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教育是纪律建设之本。抗战时期，新四军极为重视通过纪律教育来实现指战员的守纪自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探究新四军纪律教育的成功做法和实践经验，对于新时代党纪学习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新四军纪律教育的历史实践
（一）部队初创时期：着重开展群众纪律教育
1938年1月10日，新四军军部从武汉转移到南昌后的第四天，在各项工作千头万绪的情况下，军部机关就专门召开干部会议，会上项英作了《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的讲话，提了十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后被称为新四军的十条军规。1938年四五月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后，即开赴华中战场。此前长期的游击生活，使得战士们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自由散漫、不拘小节的游击习气。部队开赴华中之后，为了避免对华中民众造成不必要的打扰，树立起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新四军领导人就结合华中敌后抗战的斗争形势，以新修订的“三大纪律”“六项要求”和“十项注意”教育和约束广大指战员的言行。1938年6月，陈毅率新四军第一支队进入江南地区，即提出“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的“三不”纪律，获得江南民众广泛赞誉，为新四军在江南立足打下基础。
（二）重建军部时期：着重强化政治纪律教育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苏北重建军部。刘少奇和陈毅等领导人全面总结了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把新四军建设成强大的正规化的党军”的口号，这一时期着重强化干部战士的政治纪律教育。刘少奇在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强调：“党军是执行党的政策任务的工具……在目前，党的政治任务总的方针就是要求得中华民族完全的独立，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为了达到这样的政治任务，就必须……强调加强党在部队中的领导，提高干部的党性，向干部进行党的教育。”陈毅在《论建军工作》报告中指出：“正规化党军的第一个要求，是在政治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养成全军服从党的领导的天性，执行党的政策的完整性，执行命令的坚决性。”
（三）经济困难时期：着重开展生活纪律和工作纪律教育
1941年-1943年这一阶段，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处于经济极端困难时期，这一时期着重在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减轻人民负担、反贪污腐败等方面加强教育。1941年6月，刘少奇在华中军分会会议上，批评一师供给工作在用钱方面不规范，教育大家要重视勤俭节约和遵守经济纪律：“现在的弱点就是浪费公粮和乱用钱，尤其是一师，我们要更多注意这一点。……一师供给工作总搞不好，政治、军事上的负责人对这个工作忽视，经济制度不严格，因此浪费很大。有些负责同志随便批钱，比如一个团长他可以批准特务员40块钱去诊病，这不但会发生不好的影响，同时也不合经济手续。以后严格规定团级首长不能随便批钱，自己用钱也一定要经过供给部长的批准才可以，自己没有权力批。”为了防范、打击贪腐，新四军及华中各根据地先后颁布《关于开展反贪污腐化反投降主义倾向的训令》《淮北苏皖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盐阜区各县惩治公务人员贪污暂行条例》《苏中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法纪法规，通过这些纪律规定，干部战士和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受到教育，其公务行为受到约束。
（四）整风运动时期：着重加强廉洁纪律和组织纪律教育
1943年春--1945年8月，新四军大力开展整风教育学习活动，各师联系自身实际开展思想教育。一师着重针对少数干部比资格比地位比待遇等不良倾向，开展整风教育；二师针对贪腐现象召开干部会议，教育挽救了一批犯有错误的干部；三师提出严格群众纪律、加强干部党性锻炼等要求，广泛开展思想政治建设；四师针对部分干部打骂战士的现象开展整风教育，密切了干部战士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五师针对孤悬敌后、日伪顽夹击的复杂斗争环境，对全师普遍进行阶级教育，使广大党员和干部树立起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念；其他一些单位也都结合自身的情况，进行各种生动实际的整风教育。
二、新四军纪律教育的成功经验
（一）教育阵地坚实牢固
