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4日，江苏省水利厅公布了首批117处省级水利遗产名录，盐城境内共有8处水利遗产（包括1处隶属于苏北灌溉总渠管理处的阜宁腰闸）入围，其中宋公堤也入围其中。2023年1月11日，水利部公布了“人民治水·百年功绩”治水工程项目名单，宋公堤被列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治水兴水的12项治水工程项目之一。宋公堤位于盐城市滨海县境内，1941年由新四军在苏北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阜宁县首任县长宋乃德主持修建，该海堤北起中山河入海口头罾，南至淮河入海水道入海口扁担港，全长45公里，底宽21米,高7.8米。
一、中国共产党修筑宋公堤的背景
1939年《新闻报》10月27日中的《阜宁海啸惨状追记》报道：“民国廿八年农历七月十四夜，飓风侵袭阜宁一带海岸，海啸大作，冲破华成海堆三十余里，淹毙居民万余人。”该报11月27日中的《苏北盐城海啸惨灾报告》又报道：“八月间海啸惨灾，田畴尽成泽国，该县百余里之地，卤水淹毙尸身狼藉，除漂流下海之外，尚有两千七百余具。”海啸惨剧发生后，以杨芷江为代表的当地乡绅便赶到时任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驻地兴化，请求国民政府拨款修筑海堤，抵御海潮。
乡绅们经过数月地奔走游说，韩德勤才勉强答应拨款法币20万元作为筑堤经费。不幸的是，这仅有的20万筑堤经费，还被国民政府的各级官员层层盘扣，导致最后真正被用到修筑海堤的经费仅10万元。经费的短缺导致海堤不能按照设计的图纸施工，施工标准一再降低，最后完工时海堤仅仅在清代海堤的基础上增加了2公寸，矮小单薄的堤身远不能挡住汹涌的海潮，于1940年修筑完成当年8月1日就被新的海潮冲决，当地士绅杨芷江悲愤赋诗：“捍患未周无远虑，堤防重决有深悲。桑田坐看成沧海，庐舍行间痛离别。”苏北沿海人民再次受灾，民众无奈地戏称这条海堤为“韩小堤”。
1940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发展华中”战略方针的指示下，八路军第五纵队在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的率领下，连克阜宁、盐城等地，与新四军北上部队在盐城与东台之间的白驹镇狮子口胜利会师，打通了华北根据地与华中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开辟了苏北抗战新局面。同年11月，八路军第五纵队调归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领导，“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这支部队于1940年10月10日在阜宁县建立了抗日民主县政府，原八路军第五纵队供给部长宋乃德担任中共阜宁县政府的首任县长。新诞生的民主政府立足未稳，急需得到本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怎样在最短时间内取信于民、获得民心，就成了宋乃德上任后的头等大事。
二、新四军修筑宋公堤过程中开展群众工作的具体做法及其效果
1.坚持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声音
新四军在苏北站稳脚跟后，很快在阜宁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县长宋乃德四处走访调研，倾听群众声音，于1940年冬天在东坎召集当地乡绅开展座谈会，向他们征求县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上，杨芷江、田厚斋等人提出了修筑海堤，防潮御卤，保障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建议，宋乃德在杨芷江等人那里，了解到这两年海啸海潮规模、民众受灾惨状、“韩小堤”修筑与损毁始末、修筑海堤所需的人力财力物力等情况，从中体会到当地百姓对修筑海堤抵御海啸的迫切渴望。有鉴于此，宋乃德当即表示民主政府会尽快研究修筑海堤问题，保障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让悲剧再次上演。当时，民主政府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修筑海堤困难重重，但修筑海堤关系到沿海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百姓关注的头等大事，也是民主政府能否取信于民的关键所在。因此，宋乃德在座谈会后亲自前往沿海进行实地勘察，他带领工作人员丈量残破的旧海堤，测算新修筑海堤所需要的土方量，同时他还和当地灾民、乡绅就修堤事宜进行会商，从而在心中初步形成了修筑海堤的思路方案。
