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0月8日盛华出生在江苏仪征市一个革命志士家庭，年幼时就受其父亲——辛亥革命先驱盛白沙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决心学习父亲革命志向，长大报效祖国。他把孙中山对父亲的教诲“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1949年，盛华在上海

　　1926年，盛华考入南京省立一中后，就秘密参加爱国学生会和反帝爱国活动。其叔父盛成，系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经常与之通信，向其传播革命思想，使其向往光明、投身革命的思想更加坚定。他认真阅读《共产主义ABC》等社会主义入门书籍，提高政治觉悟。1929年春，盛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秋，盛华考入苏州农校，不久后就加入了红色互济会，秘密组织革命活动。1930年秋，因其革命行动，引起学校方不满，被校方开除。他又转到淮阴农校继续读书，在校担任党支部书记。1932年秋，他从淮阴农校毕业，考入开封河南大学，在此期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为了寻找党组织，1933年经其叔父盛成引见，转到北平大学农学院学习。由于盛华在北平大学农学院几次当面与校长抗争，又带头闹学潮，被学校开除。他只好回到河南大学农学院暂时作旁听生，争取办转学，但未获批准。

　　 盛华在国内读书无门，一时又无法找到党组织，此时听说日本仙台市东北帝国大学新增经济科，在日本一年有中国法币600元就能维持正常生活，便产生了去日本留学深造、完成学业的念头。这一想法得到了时任钱江大桥工程师的大舅李学海和三叔盛止戈的支持，他俩为盛华凑齐了前往日本留学的费用。1935年11月，盛华东渡日本，经日语强化训练后，顺利考入仙台市东北帝国大学法学部经济科。该校经济科的教授宇野红芷和服部英太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家。盛华在两位教授的指导下，认真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加深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也更加坚定。这期间，国内先后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和“七七卢沟桥”事变。在日本的盛华与进步同学一起秘密成立“读书会”和“抗日救国会”，讨论中日政治形势和反蒋抗日等问题，声援国内的反帝爱国斗争。他经常跟同学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的抗日斗争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盛华等人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再也不能在日本安心读书，毅然中断学业，于1937年11月乘坐美国轮船到达上海。回到祖国后，盛华与同学李尔重认为，要投身抗日，就必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于是，他们就一同先到南京，再辗转湖北，最终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要求参加抗日。恰巧，二叔盛成正在武汉担任郭沫若、邵力子、茅盾等人组织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盛成向周恩来汇报了盛华等要求参加新四军、八路军,投身抗日的事情。周恩来指派丘东平带他们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后，当即表态：“你俩有知识，有文化，欢迎加入抗日队伍。李尔重，你是北方人，就参加北方的八路军。”转而对盛华说：“你是南方人，新四军刚成立，叶挺将军那里很需要人，你就到南昌新四军军部去报到吧。”他俩接过介绍信，就各自报到去了。

      1938年2月，盛华正式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担任战地服务团社会调查组副组长，配合组长徐平羽开展情报收集工作。新四军移防皖南后，他被派到新四军三支队，先在五团任敌工股长，后又担任三支队敌工科长。1939年，新四军三支队在副司令员谭震林的领导下，在皖南开展敌后斗争。安徽繁昌是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重镇,在五次繁昌争夺战中，盛华组织敌工人员跟随战斗分队深入前沿，用日语向日军喊话，对敌军开展宣传攻势。并在山沟里穿插迂回，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一次部队在转移阵地时，他们与战斗分队失去了联系。狡猾的敌人从侧翼猛冲上来，盛华等不幸被俘。在狱中，盛华与日伪军斗智斗勇，严守组织秘密，终未暴露身份。日军要盛华到繁昌伪政府当日语翻译，他坚决不答应。就在日军想要枪毙盛华的紧要关头，又一次争夺繁昌城的战斗打响了，因战斗异常激烈，监狱里只剩下几个日伪军看守，盛华等人乘夜深人静，看守不备，从事先挖好的地道，悄悄地逃出了魔掌，回到了新四军驻地。盛华归队后，主动向新四军军部领导和三支队领导如实汇报了被俘、狱中斗争和逃脱的情况。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找盛华谈话后，让他留在军部敌工部继续从事敌工工作。1940年，新四军渡江北上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盛华多次要求到战斗一线经受锻炼，得到领导同意，因为他是江苏仪征人，就让他到陶勇领导的苏皖支队担任敌工科长。盛华随新四军苏皖支队进入天（长）六（合）仪（征）扬（州）地区后，利用熟悉当地环境的有利条件，收集情报，开展瓦解日伪军工作。
 

