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星在写作
《追寻铁军》，是研究新四军军史的学者丁星同志著述的一部重要著作，厚厚的、沉甸甸的，每一次庄重地打开这部文集，都会使我对丁星的学识与胆识深表敬意。为了对历史负责，对党史负责，对英烈负责，对未来负责，他严肃而坚实地以史实为依据，用实事求是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摈弃一切顾忌，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讳，如实地阐述史实，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做到这一点，对于任何时代书写历史的史学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丁星用他的坚毅与执著做到了。
订正《毛泽东选集》两处注释
《毛泽东选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典中的经典著作。能为《毛泽东选集》作注释的，必然是当代最权威的党史专家。然而，丁星在细读注释时，发现其中有关新四军军史部分，竟有两处阐述得不准确。
一是，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1934年至1935年间，中国南部红军的主力转移时，曾经留下了一部分游击部队，在8个省份内坚持了14个地区的游击战争。”注释将这14个地区一一列出。对此，丁星指出，正文和注释均有疏漏。坚持南方8省游击战争的，不是14个地区，应是15个地区，其中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成了新四军。丁星指出，《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注释漏记了闽中游击区。他详述了闽中游击区应认定为独立游击区的史实依据，并指出了闽中游击区被长期忽略的原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再版《毛泽东选集》时对相关注释进行了更正，将南方8省的游击区由14个改写为15个，组成新四军的红军游击队由13个地区改写为14个地区。
二是，《毛泽东选集》载文：“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版和第二版对这句话都作了注释，但两版注释，既没有说清部队南下的时间，又没有说清二万余人的南下部队究竟是哪些部队。二版注中提到了一个“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另一些相关的军史研究论文中，也曾泛泛地提到了黄克诚部，或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南下部队。但，作为严谨的军史研究，就必须说清这二万余人南下的准确时间，和他们的具体构成。丁星在《八路军南下应是四支部队》一文中清晰地指出，部队南下，不是第一版所说“是中共中央1940年1月的决定”，而是中共中央为实现“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作出的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从1940年3月中旬开始，中央军委、毛泽东、王稼祥，就给朱德、彭德怀发出了一系列的电文指示，由此，南下的四支部队于1940年5月和6月陆续出发。丁星在文中具体介绍了这四支部队的建制组成、发展、演变、沿革，一直讲到抗战胜利，这就将“二万余人”的来龙去脉完整地叙述清楚了，使这一段史实和二万余英勇将士的身影，永远清晰地展现在绚丽的历史画卷之中。
辩陈毅会不会打仗
丁星在《陈毅：文武兼备的新四军统帅》一文中，指出并纠正了在社会上流传较广的一句话：“陈毅不会打仗。”
丁星的辩析文章从三个方面研究论证了陈毅会不会打仗的问题。一是，作为一名战略家，陈毅统观全局，深谋远虑，从而能深刻领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并以大无畏的气概，不顾国民党的限制，不顾项英的阻挠，毅然亲率部队东进北上，挺进苏南、苏北，实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并最终取得了战略完胜。二是，作为一名军事家，他亲临前线，靠前机动指挥，取得了黄桥战役、盐阜地区反日伪军扫荡和程道口反顽军等战役的胜利。三是，作为一名帅才，他胸襟坦荡，没有门户之见，知人善任，不论他们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或是来自八路军、新四军，他能将这一大批有才干的高级将领，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才能，从而取得了新四军成长、发展、壮大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完胜。这些，难道是一个“不会打仗”的空头统帅能够做到的吗？
谈到陈毅，在《追寻铁军》中还有一篇重要文章必须提及，那就是《〈陈毅年谱〉补遗》。《陈毅年谱》是一部由陈毅元帅长子陈昊苏亲自作序，计96万字的“容量很大真实可靠的编年记录”。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精心编撰的宏篇巨著，却令人遗憾地出现了不少差错和遗漏。丁星在文中指出了年谱疏漏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陈毅文电，又补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陈毅的军事活动；并希望党史军史学者能编出一部更完备的《陈毅年谱》，以使后人在学习和研究我党我军的历史，学习研究陈毅光辉一生时，有更为翔实的史料依据。