以宋乃德为代表的新四军抗日民主政权坚持调查研究，通过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声音，从而精准找出当地民众最为迫切的诉求：修筑海堤，挡御海潮。此外，以宋乃德为首的新四军官兵还亲力亲为，做好海堤修筑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真心实意地想为当地百姓做实事。
2.坚持民主集中，引导群众支持
1941年2月，抗日民主政府召开阜宁县参议会，会上参议长计雨亭、邓松三、田厚斋等三位议员联署提议修筑海堤。出人意料的是，在场的大部分议员并不赞成修筑海堤，他们认为修堤只有沿海百姓获利，但是却要全县百姓来承担负担，而淮河带来的灾害遍及全县，不如先修理淮河。宋乃德认为，反对修堤的议员并不是不关心沿海地区百姓的疾苦，一方面是他们长期处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形成了本位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也是因国民党政府“韩小堤”这个前车之鉴，他们对共产党抗日民主政府修筑海堤的诚意和能力表示质疑。从当天下午3点一直到晚上11点，会议各方就是否修海堤反复辩论，反对修筑海堤的议员仍占上风。以宋乃德为代表的新四军民主政权为了打消大家的疑虑，提出了修筑海堤的费用不需要由民众来负担，而是政府用盐税作抵押发行公债，并由政府负责偿还，抗日民主政府的诚意和决心最终打动了大部分参议会成员，修筑海堤的提案最终获得参议会通过。
会后，宋乃德向黄克诚做了详细汇报，黄克诚明确表示建海堤是一件关系到海边民生的大事，再困难也要修。随后，宋乃德向刘少奇递交了《关于批准修筑海堤的报告》。当时，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党政军首长正在盐城的泰山庙开会，会议间隙机要员送来宋乃德提交的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看后，又递给陈毅等人过目。根据刘少奇的提议，会议将原定的议题暂停，优先讨论研究修筑海堤的问题。刘少奇把修筑海堤看成是事关抗日力量的发动和新四军建立的抗日民主政府能否获得群众信任的大问题，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新政权刚刚建立，地方上要办的事情千头万绪，但应先抓大事，凡是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再小也是大事。陈毅也表示宋乃德的报告说得很清楚，阜宁县的海堤修与不修，直接关系到人民政权能不能巩固，共产党是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新四军是不是真正的抗日救国的人民子弟兵等等根本性问题，因此，这个海堤不仅要修，而且一定要修好。出席会议的其他同志也都表态赞同宋乃德的提议，于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回电宋乃德：“海堤的是否修筑，应从政治影响上决定，经济费用的估计，只能占次要的位置”。
在是否要修筑海堤这个问题上，新四军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广泛地听取民众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在“治海”还是“治淮”这个焦点问题各方僵持不下的局面下，以宋乃德为代表的新四军抗日民主政权敏锐地发现了各方争议的主要矛盾在于相关工程的经费来源，在明确了必须要修海堤的前提下，新四军抗日民主政权通过发行公债免除百姓负担，让老百姓看到了新四军抗日民主政权修筑海堤的诚意和决心。整个决策的过程是民主的，用盐税作抵押发行公债并由政府偿还，打消了群众的顾虑，最终说服引导他们支持修筑海堤的提案在参议会上通过。
3.坚持统一战线，团结群众力量
1941年4月“修堤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宋乃德担任总指挥，由八滩区区长陈振东兼任副主任。新四军抗日民主政权按照既定计划开始发行修堤公债，公债券上面印有可怕的海啸画面，以唤醒人民的警觉从而前来购买，首期公债计划发行40万元，并筹粮40万斤。新四军要修筑海堤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那里，他十分忌惮新四军在苏北能站稳脚跟，就散布谣言，说新四军在这里呆不久、公债卖完就携款逃走、中央军很快就会打回来、新四军修海堤是骗局实际上是想抽壮丁等等。敌伪谣言的传播，极大的阻碍了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修堤公债的发行进度，到了修筑海堤预计开工的日子，修堤公债只发行出10万余元，粮食也只筹集到12万斤。种种困难没有动摇新四军修筑海堤的决心，宋乃德派出大批新四军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揭穿敌顽散步谣言的阴谋，同时与县参议会共同努力，发动当地开明士绅购买修堤公债，修堤委员会仍按照原计划开工。