　　新四军重建军部后，盛华在新四军一师一旅担任敌工科长，他根据上级部署和要求，采用多种方式开展瓦解、策反敌伪军的工作。 

　　 盘踞在黄桥的伪三十七师丁聚堂部是盛华进行联络争取的重要对象。1942年，苏中三分区敌工委员会主任朱克靖通过黄桥镇著名爱国人士朱履先的关系，同丁聚堂建立了联系。伪军丁聚堂驻扎黄桥后，避居上海的朱履先回到黄桥，因为丁聚堂原是他一位朋友的勤务兵，朱早就熟悉他。丁聚堂要请他当参议，朱履先将此事向三分区叶飞司令员作了汇报，叶飞对他说：“这是个直接接触伪军的好机会，你可以利用参议这个职位，收集情报，这对我们有利。”1943年夏天，盛华到敌伪统治的黄桥镇，先到朱履先家里，朱履先见他下身穿一条杭丝绸的裤子，上身没有穿长衫，就笑了笑说，“你这身穿着不合适，应该穿件上衣才行。”随即把儿子朱宝权的丝绸长衫拿给盛华穿上。丁聚堂的军法处长不久也到朱履先家，盛华与他们围坐在朱家院子里一张桌子边，一边吃西瓜，一边交谈。经过盛华的多次谈判交涉，丁聚堂表示接受新四军的条件，不做危害根据地的事。盛华根据谈判的内容，起草了几条要求他们遵守的条文，丁聚堂表示同意，虽没在条文上签字，但还是兑现了不危害根据地的承诺。

　　上层关系打通后，盛华又让敌工人员继续做好丁聚堂下属的工作。黄桥西北面严徐庄设有伪军据点，是丁聚堂部的一个副团长负责驻守的。经过做工作，他对新四军很友善，一直保持较好的联络关系，经常通报敌情，并给来往人员开通行路条。黄桥东面水洞口伪军据点有一个营把守，营长是丁聚堂的侄子。有一次，敌人“扫荡”如西地区，新四军有一个医疗组带了一部分伤病员就住在紧靠水洞口旁边的村子里，敌工人员要求丁聚堂的侄子负责保护，敌人来“扫荡”时，他没有把日本鬼子带进这个村子。直到“扫荡”结束,敌人离开后，才把新四军伤病员安全转移到后方医院。

　　 伪军师长施亚夫是中共秘密党员，1938年3月，受命潜伏伪军内部。1941年6月被委任为伪七师师长。盛华一直与施亚夫秘密保持联系，收集情报。鉴于此，苏中三地委决定，利用施亚夫的关系，派出人员打入伪军内部做策反工作，让如西县县委书记李友白带领部分干部，在如西敌伪据点建立了一个营的部队，驻扎在交通要道的搬经、加力一线。这支部队名义上属田铁夫的伪三十四师管辖，实际上在中共控制下独立行动。1941年9月，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施亚夫秘密找到盛华，向他汇报工作。盛华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首长对你这一段的工作很满意，他们再三要我嘱咐你,这是特殊战场，演戏要逼真,办事要灵活，不能暴露身份。”1944年初，日军开始怀疑施亚夫等人，准备解除该营武装。施亚夫、李友白等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组织全营官兵起义。接着敌工部门又策动泰兴和如西各一个伪军大队的官兵反正。三支部队合并成立了“苏中人民抗日自卫军通如纵队”，施亚夫任司令员，李友白任参谋长。

　　 盛华懂日文，又能言善辩,便于与日本俘虏对话,是做好日俘的思想转化工作的“强手”。1940年上半年，挺进纵队俘虏了一个名叫崛本的日本兵。组织上把他安排在敌工科，敌工人员和他同吃同住，不分彼此。盛华经常用日语与他交流，很快使他看清了日本侵略者的反动本质,提高了思想觉悟，后参加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还有一个日俘名叫香河正男，是个中学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为人忠厚，在盛华的启发和帮助下，思想进步较快，后成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骨干。他不仅经常书写对日军的宣传传单，进行日语喊话,而且还把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翻译成日文，向日军传播。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四军的战斗骨干。

1978年，盛华与浙江大学干部合影（前排中间戴眼镜者为盛华）

　　1949年4月，盛华担任苏北区党委宣传部长兼苏北行署文教委员会主任。建国初期，扬州作为苏北的首府，百废待兴。盛华在苏北区党委领导下，认真履行宣传部长的职责，积极主动地抓好思想政治战线和文化教育领域的各项工作。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苏北行署在扬州市建立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大众俱乐部，恢复了体育场。

　　在此期间，盛华为苏北教育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52年春，盛华意识到，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全国高校要进行大调整，重点是培养工业建设的专门人才和学校师资，扬州是苏北的首府和政治文化中心，可以借此机会利用私立南通学院和苏北地区高中和师范的师资力量，在扬州建几所专业学院。他和李俊民等筹划制定方案后主动向苏北区党委书记萧望东和苏北行署主任惠浴宇作了汇报，并将方案报送给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孟宪承,为组建苏北农学院、苏北师范专科学校、苏北扬州工业技术学校奠定了基础，结束了扬州没有高等院校的历史。