新四军通过开办各类干部学校，集中培训部队骨干，把传授理论知识和锤炼过硬作风统一起来。新四军军部从武汉移驻南昌后不久即筹建教导队，着手干部培训工作。教导队在抗大办学模式基础上，结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和管理。此后教导队扩建为教导总队，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教育方针，部署和开展教学活动。重建军部后，军部领导人吸取皖南事变教训，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先后创办了华中党校、抗大分校以及各地行政学院等一批有影响的干部学校，专门设置党性教育、廉洁自律、艰苦奋斗、群众工作等课程，对官兵进行全面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军规军纪教育，为新四军和根据地培养、输送了大批素质过硬的军政干部。
新四军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宣传和引导作用，通过创办报刊杂志建立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阵地。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先后创办了250多种刊物，如《抗敌》《真理》《先锋》以及《江淮日报》《新华报》《盐阜大众报》等，这些报刊杂志经常刊登领导人关于廉政教育的讲话、文章，对广大指战员进行纪律教育和作风教育。这些刊物还及时报道有关纪律方面的事件，对贪污腐败等反面典型予以揭露、进行批评，对清正廉洁的先进事迹给予表扬，及时推广，很好地发挥了监督和教育作用。如：《真理》第4期刊登《关于郭力军错误的决定》、第18期刊登《关于开除陈新党籍的决定》等文章，对一些不良现象和作风不留情面地予以批评，指出问题所在，进行有力的舆论监督；《盐阜大众报》先后刊登《民主政府的干部多清白》《单怀佐不受贿 区里说他好干部》等文章，通过报道一些基层干部吃苦耐劳、廉洁奉公，勤勤恳恳为老百姓服务的事迹，表明民主政府政治建设的新气象，号召广大指战员向先进模范学习。
（二）教育形式丰富多样
新四军把“思想上建党”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采取平时教育、集中轮训、个别谈话等方式，利用冬学、夜校、半日校、读字组、读报组等形式，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军队纪律教育。据曾是新四军文化教员的周仁甫回忆：“那个时候，一到部队就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思想教育是十分严格的。”“不打仗的时候，就会上政治课，把战士集中起来，讲革命人生观，讲军民关系，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了强调纪律，新四军指战员几乎每晚都要开会学习，“很多战士不识字，文化教员就把部队纪律编成歌词或者顺口溜，这样好记，有的战士睡着了说梦话还在唱《纪律歌》。”据原任新四军第一旅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大队长的束颖回忆：“那时晚上也开卧谈会。睡前5分钟，大家会躺在秸秆或稻草的地铺上，进行表扬、批评，或者谈心。大家都很坦诚，说话也不会拐弯抹角，团长、队长有什么错都敢讲，领导也没架子，有不对的地方就自我检讨。”为了宣传学习法律法规，盐阜区政府专门编撰了《盐阜区财经法令汇编》，组织人员系统学习，教育大家反对渎职懈怠、损公肥私，倡导恪尽职守、勤政为民。
新四军和根据地党组织把整顿基层党支部工作当做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提高军队战斗力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举措，要求共产党员无论在地方还是在部队，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无论职位高低，无论斗争环境如何险恶，都必须过好组织生活。各级党组织经常召开党员大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大力开展模范党员和模范党支部的创建活动，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作风得到进一步发扬。各级干部以普通党员身份自觉参加党组织活动，及时向党小组汇报思想，虚心听取讲评；同时，他们带头遵纪守法，主动接受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为全体党员干部做好榜样。1943年7月，六师十八旅旅长刘飞在旅直属总支全体党员组织生活会上说：“今天我们一般的党员都经过锻炼，但是还很不够。个别的党员贪污腐化，失去自己立场，甚至脱离革命的现象也有发现，所以我们党员应该加倍努力来加强自己的修养和锻炼”，“思想意识不正确，则在生活行动上也会不正确”。这一席话表明当时各级党组织正是通过组织生活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同各种错误思想和不正之风作斗争，从而不断提升自身的修养和锻炼。
