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自12岁离开淮安后就再没有回过苏北老家，但他的心里始终装着家乡父老。苏北与南京仅一江之隔，在南京梅园新村期间，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的周恩来时刻牵挂着苏皖解放区的建设和安危，那里的军民也和周恩来和衷共济，共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民工修建运河堤
苏皖边区水患牵挂着周恩来的心
1946年夏季，江淮地区连降暴雨，淮河、大运河水位不断猛涨，苏北解放区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此，苏皖边区政府积极部署运河沿岸各地区党组织和政府的工作，全面整治运河堤防，同时急电南京梅园新村，请求中共代表团要求国民党开放长江、淮河及运河的沿江各坝，缓解灾情。接到电报，周恩来十分焦急，他立即发电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请求转饬江北运河工程局开放沿江各坝，让大水入江，使运河沿岸各县免遭洪水威胁。
不想当时的国民政府不但没有开放江坝，反而以“有碍国军行动”为名，借水灾之际加强对解放区的进攻。他们以重型轰炸机轰炸高邮附近堤防，扫射修堤人民，29名河工遇难，伤人无数。周恩来闻讯后极为愤慨，一边安排负责宣传的宋平、范长江等人，迅速将苏北运河和淮河流域水灾情况整理出来，分发给各新闻机构，揭露当局以水代兵、不顾百姓死活的罪行；一边指示苏皖边区政府加紧抢修运河堤。最终，在灾情严重又无外援的条件下，在反动当局空袭与经济封锁的种种阻挠下，苏皖边区全长300公里的运河堤，终于在大汛来临之前抢修完毕。运河堤在抗战期间被日伪及国民党部队恣意毁坏，支离破碎，抢修工程完成后基本恢复到抗战前的防水标准，赢得了边区各阶层和来此参观的中外人士的广泛赞誉。
边府在较短时间内修复运河南段，中外水利专家表示惊异
为边区运输食盐筹措经费 周恩来巧用美军登陆艇
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进驻南京梅园新村后，生活十分艰苦，主要靠在社会上以合法经济机构负责人身份出面的同志在艰难的经营中为党筹措经费，同时也靠苏皖边区政府的支持。苏皖边区政府有两次支持甚大。一次是1946年秋，周恩来派秘书童小鹏乘坐美军运输机飞往苏皖边区首府淮阴，找到政府主席李一氓和华中分局组织部长曾山，他们想方设法筹措了两皮箱法币，交给童小鹏带回南京作为代表团的活动经费。另一次是苏皖边区政府利用辖下的苏北盐垦公司秘密地运送一批食盐到国统区销售，所得款项也成为了代表团的活动经费。1946年9月，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受周恩来指示，到淮阴找到两淮盐务总局局长陈易，要求从苏北盐垦公司堆沟港拨3万担食盐。由于国民政府对解放区实施经济封锁，如何将这批食盐运送到国统区销售呢？正当为难之时，转机却突然降临。
有一天，港口驶来一艘美国登陆艇，装载着一部分中华救济总署运给苏北解放区的救济物资。苏北盐垦公司坨务股股长李向东正忙着指挥卸货，忽然接到公司经理刘云派通讯员送来的一纸密封便条，他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李向东同志，救济物资卸完后，原船立即上盐3万担放行”，落款是“刘云亲笔”。当时李向东十分纳闷，放盐数量如此之大，价值法币7亿元之巨，时间要求又这么急，只凭经理一纸便条，也未说清原委，其中必有缘故。
于是李向东专门去找刘云核实此事，刘云告诉他原委：“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南京办事处急需活动经费。这3万担盐是上级专门派人来安排的。通过一定关系，利用为中华救济总署运送救济物资的美国登陆艇，装这批盐至国统区，比较安全可靠，盐销售后的全部收入将作为我党驻南京办事处的活动经费”。刘云又说：“向东同志，出于保密，发运这部分盐不能经过多个部门办手续，所以只能以我个人的名义通知你放盐。”
不料，这批盐在运往国统区上海销售的途中，还是出了意外—被国民政府盐务总局税警缉私大队查获扣留。中共南京办事处的董必武知道后，专门给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写了一封信，缪秋杰接到信后批令税警团缉私大队将此批食盐放行，盐的运输和销售终于顺利落实。沈其震到南京专门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受到周恩来的嘉奖。
地主劣绅对抗土改 周恩来智解诘难