　　1952年10月，盛华调任华东纺织工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当时华纺聚集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从事纺织工业的专门人才，这是一笔宝贵财富。盛华多次呼吁，要爱惜人才，支持他们的工作。全国著名化纤专家、时任副院长的民盟盟员钱宝钧教授提出，向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他们的办学经验，推动学校教学改革，购置先进仪器设备，装备实验室，开展科学研究等建议。这一主张，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认为这是崇洋媚外、好大喜功、大手大脚办学作风，没有“自力更生”精神。但盛华十分赞同钱教授的建议，多次找其他校领导沟通协商，学院领导班子最终采纳了钱教授的建议。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背景下，时常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社会，评价个人，衡量工作。面对这些情况，盛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华纺有一位著名专家因历史上有一些问题，思想包袱很重，压力很大，就主动跑到上海市公安局要求拘捕他。上海市公安局就把这一情况向学校党委作了通报，盛华知道后立即派秘书去市公安局把这位专家领了回来。这位专家回校后，盛华及时找他谈心，向他反复宣传党的肃反政策，希望他放下包袱，主动向组织上讲清问题，求得组织的谅解，专心致志做好教学工作。一席话，说得这位专家心悦诚服，连连点头。后来，这位专家如实向组织上说清了历史上的有关问题，公安机关依据党的有关政策，认为是一般历史问题，不在法律追究范围，只要把问题讲清就行了，不需要作任何结论。从此这位教授放下了包袱，刻苦钻研业务，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

　　1957年9月，盛华调任浙江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工作，兼任高校党委书记和教育厅长、科委主任。盛华组织人员研究制订有关政策，采取种种措施，努力加快浙江高教事业的发展。经历过“大跃进”和大调整后，浙江省建成有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12所高校，35个研究生专业、109个本科专业（均包括重复设置的专业），至1965年，在校学生达1.6万多人，教师职工7400多人。浙江省基本形成了工、农、医、师等门类相配套的高校体系。

　　盛华是党内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早，职级比较高，但是他总是平易近人。他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时就明确规定，除正规场合外，不准部属喊他“部长”，只准称“同志”。他注重调查研究，每年都要到农村去走一走，在基层蹲一段时间，体察民情。1962年，他先到宁波市鄞县邱隘农村蹲点，后来他又到余姚农村调查，一蹲就是四个月。

　　1983年2月17日，上海市新四军研究会在市政府大礼堂召开迎春大会，

夏征农（左）、盛华（中）、李广（右）等出席会议

　　十年动乱期间，盛华遭受严重迫害，经常挨批斗，尽管如此，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他为人正直，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原则。“文革”期间，浙江省的造反派逼他揭发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所谓罪行，他坚持实事求是，顶住各种压力，坚决抵制造反派的逼迫，宁可遭受皮肉之苦，也不昧着良心去伤害他人。盛华虽然身处逆境，自身难保，但当他得知其他同志遇到麻烦时，总是伸出援助之手。有一次，“四人帮”在浙江的爪牙正在抓捕浙江大学的一位教授，这位教授东躲西藏，无处藏身。盛华不顾个人安危把这位教授藏在自己家里，供应他食宿，还陪他谈心交心，开导他。这位教授在盛华家住了两天后，盛华担心造反派还会来，为避免发生意外，他拿出钱来给这位教授做路费，让他到外地避一避。在盛华的精心安排下，终于使这位教授避免了一场灾难。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盛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担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主抓全省的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等工作。浙江卫生系统在“文革”期间是“重灾区”，盛华组织人员对全省卫生系统展开治理整顿，对医务人员评定职称，对医院评定一级、二级、三级三个医疗等级，他们的这一做法得到国家卫生部长钱信忠的充分肯定，并在全国作了推广。

　　六七十年代，浙江省的嘉兴、湖州等水网地区，血吸虫病流行，每年都有不少农民因感染该病而死亡。盛华主抓卫生工作后，把全省的血防工作抓在手上。他带领工作组到血吸虫病多发地区考察，组织专家研究灭杀钉螺的方法，经过多次试验，最后认定用石灰灭杀的方法最佳。在省、地、县三级开办血吸虫病医院，将较重的病员集中到医院统一治疗，对一般病员免费发放药物等，使全省血吸虫发病率明显下降。他还动员教育农民改变饮水习惯，不吃河水，改吃井水。组织人员到上海川沙县学习找水源、打水井的经验和做法。