1942-1945年，新四军开展了历时4年的整风教育。陈毅军长在军直机关高级干部整风会上首先开展自我批评，之后各师负责人在师会议上检讨思想和工作作风，随后整风运动在新四军和华中各根据地普遍开展起来。整风过程中，各部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抓住重点问题加以解决。1943年5月，新四军一师师长兼政委、苏中区党委书记粟裕在一师干部会议上作《目前部队中存在的不良倾向问题》的报告，指出要克服干部中存在和滋长的个人享乐主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资产阶级的剥削意识等不良倾向，作为党内思想教育的严重任务。苏中区党委对整风运动高度重视，成立整风学习委员会，由粟裕任主任，陈丕显、管文蔚等为委员。整风过程中，主要领导亲自抓、亲自过问，并作辅导报告。一些在执行纪律规范上存在错误和缺点的同志，经过学习教育，提高了思想觉悟，消除了思想顾虑，主动检查交代，承认错误，接受教训。经过党小组和党支部集体鉴定，组织上免于处分，使这部分同志既改正了错误，又放下了思想包袱。通过整风运动，强化了新四军的自身建设，进一步提高了队伍的战斗力，为新四军赢得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新四军还积极运用戏剧、对联、诗歌、歌曲等多种文艺形式进行廉政宣传和纪律教育。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同志，你走错了路》《照减不误》《宁死不屈》《陷入圈套》《路遥知马力》《过关》等大量的廉政教育作品，这些反腐倡廉的好戏在各根据地多次演出，深受干部战士和根据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对各级领导干部也起到了防止蜕化变质的警示教育作用。阿英创作的五幕历史剧《李闯王》演出后在干部、战士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大家对李自成、李岩、刘宗敏、牛金星等剧中人物留下了深刻印象，谁要是工作中出现了骄傲自满的苗头，就会被告诫“要记住李闯王的教训”!或者被指责“你有点像刘宗敏了”!在整风中，大家自觉以该剧为镜子检视自己的言行，纠正错误思想。音乐工作者创作了《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廉政歌》《三不走》等加强纪律教育的作品，这些简单通俗的歌曲在军中广为传唱，美术工作者也创作了《军民团结》《宁死不踏青苗》等一批宣传纪律教育的画作。还有反映纪律和廉政建设的宣传对联，如：“为人民公仆，做革命功臣”、“畅怀天下兴亡志，善择人间香臭名”、“贪赃枉法，尽费心机，总要有痕，怎逃脱恢恢天网；廉政奉公，恪忠职守，方能无愧，不玷污皎皎人生”等，这些质朴通俗、朗朗上口的楹联，很好地宣传了廉政建设主题。
（三）以案说法警示深刻
新四军不隐瞒内部出现的贪污腐化分子，通过召开公审大会，对典型案件公开审判、严惩，起到警示全体干部战士的作用。1938年春，新四军进入苏南地区。一位参军多年的老红军因奸污妇女，引起当地群众强烈不满。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和军法处调查属实后，向陈毅汇报：虽然奸污并非死罪，但如不严惩，就会脱离群众，并给国民党以把柄。为了严整军纪，陈毅果断下令召开公审大会。公审大会上，陈毅重申了新四军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军法处对那名老红军现场执行了枪决。当地民众深感震撼，全体干部战士也受到深刻的警示教育。
据新四军老战士潘开田回忆：一次战斗期间，一个战士拿了老百姓的银镯子，被抢百姓到连队哭诉，连长便让战士们列队站在院子里，然后让老百姓辨认，老百姓揪出了那名战士。“后来，就开大会，进行公审。”说完，老人又加了一句，“他第三天就被枪毙了，这样的事少，大家也特别震撼，很受教育。”
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听说淮北群众对骑兵团的马踏坏庄稼很有意见，就亲自到骑兵团开展纪律教育。他说，马应听人指挥，人应听党指挥，党决不允许任何人借口“特殊”，让马践踏群众的庄稼，啃群众的树皮，吃群众的青苗。他教育战士“在敌人面前一定要像猛虎，在人民面前一定要像绵羊”。经批评教育后，骑兵团基本杜绝了战马脱缰的现象。
（四）干部带头言传身教
古语云：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各级领导干部深知这一道理，他们严以律己、公私分明，成为广大指战员的标杆和楷模，起到了言传身教的教育效果。项英招待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时，特地交代餐费从他津贴费中扣除。陈毅与张茜贴两个喜字、吃一碗面条、铺一张稻草床就结婚了。粟裕发现他的坐骑啃了群众家的树皮，当即拿钱赔偿，并买来树苗亲自补栽。黄克诚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都十分严格，1941年在苏北结婚时与夫人唐棣华订立“约法三章”，这个“约法三章”成为他们夫妇俩一生及子女们都共同遵守的“家规”。
新四军各级领导不仅在行动上做表率，以身作则、严守纪律，而且亲自担任纪律教育的宣讲者，要求将新四军建成为一支纯洁清正的革命军队。新四军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渗入，如“把军队看成个人财产”的军阀观念，“把人民当成奴隶，不把人民当主人”的封建思想，“把政府看成军队的工具，以为政府是老子打出来建立的”随意打骂政府人员的思想观念等。新四军领导人对这些错误思想及时清除及时纠正，并经常抓反复抓，使部队成为一支政治坚定、思想纯洁、作风过硬的革命队伍。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在讲话、报告、文章、信件中对此进行了充分阐述。1942年7月，刘少奇在赴延安途中给陈毅的信中强调：“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我们不应该姑息那些官僚主义者及贪污浪费者。”《真理》杂志上刊登的张云逸《克服浪费，厉行节约》、《共产党人》创刊号上刊登的张鼎丞《介绍新四军一个模范党支部》、《建军》杂志刊登的张鼎丞《永远做人民最好的勤务员》等文章，都是联系实际问题、倡廉反腐的极好教材。
三、新四军纪律教育的现实启示
（一）政治纪律教育始终放在首位