1946年5月，苏皖边区政府按照中共中央“五四”土改的指示精神，开展土地改革运动，遭到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的恶意对抗。在特务的煽动下，一些逃亡地主组织所谓的“苏北难民”到南京请愿，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为此，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上海、南京、重庆等地接到许多封关于苏北清算斗争的信件，众口一词，提到过火。”建议“可否在苏北之斗争方式择较温和办法，以便争取上层中产者阶级。”为此，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及时采取措施，纠正“左”或“右”的偏差，制定了“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改方针，并发出《关于争取逃亡地主回乡分地的指示》的通知，缓解了地主阶级的对抗。见此计不成，国民党特务又利用逃亡地主及流氓，以所谓“苏北难民代表”的名义，扬言6月26日要到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和民盟总部“请愿”，并采取暴力行动。25日，代表团于得悉的当晚即开会研究对策，，周恩来作了具体布置。26日早饭后，办事处只留下少数人看守，其余大部分人去游玄武湖和灵谷寺，特务们的企图最终落空。
时隔数月后，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礼堂举行的告别性记者招待会上，国民政府控制的记者仍就此事向周恩来诘难。周恩来沉着应对，智答记者的挑衅性问题。当时《扫荡报》的记者居心险恶地问：“我们《扫荡报》上天天报道苏北有大量难民逃过长江来，不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都说是你们共产党在苏北杀人放火造成的，不知有没有这种事？”周恩来笑笑说：“有的。但是我们杀的人都是那种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苏北人民非常痛恨他们，甚至要将他们的房子放火烧掉才解恨。我们共产党虽不提倡放火，但他们压迫人民、为人民所痛恨，人民才烧他们的房子，这也是人之常情。”听到这些，在场的许多记者无不报以会心的微笑，《扫荡报》的记者也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的在南京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
指着墙上挂着的《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形势图》，巧妙地回答了某些记者的挑衅性问题
为破解苏中危局 周恩来多次致电中共中央
苏皖解放区襟江带海，地富人稠，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隔江对峙，和握有中国经济命脉的上海也近在咫尺。苏皖边区杰出的民主建设成就，也吸引着国统区的进步人士、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他们纷纷投奔苏皖解放区。随着国共《停战协定》的签定，中共中央本着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一度准备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并计划将中共中央迁到苏皖边区的首府淮阴办公。1946年1月28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关于停战、政协会议等情况以及中共党员加入国民政府的名单，并提出中共中央的搬迁问题。政治局对此专门进行了讨论。2月2日，中共中央即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往淮阴办公。” 但“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何况苏皖边区欣欣向荣的民主建设和国统区的黑暗统治形成了鲜明对比，令南京国民政府“如芒在背”。国民政府一方面利用谈判的幌子为打内战争取时间，一方面对苏皖解放区推行蚕食政策。对此，周恩来多次电告，建议中共中央注意苏北解放区面临的严峻形势。6月17日，他致电中共中央：“蒋有可能将东北问题再拖数日，而先在苏北、山东开刀”，并建议延安令各地，“尤其是苏北等地，速做各种准备，迎接蒋方的进攻。” 6月29日，他又电告中共中央：“蒋必尽力挑衅，分为明打暗打两种。建议消灭对方嫡系有生力量，在苏皖组织游击战。”
7月后，形势越发严峻。苏中战役爆发前夕，即7月12日，周恩来紧急致电中共中央：“苏北大战即将开始。”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和情报，苏中解放区军民作了充分准备。在粟裕的指挥下，华中野战军从7月13日起实施苏中战役，最终七战七捷，歼国民党军五万余人。此役稳定了苏中局面，迫使国民政府重新回到谈判桌前。8月6日，周恩来应邀会见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同意先成立一非正式小组，商议改组政府。但是在商谈前中共必须接受五个条件，第一个即让出苏皖边区。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周恩来的拒绝。此后，随着和谈的破裂，周恩来于11月19日率中共代表团李维汉、邓颖超等10余人飞返延安，不久即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同毛泽东一起，运筹帷幄，继续为建立新中国而宵衣旰食，呕心沥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