　　1979年5月，盛华到复旦大学任党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81年1月，当选为党委书记。他在复旦大学任职期间虽然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但对工作却尽心尽责。他积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组织平反冤假错案800多件，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的积极性，保证了学校各项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他紧紧依靠知识分子兴学办学，经常与校长苏步青、著名学者周谷城、谈家桢、谷超豪等一起商讨如何办学，倾听他们对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他十分关心教师队伍建设，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尤其关注年轻教师的成长进步，对获得优秀学术和科研成果的人员，不搞论资排辈，大胆提拔使用。他大力倡导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可以破格提拔。当时有位年轻同志非常优秀，29岁就被提拔为教授，盛华看中的就是他的学术水平和钻研精神，他就是现在在中央工作的王沪宁同志。

　　在复旦大学，盛华坚持以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积极倡导和推行教学奖励制度，组织评比“教学优秀奖”，要求改进教学环节和教学方法，大力倡导启发式教学，反对“注入式”和“满堂灌”。他十分重视科研工作的开展，1981年至1983年，复旦大学科研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5项，国家创造发明奖7项，部委和地方科技成果奖6项，创全国高等院校之冠。

　　盛华不但重视教学、科研，还很关心教职员工的生活。复旦大学教职员工住房紧缺，他亲自到上海市委、市政府向领导反映情况，请求帮助解决，建起了一批批教工宿舍，帮助许多年轻同志解决后顾之忧。有一位著名老教授，儿子在外地工作，家中无人照顾，困难较大，盛华亲自写信给胡耀邦总书记，最终解决了困难。他在教职员工、干部群众中很有亲和力。每逢节假日，他家里像“茶馆”，不管是谁来，谈什么话题，他总是笑脸相迎，耐心听取。

　　盛华在复旦大学担任党委书记期间，善于动脑筋，想办法，使该校由过去只有文、理两类学科的大学，发展成为一所拥有众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

1985年8月25日，盛华在上海市新四军研究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

　　盛华常说；“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铲除的，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现在不是去评头论足，而是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要求别人做的，首先自己做好，才能改变社会风气。”他把父亲盛白沙“不要名、不要钱、不要命”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始终坚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模范带头，从不搞特殊，用自己的良好形象维护党的威信，树立党的权威。他生活俭朴，数十年来穿的大都是旧衣服，睡的是破旧的木床，盖的是久已褪色的旧被褥。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战争年代的老战友，或者是自己老领导老上级，一般都在自己家里安排食宿。1980年，他在复旦大学任党委书记时，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出差到上海，盛华就把他安排在家里住宿，自己炒菜烧饭，两人边吃边谈，共叙友情。他说“这样做既不浪费，又有亲切感，更像一家人。”盛华把心思用在工作上，少有时间教育子女，但他对子女要求特别严格。他的四个子女从上幼儿园到读小学、上中学，上学放学都是自己走，从来没有接送过。改革开放后，他的子女出国留学和经商的机会很多，可是他却劝说子女：“作为领导干部子女要严格要求，组织上已经安排了工作，就要把它做好，不要这山望到那山高，要立足本职，爱岗敬业。更不要去追名逐利，天天做发财梦，要为祖国的发展，人民的幸福，社会的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无论在领导岗位上，还是退休后，盛华都十分重视党史军史、革命斗争史和新四军历史的研究，在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花费了大量心血。由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大学、安徽大学发起，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总会于1980年4月14日在南京成立，盛华当选为副会长。从此，他把新四军历史研究与宣传一直挂在心上，满腔热情地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盛华回到上海后，立即约请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党史工作者，商量成立上海分会的有关事宜。经上海市委组织部批准，上海分会于当年11月4日在上海文艺会堂正式成立，中顾委委员，原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为名誉会长，盛华任会长。1984年3月，上海分会正式更名为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上海市新研会在盛华等人领导下，每年都要举办研讨会、纪念会等活动。上海市新研会成立不久，盛华即与夏征农等领导商量，认为要深入挖掘和研究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史料，必须充分发挥好两支队伍的作用。一支是高等院校党政干部和党史、革命史研究、教育工作者，他们分析研究问题的能力强。另一支是上海数以千计的新四军老战士，他们是亲身经历者，对研究这段历史有深厚感情。他们迅速从上海各大专院校组织170多位教师，会同研究会的13个研究大组的同志进行走访座谈，组织录音、录像和口述历史，形成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史料，先后编辑出版了《华中抗日斗争回忆》10辑。

　　1985年8月，经报上海市委批准，上海新研会所办刊物《大江南北》正式出版发行，该杂志由原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委员魏文伯题写刊名，夏征农撰写发刊词，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为创刊号撰写《我的祝贺》。该刊在宣传和研究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弘扬光荣传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7年12月25日，盛华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不幸逝世，享年85岁。复旦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浙江日报》于1998年1月7日在头版刊登了盛华逝世的消息，并给予高度评价，称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