1941年5月15日，修堤委员会如期在海边召开修堤誓师大会，首期工程修筑中山河南岸头罾到废黄河口北岸全长27公里的北段海堤。开工的前一天，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与时任中共阜宁县委书记唐棣华宣布结婚，第二天一早，唐棣华就跟县长宋乃德一道参加了修堤誓师大会，民工们看到还是新娘子的唐棣华政委不仅亲临现场指挥，还带头挖土挑泥，便更加斗志昂扬。由于担心酬劳和口粮得不到兑现，开工之初只有千余人参加修堤，宋乃德意识到必须储备足够多的粮食，才能吸引更多民众参与到修堤工程中来。于是，宋乃德向黄克诚报告了粮食短缺这一情况，当时新四军三师自身也十分困难，然而即使这样，黄克诚仍毅然决然地调拨了12万斤军粮供修堤民工无偿使用，这极大的缓解了修堤工程的燃眉之急。同时，宋乃德又聘请颇有经商经验的管伯宁做修堤委员会的会计，并把自己的警卫连配备给他，让管伯宁到外地采购粮食，管伯宁也不负所托，前后共购买采集回30多万斤粮食。刚解决经费和粮食的问题，饮水问题又摆在了宋乃德面前，他积极动员沿堤七个乡的田主从30里外运来淡水，以解决修堤民工的饮水问题。有了这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民工很快从1000余人增加到9000余人，最多时人数规模一度突破15000人。
新四军在修筑海堤筹备过程中由于国民党散布的谣言而遭遇信任危机，导致公债发行受阻，粮食收购也出现困难。面对这一情况，以宋乃德为首的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主动出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动群众和开明绅士购买公债，确保工程进度不被耽误。在筹措粮食的过程中，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知人善任，聘请有经商经验的当地商人帮忙采购粮食，从而解决了粮食问题。在饮用水的保障上，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发动沿堤田主，坚持统一战线，从而凝聚了人心力量，为修堤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4.坚持实事求是，赢得群众信任
工程开始后，宋乃德主持召开修堤委员会会议，会议研究决定民工的工钱按照所做土方计算，每方土按照两角七分计算，这个工价比修筑“韩小堤”时候的七倍还多。到堤民工按区、乡、保行政区域编队编组，工钱发放的方式是先由工程师、民运队、乡保长会同验收土方，核算出每组、每人的现金数，公示到各工篷前，让民工知道他们各自所做的土方数量以及应得的工资数目。待民工核对无误后，再由工程师、民运队连章开具领单，办事处将领单发给各乡保长，各乡保长向会计处领取工钱后如数发放到各个民工手中。民工们分得工钱以后，即可与公示牌上数目相对照，看是否存在工钱被克扣的情况。需要指出的是，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还将整个海堤修筑过程的经费使用情况对民工做了公示，著名作家阿英1942年在《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宋公堤》中写道：“自上而下，自始至终，弊端毫无，而工作情绪却因此日渐增强”“办事人的不官僚，与工夫大众，同其艰苦。其由政府、部队方面派来的，本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一贯艰苦作风，固使工夫惊异不象过去那些贪污官僚，而和他们打成一片，同甘共苦。更使这些青年的农民、盐民、渔民，耳目一新，心悦诚服”。
在工地上担任领导和工程管理的县、区、乡三级干部，和民工们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工棚，与民工们打成一片，使得民工们备受感动和鼓舞。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抢时间、抓紧度，整个筑堤工地上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到了1941年6月5日，除去阴雨天气不能施工，整个北段海堤工程实际用时15个工作日便顺利完工。北段海堤的完工增强了民众对新四军抗日民主政权的信心，所以在南段海堤开工前，修堤公债已经售出60万元。修堤委员会在北堤修筑经费使用的基础上经过缜密计算，得出现有60万经费已够整个修堤工程支出的结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便不在发行原先计划的剩余40万修堤公债。
