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参加新四军的徐宏
父亲是位职业军人。从我有记忆起，父亲就经常抱着我一边走一边唱，而且老是唱同样的歌：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听久了，我也会跟着哼。后来，父亲告诉我，这是《新四军军歌》，参加过新四军的都会唱，你长大也要当解放军。10 多年后，我如父亲所愿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1924 年，父亲出生在江苏淮阴渔沟镇北吴集村（现属淮安市）。父亲说，爷爷识文断字，还会打算盘，爷爷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送他们三兄弟上学读书，这也为父亲后来成为报务员，我叔叔成为坦克兵奠定了基础。父亲毕业后当了老师。我问父亲，你老师当得好好的，怎么又去当兵了？父亲说，他们学校的校长是个地下党，经常给他们这些年轻的教师讲一些革命的道理，使他们逐渐对共产党、新四军产生了好感，他们在校长的组织下，夜里经常跑到镇上去张贴革命标语，散发抗日传单。1942年，学校的几个青年教师在校长的家里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年夏天，校长突然告诉他们，组织内出了叛徒，你们已经暴露，马上去盐城找新四军队伍，我给你们写了证明，你们去投奔新四军！父亲和另外两个年轻老师白天躲在玉米地里，晚上拼命地往盐城方向跑，连家里都没来得及通知。爷爷几天都没有父亲的消息，于是跑到学校找校长，校长悄悄告诉爷爷说，你儿子投奔新四军了，爷爷和父亲再见面的时候，已经是10 年后的事了。
父亲跑了很多天，终于找到了新四军。参军后父亲就当上了报务员。这段历史还挺有意思，听父亲说他当时胸前口袋插着一支钢笔，新四军一位首长说，你写两个字给我看看，父亲就把家乡的地址写了下来，首长说这个兵我要了，就这样父亲被派去学习发电报，当了一名报务员。
抗战结束后，父亲所在的新四军三师奉命进入山海关，这个时候父亲已是三师师长黄克诚的电台队长了。他们当时的电台只有3 个人，一个人负责手摇发电机，两个报务员轮换着发报。从新四军到东北民主联军，再到四野，一直到平津战役胜利，父亲都一直跟着三师师长黄克诚。
都说报务员在首长身边，是比较安全的。我曾经问过父亲，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父亲说报务员确实比一线战士相对安全一些，但也不是绝对的，最危险的一次是他们的电台队差点被国民党军俘虏了。
那天早上部队出发，电台队紧随师部，警卫连首先开拔，电台队收拾机器后，跟在警卫连后边800米左右行进，后边有师首长，师部后边还有一个连队殿后。突然间前面的警卫连传来一阵杀声，原来是他们和国民党军一个先遣团遭遇了。父亲带着他的电台队迅速钻进了一条山沟，拼了命地跑，一直跑到听不见枪声才停下。费尽周折才重新找到了师部。因为保住了电台，黄克诚下令为父亲记三等功。
另一次危险是发生在攻占沈阳的战斗中。电台队被安排在一栋楼房的底层。入夜，他们架设好天线后，用一床军毯遮挡住窗口，主要是怕灯光暴露自己的所在位置。他们正在发报，这时听到窗户底下“砰”的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砸过来，由于战事紧张，大家都在忙着收发报，谁也没在意。第二天天亮了，他们才出去看了一下，竟然是国民党军的一发榴弹砸在了窗户外的垃圾堆上，庆幸的是，这是一颗哑弹，要不然他们电台队可能就全部阵亡了。
还有一次，部队缴获了一批国民党的汽车，电台队分到了一辆吉普车，开车的是一个国民党俘虏兵。电台队没日没夜地工作，大家已困到了极点，当时是冬天，原野上白茫茫一片，路上结着薄冰，他们将电台设备放上车后，大家裹着大衣靠在车厢板上睡着了，吉普车就跟在师部车队的后边开着。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感觉身子一震，睁眼一看四下黑乎乎的，晕头转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回过神后才发现是汽车翻了，把他们都扣在了路边的干沟里，大家爬出来后，居然没人负重伤。后边的部队赶上来帮忙把车又翻正了，那个俘虏兵司机又开车飞速追赶师部。
父亲经历过许多战争，对生死早已看淡，他曾经对我说，打完锦州和四平后，他活的每一天都算赚的。他告诉我，打锦州的时候是冬天，零下30 多度，我们许多战士还没打仗，就冻死在锦州城下，战士们握枪的手都被冻成了黑色，战斗开始后，双方都是拼了命地打，锦州城墙里都是国民党军的尸体，城墙外都是我军的尸体。城墙两边尸体堆成了三角形，战斗停止后，他们是踩着用草席覆盖的尸体进的锦州城。打四平的时候，牺牲了好多解放军，打了3次才打下来。小时候和父亲一起看电影，只要冲锋号一吹，解放军一冲锋，国民党军就逃跑失败了，父亲说瞎演，哪有这么简单，国民党军顽强得很呐！
父亲跟随部队一直从东北打到了广东，这时候张才千成了父亲的军长，父亲的职务调整为电台台长。部队进驻广州后，主要任务是肃清敌特，接管国民党留下的机构，建立新政权。
晚年的徐宏
父亲不喜欢运动，经常抱着书看。我曾经问他，难道你年轻的时候也不喜欢运动吗？他说因为打篮球差点被枪毙，后来再也不敢打了。原来，部队进驻广州后，军部院子里有一个篮球场，中午没事，父亲经常和战友打篮球。那天正在打着时，首长通知要发电报，父亲赶紧回到发报机前，不知为啥，手抖个不停，发了3次电报都没发出去，首长吼起来：“徐宏，再发不出去，枪毙你！”父亲从此再没碰过篮球。
志愿军赴朝参战，父亲被抽调到邓华的部队担任电台台长。就在这时，总参抽调两名报务员赴俄罗斯红旗通讯学院留学，父亲是被选中的两人之一，目的是培养组建解放军通讯院校的技术骨干。就这样，父亲又来到通化和张家口学了１年的俄语，考试合格政审过关后，第二年乘火车赴俄罗斯圣彼得堡苏联红旗通讯学院无线电指挥专业学习。
父亲在俄罗斯留学5 年，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也正是因为这些，“文化大革命”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当时，父亲是学校的训练部主任，掌管着军用电台，造反派让父亲给他们使用电台联络，被断然拒绝，于是，那帮人将父亲领章帽徽撕下，强迫父亲戴上高帽子，在大院内游行示众，说他是苏修特务。之后，造反派把父亲和另外一个三十八军过来的老八路押送到养猪场喂猪去了。那时我经常到养猪场给父亲送饭，妈妈总是叫我送上双份，因为除了一个新四军，还有一个八路军。
4 年前，92 岁的父亲因心肌梗塞突然走了。发病前的最后一刻，父亲还在轻吟《新四军军歌》。临终前，他在我的怀里冲我微微一笑，这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那一刻，我没有哭，只是轻轻地放下他余温尚存的身体，给他换上他最喜爱的一身军装，我知道父亲从来不喜欢眼泪，他想在《新四军军歌》的旋律声中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