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军》
- 特稿
- 老兵亲述
- 寻访新四军老战士
- 中国梦·边防情
- 多彩军营
- 昔日根据地 今日新农村
- 海洋岛屿与国防
- 感怀新四军
- 新四军诗词品读
- 峥嵘岁月
- 绵绵思念
- 将帅传奇
- 史林新叶
- 老兵风采
- 铁军精神进校园
- 我与新四军
- 红色景点
- 艺苑
- 连载
- 本刊专访
- 特别阅读
- 我与铁军
- 新四军故事汇
《铁军·纪实》
《铁军·国防》
您的位置: 首页 > 《铁军》 > 特稿 > 新四军成军十年的政绩观
新四军成军十年的政绩观
作者:师鲁伟 责任编辑:姚云炤 来源:《铁军》 日期:2026-09-01 浏览次数:29
衡量一支军队的,从来不是番号的显赫或兵锋的盛衰,而是它为何而战、为谁而存。唯有宗旨如磐,方能穿越风雨而不朽。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
新四军十年征途,给出了穿越烽火的答案——从汉口受命、岩寺整编、云岭扎根到盐城重建、黄花塘驻马,这支衣衫褴褛的军队在最不应奢谈“治理”的战争废墟上,省下军粮修捍海堤、挖泄洪沟、办识字班、行二五减租,把名字刻进田契与堤坝,而非为自己立碑颂德。
《尚书》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宋公堤、雪枫沟、惠生堤,这些没有一场能填进捷报的“潜绩”,恰恰是新四军政绩观最坚硬的骨头: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显绩看得到的是数字,潜绩留得下的是民心;“功成不必在我”,方能“功成必定有我”。
本期特稿《新四军成军十年的政绩观》,以史为镜、以文化之,愿读者从铁军往事中读出清醒、读出敬畏——你把老百姓放在心上,老百姓就把你扛在肩上;那道经得起80 余年潮水冲刷的宋公堤,至今仍在叩问每一位执政者的良心。

历史的评判,从不取决于文书簿册,而铭刻于百姓心间。
衡量一支军队的,从来不是番号的显赫或兵锋的盛衰,而是它为何而战、为谁而存。唯有宗旨如磐,方能穿越风雨而不朽。
作为红军的继承者,新四军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尽管刚刚熬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火,但这支队伍的初心未曾褪色。他们以十年浴血,践行了为人民打仗、为人民谋幸福的铮铮誓言。1937 年12 月25 日,汉口大和街二十六号,一栋被查封的日式小楼里,叶挺自南京面见蒋介石后归来,接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的委任状、一枚木质关防和五万元开办费。
没有阅兵式,没有祝捷酒,新四军就此诞生。
此前,南方八省(赣、闽、粤、湘、鄂、豫、皖、浙)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刚走出三年游击战争的深山老林——他们啃过树皮、睡过岩洞,枪支是“汉阳造”“老套筒”混着鸟铳和土炮,子弹按颗数着发,总兵力不过10300 余人。此刻,侵华日军已占领沪宁线,江南沦陷区“无村不戴孝,到处闻哭声”。这支衣衫褴褛的部队没有退往后方“保存实力”,而是径直朝烽火最旺的地方去——经南昌挂牌(1938 年1 月6 日),岩寺集结(4 月5 日),短驻太平麻村、南陵土塘,最终扎根皖南云岭;皖南事变后突围至盐城重建军部(1941 年1月25 日),再转移至阜宁停翅港,1943 年1 月进驻盱眙黄花塘,1945 年2 月移驻千棵柳,抗战胜利后北上淮阴,再至山东临沂,1947 年1 月奉中央军委令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番号撤销。
十年间,军部11 度搬迁,将星几番陨落,皖南事变的血色尚未褪尽,又要三面受敌于日伪顽夹击。就在这样朝不保夕的岁月里,这支部队硬是跳出了中国旧式军队“以占地论功绩、以杀戮论英雄”的窠臼,在铁与血中淬炼出一套朴素却极具现代性的为政伦理:政权的根基不在枪杆子压出来的顺从,而在老百姓锅里有米、田里有收、门前有堤——“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80 多年过去,硝烟散尽。泛黄的《抗敌报》合订本、磨得发亮的借物借条、石碑上漫漶的记功文字,藏着这支军队最深邃的秘密。
