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久远，很少有人知道1935年组建于四川旺苍县的红军水兵连，也很少有人知道这支水兵为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水兵连在东河泅渡训练、造船的遗址和数十里扛船路线，已成为省、市、县文物保护单位。

建连旺苍坝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渡赤水北上，进入川南，进抵长江南岸。川军刘湘集中了36个团的兵力乘机南下，沿江布防，全力堵截中央红军渡江北上。中共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集结主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协同中央红军作战。

　　红四方面军总部接电后，立即在旺苍坝（今旺苍老城）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强渡嘉陵江，实现川陕甘计划，配合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并提出了“强渡嘉陵江，迎接党中央”的口号。

　　2月中旬，为西渡嘉陵江的战略需要，红四方面军决定从红军大学干部队、红三十军、三十一军中抽调有一定游泳、划船技能的指战员共220余人，组建红军水兵连，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领导。水兵连由田启堂任连长（后为杜万荣），郭孝宏任指导员，下辖4个排、16个班，成为我军建制最早的水兵连。

　　水兵连成立那天，旺苍坝王爷庙戏楼（今王庙街85—87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锁呐齐鸣。王树声在现场讲话时说：“经研究，水兵连直接归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领导。你们要做好一切准备，加强划船、架桥和游水训练，在训练中要开动脑筋找窍门，做到技术过硬，机动灵活。”听了王树声的讲话，全连指战员群情振奋，决心苦练本领，坚决完成总部交给的光荣任务。

　　“船早被敌人破坏了，我们只能用竹筏子架浮桥。河水那个冷啊，我们喝了烧酒都冻得站不住。”当年的水兵连长杜万荣回忆道。2月的川北，天寒地冻，朔风剌骨，东河上还结成一层薄薄的冰。全连战士冒着严寒，在旺苍长滩坝古渡口开始了水上作战训练。为抵抗刺骨的冰水，战士们在下水前都要喝点酒，但时间一长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战士们冻得瑟瑟发抖，嘴唇发乌，但士气高昂。每天从早到晚，滔滔东河里涌动着无数“浪里白条”，练习浮水、划船、架桥本领。由于水实在太冷，训练中有两个战士冻伤了。王树声知道后，立即下令调整训练方案，改为上午划船，下午游水。

　　2月下旬，王树声到水兵连检查训练情况，对水兵连所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也指出了一些技术上的毛病，如推船时身体前屈度不够，两臂不直，出力不猛，影响了船的初始速度；划船时桡片入水过重，力度不够，影响了船的行进速度等。

　　3月8日，王树声亲率一个步兵营到水兵连，指导步兵水兵协同训练渡江。第二天又在训练场观看渡江演习，进一步提出了训练要求。此后，又组织步兵分批参加训练。

　　渡江前一天，王树声到水兵连进行战前动员。他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就是强渡嘉陵江！嘉陵江江面宽阔，水深流急，渡船不易掌握，你们要保证部队准时到达对岸，否则，就会影响整个渡江战斗。”他强调，“渡江任务能否完成，关键就在你们水兵连！大家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决完成任务！”听完动员，水兵连的指战员个个热血沸腾，摩拳擦掌，纷纷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宁愿死在枪炮下，也不落个怕死鬼的名声！

造船王渡场

　　川军为阻止红军西渡，掠走了江上所有船只，并强迫当地百姓在重要滩头挖掘陷阱、埋插竹签，构筑起了强大的防御工事。

　　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动员一切力量，在短期内造出至少70只船，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江。为防止这一计划被敌人发觉，红军决定选择一个隐蔽的场所造船。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亲自率领参谋人员仔细勘查，最后将造船地点选在了离苍溪塔子山15公里的王渡场。这里与主渡口相距不远，中间隔着一座山，山高林密，山脊后还有个宽广的平坝子，可以集结部队，是隐蔽造船的好地方。

　　当时，没有船坞，没有工人，更没有工具和造船用的原材料，红军造船困难很大。川陕省苍溪县苏维埃政府发动人民群众支援红军造船。参加造船的铁匠和木工，背着干粮、带着工具，跋山涉水赶到王渡场。当地群众从几百里外运来大批木材，拿出了自家的床铺、门板、寿木和油漆嫁妆用的桐油。在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下，一个红军“造船厂”在丛林里秘密开工了。当地木匠陈安海、朱大祥、宋二和铁工张贵武、杨如意、李清元等150多名造船工人，日夜在密林中赶造战船。在原料不足的紧要关头，巴中红色袍哥舵把子张小川组织人马送来一部分造船材料，当地农民李在安、罗正荣、阎思堂、罗正文等献出大柏树110根、铁500斤、桐油400多斤、竹绒500多斤，保证了造船的需求。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及熊国炳等首长对此给予热情赞扬。

　　老船工李在安受当地苏维埃政府委派，来到王渡场，为红军造船进行技术指导。木工出身的李先念多次亲临造船工地，了解造船工程进度，并和工人们一起干活。余天云、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余洪远也到造船工地察看、鼓动。

　　工人们从当地收集了许多破锅、烂铁和废钟，敲成一块块细小的碎片，然后在山上挖一个很深的熔坑，把碎铁放进去，不分昼夜地烧炼。等碎铁熔化后，经过锤打，做出了许多大小不同的钉子，保证造船的需要。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王渡场红军“造船厂”便按上级提出的“小巧灵活，划行速度快，便于搬迁”的要求，造出了75只身长约4.7米，形似登陆小艇的“五扳子船”，并靠人抬肩扛，翻山越岭，送往20多公里外的塔子山主渡口。这种当地人叫作“毛蚌壳”的船，每只可容纳一个班的红军战士，适合强攻渡江的需要。工人们还如期制成了三座临时浮桥构件。