定远县抗日民主政权并非“华中”第一
人们大概知道刘少奇同志曾是新四军的政治委员，但对刘少奇在新四军中的建树却不甚了了。《追寻铁军》中有《刘少奇对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杰出贡献》一文，对此有周详记叙，恕不赘述。
我要指出的是，《追寻铁军》还有《华中抗日根据地初期县级政权考》一文，提到刘少奇亲自组建的定远县抗日民主政权，多年来一直被说成是华中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对此，丁星指出，这“第一个”是误传，不符合史实。在1940年3月17日成立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之前的1938年8月初，在豫皖苏边区就成立了萧县抗日民主政府。1939年5月又成立了永城县抗日民主政府，还有夏邑、亳北、宿西等县级抗日民主政府。
丁星指出，谁是第一个，本来并不重要。但是，把定远县说成第一个，由此演化成在此以前华中没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更在50多年后，进而被引申为：少奇到北方局短短两年多，我党已经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政党，我军也成为最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相形之下，华中则冷冷清清，十分空虚。这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丁星就此指出，“这就关系到正确记述、正确评价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党史和军史的严肃的问题了。丁星指出“第一个”的问题，不仅是为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更是为当时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确立一个正确的历史定位。
“较真”是为了尊重历史
为了新四军军史的准确记述和传播，丁星勇于争辩，善于争辩，这正是《追寻铁军》一书的主要特色。他左推右挡，挥舞拳脚，与来自各方的不正确记述与宣传，与推理历史、想像历史、甚至是伪造历史者争辩。他在争辩中，摆出的充分史实，不仅歌颂了毛泽东的伟大战略思想，歌颂了周恩来、刘少奇、陈毅，还歌颂了张云逸、粟裕、黄克诚等一大批新四军中的帅才、将星的历史功绩，甚至对历史上有争议的项英，后来犯有错误的饶漱石，对他们当年在新四军中的表现，丁星都不惜笔墨，为他们争辩个明明白白，把凡是不属于他们的罪与错，都不妄加于他们的头上。他不断争辩的目的只有一个：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
丁星可真“较真”。他主编了《新四军军史》《第三野战军战史》等一大批军史巨著，从正面书写了我党我军的奋斗成长史。不仅如此，他研究的对象，甚至包括新四军当年的对手，无论是日军或是顽军，他们是谁，这些人的来龙去脉，直至他们的最后结局，丁星都蛮有兴趣地刨根问底，想查个一清二楚。他还关注到新四军的友人，从国民党民主派到爱国华侨、国际朋友。他的刨根问底是有道理的，只有把敌我友三方都搞清楚了，才能还原当年战争的全貌。一个典型案例，是一篇《新四军首战敌方考》的文章，丁星从“不易找到”的日军档案中终于找到线索，又与当时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在韦岗战斗后的报告等多个文献相比照，终于把这支在韦岗战斗后不久即奉调回日本的侵华日军的番号给查明了。
丁星的钻劲真是可以。他撰写的《关注山东是毛泽东对新四军的一个重要决策》一文写到，刘少奇于1942年7月9日从华中返回延安，途经山东时收到毛泽东发来的一封绝密电报。电文指示：“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丁星硬是把这封绝密电报找了出来，并从中“发现”和破解了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其“深”、其“远”，令后人大为惊叹。
1942年7月，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抗战胜利的曙光也还没有显现。处于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正与日伪顽胶着鏖战，打得难解难分，就在这时，深谋远虑的毛泽东已经想到了抗战胜利后，想到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想到了那时可能的敌我态势，并未雨绸缪，预作布局，提出“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从那时起，就需注意“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毛泽东说：“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
日后的历史发展正如毛泽东“预先计及”的那样，山东成了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枢纽”，例如1948年9月打响的济南战役，就成为我们进行战略反攻的第一仗。
争辩、较真、钻劲，都源于丁星性格的执著。对于丁星的执著，我肃然起敬！
我尊敬这位严守军史哨位的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