初心如磐: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举过头顶
1938 年春,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向皖南岩寺金家大院集结整编。三年游击战中,国民党当局诬之为“土匪”,百姓见了穿军装的就躲。新四军到岩寺第一天,邓子恢给干部上课:“什么叫群众工作?从帮老百姓挑水、扫院子、插秧开始,别一开口就讲大道理。”
陈毅率一支队进入苏南,率先宣布“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修订红军时期纪律为“三大纪律十项注意”——“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上门板捆稻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失要赔偿,买卖公平,说话和气……”
叶挺听说镇上孤寡老人汪五婆患严重肺气肿,无钱医治,便提着鸡蛋登门探望,派军医每日施治。汪五婆病愈,拎一篮青菜来谢,卫兵要拦,叶挺迎出来握着老人的手:“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家人不必客气。”
军部缺办公桌椅,老百姓主动从家里搬来,部队走时按借条原物奉还——村民方友元家送出的那把榉木椅,几十年后由其后代捐给纪念馆,椅腿上还留着当年捆扎麻绳的压痕。
他们在皖南做的第一件“政绩”,不是扩军,而是“二五减租、分半减息”。1938 年夏,泾县农户周老四的地租从每亩七斗减到五斗二升,他攥着退租铜板蹲在田埂上哭了半小时:“活了40 年,头一回见当兵的给咱退钱。”同期,军部在云岭办起识字班,课本是自刻油印的《工农三字经》:“人不学,不如物;要识字,明是非。”晒谷场当礼堂,膝盖当课桌,石块当凳。
邓子恢说了一句土得掉渣却掷地有声的话:“什么叫政绩?不是让上级在报表里看见,是让百姓在锅里看见。”减了租,锅里多一把米;识了字,心里多一盏灯;借东西还了,信任才落地。
当时皖南民谣唱——“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民谣是最老实的选票。这是一种近乎笨拙的为政观:不显赫,但踩上去踏实,像冬夜里给赶路人递的一碗热粥,比元宵节烟火更焐得进人心里。
《周易》谓“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废墟上的取舍: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重
1941 年1 月,皖南泾县丕岭,枪声彻夜。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 多人遭国民党顽固派8 万重兵围攻,除2000 多人突围外,大部牺牲或被俘,叶挺谈判被扣,项英、周子昆、袁国平殉难。按旧式军阀逻辑,遭此重创须先扩军复仇、争城夺地,用几场胜仗洗刷耻辱。但1941 年重建后的军部在盐城做出的选择,令许多人意外:整训备战之余,先修海堤。
1939 年8 月,黄海海啸,阜宁沿海旧堤溃决,官方统计死亡逾万人,百里荒滩卤水浸田。韩德勤当局以修堤为名拨款,或贪污中饱,或强征民夫激起民变,勉强修成的“韩小堤”次年即被潮水冲垮。
新任阜宁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宋乃德——原八路军第五纵队供给部长——勘察三天三夜后向参议会提案:要在此立足,先修海堤;费用不摊派百姓,以盐税作抵发行公债,政府偿还。
这是一场战时政治豪赌:堤若修不成或秋后赖账,新四军将失信于民,苏北根基尽失。工程开工后,匪顽暗杀监工员陈景石,八滩区区长陈振东被割断脚筋抛入黄海,谣言四起说“新四军募够公债就跑”。宋乃德冒大雨涉水赶回工地,对着两万民工说:“堤不成,我不走。”黄克诚调三师战士扛枪警戒兼挑土抬石;民工口粮告急,三师将新购五百石军粮全数拨给工地,指战员每人每天省下二三两口粮。合龙时海水倒灌,柴埽屡被冲垮,二十三团战士衣服一脱,臂挽臂跳进咸潮,以血肉之躯用人墙挡潮,硬挨到堵口成功。