　　与此同时，嘉陵县和嘉川等地的造船工人400余人，在猫儿跳、永宁铺赶造了40余只船，并对船只作了伪装。

　　红四方面军还组建了一个由木匠、铁匠组成的船工会，主要职责是为水兵连制造和维修船只，领导人为张正宽。

强渡嘉陵江

　　嘉陵江是四川四大河流之一，源于秦岭山脉陕西凤县嘉陵谷，自广元起，会合白龙江，蜿蜒于深山峡谷之中，一泻千里，流至重庆后汇入长江。嘉陵江江阔水深，水流湍急，两岸多是悬崖峭壁，地势非常险要，堪称天险。川军邓锡侯、田颂尧为了阻止红四方面军西渡，以53个团的兵力布防于约300公里长的嘉陵江西岸一线。

　　为了寻找渡江地点，徐向前带人翻山越岭，勘察沿江地形，了解对岸敌情，最后确定在苍溪城南至阆中之间的塔子山一带实施主要突破。塔子山山高林密，前山陡峭，居高临下，强渡时可以充分发挥我军火力优势；后山低缓，叶茂林深，强渡前可以隐蔽千军万马，是最理想的强渡地点。并且这一带江面宽150米至400米，水流缓慢，水深三到五米，岸滩较平坦，便于红军登陆作战。守敌是屡遭红军打击的田颂尧部三个团，防守正面宽约30公里，前沿只有四个营，且士气低落，防守较疏懈。

　　当地流传着一个故事，被战友们誉为“小老虎”的张思德，在渡江战役打响之前，受命过江侦察敌情。凭着良好的水性，他潜游过了湍急的嘉陵江，并摸到敌人的工事里，不料被发现。敌哨兵举枪向他刺来，他猛挥大刀，将枪拨开，一脚把敌人踢倒，将敌哨兵砍死。最终他顺利完成了侦察任务。

　　1935年3月28日晚9时许，嘉陵江面雨雾弥漫，能见度极差，正是渡江的极好机会。徐向前发出“急袭渡江”的战斗命令。塔山湾作为主渡口，渡江突击队秘密将几十只木船从塔子山后抬往江边。

　　水兵连迅速将70多只“五扳子船”推入江中。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两个营和总部教导营的指战员迅即登上小船，以瓢代桨向西岸划进。不料他们上岸摸掉三道岗哨、向东岸红军指挥部发信号时被敌发现，红军奇袭立即变为强渡。红军塔子山上20门迫击炮和几十挺机枪一齐怒吼。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突击部队的勇士们舍生忘死，浴血奋战，冒着枪林弹雨强渡嘉陵江，水兵连的船破浪前进，直取对岸。

　　如今住在苍溪县光荣院的老红军何大良，一双大手还十分有力。就是这双手，当年把渡江大军先遣队的旗帜扛过嘉陵江。“冲，往前冲！不怕死，死了也值得！”也许是枪炮声给他耳朵留下了后遗症，也许是他心中还荡漾着当年的战斗激情，何大良讲述当年的故事时，嗓音近乎在吼。

　　“强渡嘉陵江的时候，我坐的是第一艘船，我所在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是主攻部队，双方交火时江面上火光冲天，我军伤亡不少。”90多岁的老红军董朝乾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咣咣咣！哒哒哒！”敌人以密集的枪炮火力封锁江面，嘉陵江上腾起一个个冲天巨浪，在敌人的炮火下，红军水兵连的船勇往直前，冲向对岸。有的船被打到了，火光照红了战士们刚毅的脸；有的船被打穿了，船身摇摇摆摆就要下沉的时候，战士们奋勇地跳进寒冷刺骨的江水，游向对岸。

　　突然，一发炮弹袭来，一只船上的老船工牺牲了，小船忽被托上峰顶，忽被荡入浪谷，19岁的红军女战士石磨玉立即抓起双桨向前狠命地划。又一发炮弹飞来，船在巨浪中猛烈颠簸，石磨玉小腹中弹，肠子流了出来，鲜血湿透了衣襟，染红了脚下的船板。她咬紧牙关，用手把肠子塞进去，又握紧双桨向前猛划起来。登岸后，她双手紧捂腹部，紧走几步，倒在了血泊中，永远长眠在了沙滩上。

　　与此同时，其他两个渡江点的红军也强渡成功。他们还用上了木板、水桶、打谷子用的拌桶等作为渡江工具。中午，红四方面军全部渡过了嘉陵江。至此，川军苦心经营的300公里江防，一夜之间被红军彻底冲垮。

　　蒋介石闻知嘉陵江江防失守，大发雷霆，于4月2日发电令，将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撤职查办。

　　强渡嘉陵江战役，为中央红军入川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1935年3月28日起，近10万头戴斗笠的红军跨过嘉陵江，开始了长达18个月、漫漫万里的征程。

　　水兵连船载红军先头部队强渡嘉陵江成功后，晚10点开始架桥，战士们把鹅卵石装入竹篓，沉入江底，用条条木船连成了宽3米余、长200余米的一座浮桥，并坚守桥头、维护浮桥安全直至5月。水兵连圆满完成其历史使命后，随红军主力北上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