修堤过程中工钱的发放无疑是参与修堤工程的民众最为关心的事，新四军坚持实事求是，通过核算土方量来计算现金数，随之公开每个人的现金数，让民工领到工钱后能对照核算，确保每个人工钱发放准确、不被克扣。在北段海堤修筑完成后，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坚持实事求是，及时调整工程经费预算，取消剩余部分公债的发行，求真务实的态度让民众相信新四军修堤不为圈钱，而是实实在在地为民做实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贯穿新四军修堤始末，这也真真切切地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5.坚持同甘共苦，加深群众感情
1941年6月20日，从废黄河口南岸到扁担港的南段海堤修筑工程正式开工，南段海堤虽然只有18公里，短于北段海堤，但是修筑过程却历经波折、惊心动魄。首先就是天气，修筑南段海堤时已经进入“梅雨”时节，连日的刮风下雨加上时疫流行，工地上出现了很多主张停工待秋后再修的声音；其次，从地利上来说，废黄河以南到扁担港之间河港众多，筑堤之前需要堵住河口截断潮流；再者，日伪顽不断骚扰破坏，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获悉北段海堤顺利完工，气急败坏之余命土匪顾德扬带人对修堤工地上的干部实施暗杀，6月23日，也就是南段海堤开工后的第4天，工程处监工员、阜宁县粮食局科长陈景石在尖头洋工地被伪装成新四军的土匪杀害，7月初，日本空军轰炸大堤，将炸弹投在大堤附近。
一系列的困难险阻并没有吓到新四军，以宋乃德为首的新四军抗日民主政权一一将之化解。面对恶劣的天气条件，宋乃德拖着病体从东坎指挥部亲临筑堤一线，他先召开修堤委员会会议，苦口婆心地阐明暂停施工的弊端和后果，一旦暂停施工，已经修筑的海堤即使不全部毁坏也会损失大部，同时宋乃德还召开各级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动员大会，大家在宋乃德的带领下坚定信心，一致同意把南段海堤工程继续修建下去。针对堵口难题，宋乃德带领新四军官兵同修堤民工一道，共同奋战在修堤一线，众多河口中，五丈河的堵口工作最为困难，这条河宽八丈、深五丈，故而得名五丈河，宋乃德同管理人员、民工一起携土包跳入水中，彼此两臂相扣形成人墙，挡住汹涌的潮水，其他民工得以投填土包、泥块，终使河口得以如期合龙。
尖头洋工地发生的惨案引起民工们极大的恐慌和不安，为此宋乃德及时印发《为尖头洋事件告工友书》，揭露敌人暴行及其政治阴谋，稳定民工们的情绪，同时黄克诚在“反扫荡”的艰苦斗争中抽调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的官兵进驻工地，保卫筑堤民工，新四军官兵们一面保卫民工，一面还参与到修堤工作中，工程得以继续进行下去，经此事件群众加深了对日伪顽匪的痛恨和对新四军的信任。整个修堤过程中，工地都始终处于敌人的破坏和威胁之中，但新四军与群众同甘共苦，军民之间建立起鱼水深情，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诡计。
在修筑南段海堤的过程中，新四军面临了数个困难，以宋乃德为首的新四军官兵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坚定信心把海堤继续修建下去。新四军与群众同甘共苦，在保卫民工的同时还投入到海堤的修建工作中，用实际行动鼓舞群众斗志，确保了修堤工作能够按期完成。
三、新四军修筑宋公堤时期开展群众工作的当代价值
1941年7月31日，历经困难险阻后，整个海堤修筑工程终于宣告竣工，这条大堤与国民党韩德勤省政府修筑的“韩小堤”相比较，高度超出了三分之二，长度超出了十分之三。大堤修筑完工后不久，新的海啸突然席卷而来，水位比1939年的海啸高出20公分，时间也延长20分钟，但新堤高大坚固，虽屡经冲击，仍稳如泰山，岿然不动，民众为此欢呼雀跃，新四军抗日民主政权主导修建的水利工程取得全面胜利。为了纪念以宋乃德为首的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功绩，当地士绅杨芷江撰写碑文，著名书法家何冰生书丹，顾汝磊篆额，汪继光刻字，一块记载着共产党和新四军丰功伟绩的《宋公纪功碑》就竖立在了大堤上，而这条海堤也被人们称为“宋公堤”。宋公堤的工程图纸，沿用了韩德勤政府的“韩小堤”图纸，韩德勤政府为修了一个“袖珍”海堤拨款20万元，换算成中共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新币为200万元，而此次修筑的新堤整个工程共计花费新币51.87万元，仅为“韩小堤”的四分之一，海堤公债的支出也由县税在1942年就全部还清。