新四军在开展纪律教育的过程中，始终将政治纪律教育摆在第一位。特别是重建军部后，新四军领导人及时总结皖南事变教训，把“建设正规化党军”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着重强化干部战士的政治纪律教育，保证了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始终遵循正确的政治方向开展各项工作。
新时代加强政治纪律建设，必须把强化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观念摆在首要位置，全面提升党员党性修养，着力提高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的自觉性。一是要加强修养自律，通过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的修养自律，切实增强党员干部自律意识和纪律观念，不断强化自我管理；二是要加强制度监督，强化政治纪律教育的体制机制建设，落实好开展政治纪律教育时的责任机制、考核评价体系及监督问责机制；三是要加强自我约束，不断进行自我剖析、自我反省，“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二）确保纪律教育经常化制度化
毛泽东同志在谈党的作风建设时曾说：房子是需要常常打扫的，否则就会积满灰尘。对于同志思想的工作而言，也会沾染一些灰尘，必须要进行及时的打扫。新四军从最初成立到抗战胜利，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在这一过程中，新四军始终把纪律建设和廉政教育看作革命的基础，对纪律教育常抓不懈。
纪律教育不是一项阶段性工作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只有将其制度化才能保证纪律教育的经常性开展。各级党组织要将纪律教育纳入工作的总体部署之中,细化纪律教育责任主体、责任目标、责任任务,促使纪律教育工作层层落实、层层压紧,实现纪律教育的制度保障。
（三）创新教育载体，丰富宣传形式
为加强纪律教育，新四军通过开办干部学校、创办报刊杂志，积极拓宽教育阵地和载体。同时，新四军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用歌咏、舞蹈、绘画、戏剧、快板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党风廉政教育。经过系统、广泛的经常性宣传教育，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和纪律意识都得到很大提升，有效地遏制了军中出现的享乐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和假公济私、贪污腐败等违纪现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开展纪律教育，在坚持借鉴吸收党在历史实践中积累的好做法、好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注意推陈出新,探索创新纪律教育的新模式、新载体、新方法,切实增强纪律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一方面，要用好现有模式，包括廉政教育基地、党校培训课堂等教育阵地，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籍读本等教育载体，以及“三会一课”、警示教育、知识竞答、演讲比赛等传统形式。另一方面，要创新宣教方式。充分发挥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的网络影响力，拓展教育阵地；积极推进纪律教育与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尝试将抽象的教育内容转化成文创、动漫、短视频、微电影等易于接受的“视觉代码”，提升宣教效果。
（四）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示范效应
新四军领导干部不仅是纪律建设的倡导者，而且也是纪律制度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严以律己、淡泊名利，以清正廉洁、公正无私的形象，给广大指战员作出了很好的表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们的示范带动下，新四军广大指战员自觉遵守纪律，共同维护纪律、巩固纪律，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指令，成为一支执纪严明的抗日铁军。
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先进典型引领示范，历来是我党我军重要的工作方法。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和纪律教育，同样离不开先进模范人物的典型示范。要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头作用，通过对先进典型模范守纪事迹的广泛宣传，让更多的党员干部受到教育、得到启迪、见诸行动。一要科学选树典型，选树群众认可、经得起检验的遵纪模范；二要积极宣传典型，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网宣平台，及时发布遵章守纪典型事迹；同时，还要注意客观宣传，深入解读，对过度宣传、恶意炒作要坚决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