下，骆耕漠作为华东局财委委员，把财政接管与日后建设相结合，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方案，打击经济犯罪，有效地制止了恶性通货膨胀，使大上海经济稳定下来。从1954年起，骆耕漠任国家计委成本物价局局长、副主任。从1990年起，骆耕漠承担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特点理论剖析》和《对我国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考察和典型调查报告》。

上海解放后，顾准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财税工作做出了贡献。1956年，他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并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书，是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1949年5月，孙冶方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业处处长，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1955年任国务院统计局副局长。在长期的经济工作实践中，他提出正确处理国家集中领导和企业独立经营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正确地运用经济杠杆，提高利润指标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等科学的经济理论。

此外，还有新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设计者之一的薛暮桥，以及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领导制订《1978－1985年全国世界经济学科发展规划草案》，筹建世界经济资料中心，发起成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的钱俊瑞等等。新四军根据地建设的经历，成为他们领导新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基础，例如新四军在华中抗日根据地所建立的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税收制度等，解放后均被新中国的经济部门传承采纳和应用。

（七）助力共和国外交工作

统战工作一般侧重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和社会群体的团结与合作，外交工作一般是指国家间的官方交往和国际关系。从统战工作到外交工作，新四军及其官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新四军的统战工作较为出色，一个较为突出的原因是新四军活跃在华中经济发达地区，经常处在日伪顽等势力包围之下，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中，倒逼着新四军必须处理好周边关系，是打还是拉，是先打后拉，还是先拉后打？都尤为考验着新四军的综合能力。1940年11月，新四军上报《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党中央认为这份报告很有借鉴性，于是批转全军团以上干部学习并批示道：“中央军委完全同意陈毅同志的统战方针和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报告转告你们作具体教育材料但须保证不外泄。”这是党中央对新四军统战工作的高度评价，这也为新四军中走出出色外交人员奠定了基础。

外交事务纷繁复杂，对国际与国内形势的精准判断至关重要，都要求极高的专业素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陈毅元帅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协助周总理活跃在外交战线上，为新中国走向国际舞台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姬鹏飞、袁仲贤、韩念龙还分别担任过外交部部长、副部长。彭明治、谭希林两位则在外交官任期满后回到部队被授予中将军衔。从新四军中走出来的27位外交官，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新中国外交官的能量。

（八）助力人民教育事业

新四军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战争年代他们用枪杆子、笔杆子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和平建设年代，他们又成为新的教育体制开拓者，新的教育理念实践者，为新中国培养、提供了大量高质量人才。新四军建军伊始即高度重视干部教育，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干部教育方针和政策。重建军部后，坚定落实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关于干部教育的方针，在培训目标、途径方法及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创新，兴办了50多所各级各类干部教育院校培养人才。其教育模式主要有5种：抗大式干部教育模式，以抗大为代表，主要培养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高中级军事工作干部。综合型干部教育模式，以江淮大学、苏中公学为代表，主要培养各种高级与中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才，具有早期综合大学的性质。党群式干部教育模式，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为主，主要培养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的高中级干部。专门学院式干部教育模式，以鲁迅艺术学院和华中卫生学校为代表，主要培养艺术、行政、医卫等专业人才。在职教育和社会教育模式，为提高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新四军大力扶持创办中小学，广泛开展冬学运动和识字扫盲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新四军官兵转到军事院校或当领导或当教员。例如，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张崇文；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王绍南；华东军区干部文化总校校长王枫；解放军装甲兵文化学校校长王胜、第六坦克学校校长；第六军医大学校长申涵等等，他们在新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指挥员和专业人才。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还有许多新四军官兵转入文教战线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他们有办学经验，能够把党的教育方针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去，为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省的教育厅都曾有新四军走出来的干部担任厅长，例如吴天石、戴伯韬、姚力、沙文汉、孙兰等人。还有从新四军走出后担任各类高等院校领导的干部，例如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夏征农，上海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薛尚实，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等。这些在教育战线奋斗过的新四军老战士，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发扬新四军革命精神，推动教育体制的一系列探索和改革，为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要素在新四军的发展历程中得到孕育，为后来开花结果，铸就一个新的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新四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历史定位

新四军的历史功绩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革命的建设历史上，都有着极其光辉的一页。正视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当下和未来，我们能够发现，新四军在共和国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孕育过程

新四军在根据地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军队建设等方面的探索，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留下的成果、经验、人才和革命精神成为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例如，新四军在根据地进行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使共产党的威望深入各界、各派和广大民众之心，成为新中国政权的雏形。再如水利工程的建设影响深远。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在安徽定远县领导修筑海东坝、新四军第三师宋乃德带领修筑宋公堤、四师师长彭雪枫带领修筑雪枫堤、第七师吕惠生在安徽皖江抗日根据地主持修筑惠生堤（又被称为黄丝滩江堤）等。

（二）成立过程

新四军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虽然撤销了番号，但其演变而来的人民解放军和创建的根据地，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突出贡献。例如在根据地内，实践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理论，为更大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提供了借鉴；坚持党内外人士合作共事，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下基础；贯彻《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总结典型经验，为基本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积累了经验；坚持打造清正廉洁的民族政府，为人民共和国的干部教育提供教材等。

（三）发展过程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教育等各个领域内都有新四军官兵的身影，他们以丰厚的经验、优良的作风继续在新的岗位做出成绩。例如，教育领域中新四军走出了3位教育部部长，分别是刘季平、何伟、刘西尧；7位副部长，分别是韦悫、钱俊瑞、雍文涛、周林、黄辛白、刘仰峤、段洛夫。此外，新四军传承下来的革命精神影响广泛，激励了一代代人攻坚克难、不懈奋斗建设社会主义。

（四）富强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终于发展到了今天这个繁荣昌盛的阶段。这期间有着无数的挑战和困难，但中国人民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智慧，克服了重重障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建国初期的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面，再到如今的经济腾飞，一切成就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都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奋发图强的拼搏精神，其中包括新四军传承发扬的革命精神，时刻警醒人民要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

（五）复兴过程

人民共和国是在经历无数的磨难和挑战之后，从苦难中坚定地走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必将走到民族复兴的彼岸。这一历史进程中，新四军历史文化中蕴含的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必将是激励我们直面内外部挑战，勇往直前的伟大精神力量。

硝烟已散去，但新四军功绩永存，精神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