45 公里捍海大堤竣工当年秋,潮位比1939 年高出六寸,新堤岿然不动。百姓扶老携幼来看,自发立“宋公纪功碑”,海堤唤作“宋公堤”。民谣唱:
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咸潮到阜东;
从此无有冲家祸,每闻潮声思宋公。
也是这一年,淮北大旱继之以蝗。邓子恢下乡,掀开农家锅盖——煮的是草根拌麸皮。他没有先谈减租条例,只问:“种子够吗?牛还能下地吗?”随后,他马上推动生产自救与双减,40 余天减出租粮4600石,意味着这个春天淮北少了几具饿殍,多了几千名愿意跟着走的百姓。
真正的政绩,从不是顺境里锦上添花的剪彩,而是绝境中敢把有限的粮、有限的人、有限的信誉押上去,替百姓挡风雨。
《盐铁论》言“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新四军把它化作了咸潮里那一排挽臂而立的人墙。
潜绩的分量:堤坝、沟渠、夜校与那代人的耐心
1943 年1 月10 日,新四军军部暨中共中央华中局转移至江苏盱眙黄花塘——一个十几户人家的村落,成了华中抗战心脏。军部是茅草顶土坯墙,张云逸副军长年过半百,晨起拾粪积肥,亲手在屋后种萝卜;刘少奇在华中局主持政权建设,推行“三三制”,盐阜区百姓用丢豆子的方式选举自己的村长。彭雪枫率四师挺进淮北,见新兴集十年九涝,带部队开挖“新新沟”(后百姓改名“雪枫堤”)。1943 年夏淮水暴涨,他亲率3 个连与机关干部挖土筑堤,完工那年大涝,新堤安然护卫万顷青苗。皖江根据地行署主任吕惠生主持修建黄丝滩退建江堤(百姓呼“惠生堤”),动员民工21 万,苦战211 天,完成13 华里大堤,护无为、巢县、庐江等7 县300 万亩农田,延安《解放日报》誉之为“皖中劳动人民的惊人奇迹”。日伪来扰,战士们一边警戒一边挑土,“武装保卫修堤”是那时的口号。
这些事没有一件能上报纸头条,没有歼敌数字可填捷报,修沟挖渠、办学分田都属慢工细活,是典型的“潜绩”。新四军的可贵,恰在于宁可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潜绩,也不追即刻光鲜的显绩。当时有干部困惑:“天天修堤办学,仗什么时候打?”陈毅答:“胜仗是给敌人看的,堤是给百姓活的;你让百姓的日子过踏实了,比十个胜仗都管用。”
新四军同样厉行纪律反腐:1942 年,苏中交通站站长陈新私卖公家棉裤,被开除党籍;1943 年,五师某连长贪污6 元抗币,被判处死刑——要得民心,先治自身。铁军之所以为铁军,不在战时常胜,而在队伍干净。
《韩非子》说“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新四军用军法兑现了这句话。
余响:潮声如鼓,叩问未歇
1947 年1 月21 日,中央军委下令撤销新四军番号,部队整编为华东野战军。10 年铁军,至此画上句号。回望这10 年——汉口那盏彻夜不熄的油灯,岩寺金家大院的青石板,云岭叶挺桥下潺潺春水,盐城泰山庙的重建誓师,宋公堤上猎猎海风,黄花塘茅屋后张云逸种的萝卜缨子,千棵柳的蝉鸣,淮阴城里最后的告别——这支队伍的政绩观始终清晰: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物必还;讲真话,不报虚假数字,下到灶屋看锅里煮什么;做实事,不折腾百姓,宁把军粮省给民工、把公债券押给盐税、把身子扑进咸潮里当人墙。他们没有修过一座面子工程,却把名字刻进了每一道海堤、每一条排水沟、每块减了租的田契和一代代人闲谈时的念叨里。
古人说:“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今天我们常见另一种景观:大广场、宽马路、亮化工程一夜而起,仿佛唯宏大建筑能证明发展速度。可当繁华落尽,被钢筋水泥遮盖的农田水利、基层治理、民生冷暖,才是政权根基牢不牢的真正试纸。
新四军留给后世的遗产,从不是几场战役的歼敌数字,而是一套朴素的底层逻辑——你把老百姓放在心上,老百姓就把你扛在肩上。
如今走在阜宁宋公堤上,海风依旧,潮声如鼓。那不单是浪拍堤岸的物理声响,也是历史时隔85年的发问:
究竟什么是政绩?是写在纸面逐级上报的数字,还是刻在大地与人心里的那道长堤?
铁军已逝,风骨长存。这,便是那支衣衫褴褛的军队留给我们最深沉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