在那个动荡不安、敌强我弱的年代，新四军能想百姓之所想，解百姓之所难，始终将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团结社会各界力量，排除万难、军民一心，使苏北人民彻底摆脱了海潮之患。而新四军修筑宋公堤时期开展的群众工作，在新时期也具备许多当代价值。
其一，群众工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传家宝”，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宋公堤之所以能够修筑成功至今屹立不倒，很重要的原因是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开展了群众工作。在共产党修筑“宋公堤”之前，国民党政权也修筑了“韩小堤”，但这个“韩小堤”在修筑完成后不久就被冲决。“韩小堤”的修建并非国民党韩德勤当局的本意，1939年8月底苏北地区海啸发生之时，韩德勤正积极谋划着反共寻衅摩擦，对修堤之事并没有多大兴趣，导致请愿修堤的杨芷江等人在当时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驻地兴化迁延数月，四处碰壁，最后在舆论的压力下，韩德勤才不得已答应拨款20万元修筑海堤。20万元要是真被用到大堤上，费用也是充足的（宋公堤最后所用经费仅为这20万的四分之一），但设计出来的图纸先后三次被修改，堤坝设计的高度一降再降，最后比高潮位还低，根本不具备挡潮作用。“韩小堤”在施工过程中腐败丛生，最后真正用到工程上的费用仅10万余元，剩下的近半数修堤经费都被层层盘剥克扣掉了。没有修堤主观能动性再加上贪污腐败，“韩小堤”的溃决是在所难免的。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抗日民主政权一经在苏北立足，就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里，在充分调研后听取民众的呼声修筑海堤来保障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即使在修筑海堤前遇到经费不足、粮食不足、饮水不足等困难，仍然坚持如期开工，开工后遇到天气问题、工程施工问题、工地安全问题，也不改初心，在新四军抗日民主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宋公堤”得以修建完成。在那个动荡不安、敌强我弱的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能想百姓之所想，解百姓之所难，始终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团结社会各界力量，排除万难、军民一心，使盐阜人民彻底摆脱了海潮之患。坚持群众路线，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的“生命线”和“传家宝”。
其二，“宋公堤”蕴藏了丰富的红色水文化，新四军修筑宋公堤时期的群众工作，既为宋公堤顺利建成提供了思想保障，也丰富了红色水文化精神内涵，更为我们当代开展群众工作提供了丰富经验。对于“宋公堤”水利遗产的物质遗存，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保护，同时要有立法手段来保障，从而避免“宋公堤”被破坏。现滨海县内已经建成宋公堤纪念馆，需要进一步梳理挖掘当时的原始资料，充盈纪念馆红色水文化的精神内核，以专业的管理队伍和充实的资金保障将纪念馆打造成具有盐城地方特色红色文化宣传阵地。通过物质层面和非物质层面努力，将“宋公堤”红色水文化保护好、弘扬好、传承好。
其三，通过研究新四军修筑宋公堤时期的群众工作，将会对其他红色文化的研究带来启发和借鉴。红色文化的研究和价值挖掘，对当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群众工作维度来研究红色文化，也有着诸多现实意义。第一，拓宽原有红色文化的研究广度和深度。红色文化的研究成果颇丰，群众工作研究能深度剖析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初心使命，从而坚定大家的理想信念，坚定跟党走，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运用群众工作方法研究红色文化，可以拓宽人文学科从业人员的工作思路。新四军在修筑宋公堤时期的群众工作方法放到今天仍然适用，凝聚了党智慧结晶的工作方法需要不断发掘和发扬光大。第三，通过群众工作方法研究红色文化，能够更好地赓续红色血脉。讲好红色故事，有助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凝聚人心力量，使之成为各行各业干事创业、砥砺前行的动力和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