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讲过，在他小的时候，爷爷曾让父亲兄弟几人谈谈长大以后的志向。叔叔伯伯们有的要当县令，有的要做府尹。爷爷听了很高兴，让奶奶给他们一人煎一个荷包蛋。轮到父亲，他回答说：“我不想当官。”爷爷一听，脸沉了下来，说父亲没有出息。父亲却引了孔子的一句话作为回答：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以平天下。爷爷拍案叫好，让奶奶煎两个荷包蛋以资奖励。父亲投身革命后，身经百战，历经坎坷，最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很为自己的奋斗生涯而自豪。但他有自知之明，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度。他曾说过：“毛主席、周总理高瞻远瞩，掌握全局，领导革命走向胜利。比起他们，我差得远。我有过动摇，当然只是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也犯过错误。但是，在总的方面，我是能够贯彻党的路线，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他爽朗易处，谦虚自抑，因此，在同辈人中人缘很好。
父亲很好客，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周总理、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和几位老帅都来家里做过客。地方的同志来北京开会，父亲也照例要做东，请他们来家吃饭。不过开支太大了，母亲就要同父亲算算账。一次超支太多，父亲一看账单大吃一惊，赶快向母亲保证：一少请客，二少吃请，少欠账，三多写稿子赚钱填窟窿。
记得有一次妈妈带我去探望邓妈妈，正好周总理从外面回来，看见我们，就说：“刚才还同主席谈到陈总在国外的访问呢！主席关心陈总的身体，我报告说陈总身体好，胃口好。主席却说：‘不见得吧？陈总胃口好就糟了，张茜同志听了一定不高兴。这是机密，可别告诉张茜哟！’”我们听了，都笑起来。这些家庭琐事，主席、总理居然都知道啦！是呀，胃口好又怕发胖，是父亲最头痛的事。在饭桌上，母亲总是管着父亲：这个不能吃，那个要少吃。管得多了，父亲就会抱怨说：“不要干涉内政嘛！”家里“干涉内政”的趣事不少，父亲血压高，医生要求他戒烟，家里不买烟，掐断供应。父亲也表示要戒烟，可是参加外事活动，一看茶几上摆着烟，忍不住又抽起来，结果上了新闻纪录片，少不得听母亲的数落。一次母亲发现父亲口袋里有一盒烟，一问原来是接见外宾时顺手牵羊拿的招待烟。母亲生气，对父亲说：“抽抽招待烟也就罢了，还要拿，堂堂的副总理、外交部长好意思占公家的便宜。”没办法，家里只好再买烟，限量供应。不过父亲烟瘾不算大，过了一段时间真的戒了，全家人皆大欢喜。还有一次，廖承志拿了个榴莲果到家里来，父亲叫母亲和我一起吃。我和母亲闻不惯那股味道，都不吃，只陪他们坐着。廖公劝我们说：“这是最好吃的东西，华侨吃了都不想回家了，流连忘返么。”父亲说：“不要管他们，他们不吃，我们可以多吃。”他们开口大吃，不一会儿一个大榴莲就吃光了。两人意犹未尽，竟用手指把滴在桌子上的榴莲汁蘸着往嘴里抹。母亲一下子跳起来冲他们喊：“看看你们这个样子！就像小孩子一样，脏死了，儿子就在跟前，还真好意思吮手指头。”他们两人一边尴尬地笑着，一边加快速度蘸呀，抹呀，一会儿功夫桌子给“打扫”得干干净净。
陈毅夫妇及其子女合影
父亲对刘少奇伯伯是十分赞佩的。记得1958年毛主席退居二线，刘少奇伯伯担任了国家主席时，父亲问我们有什么想法。大哥回答：“感到有点儿突然。”父亲说：“这有什么突然呢？少奇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党的领袖，‘七大’以来就是党的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多年了。毛主席还是党的主席嘛，他集中力量做理论工作，对党和人民是有好处的。”后来父亲还说过：“少奇同志党性很强，在他那个位置上，能主动做自我批评很不容易。”
对林彪，父亲似乎是有过微辞的。1964年12月的一天，父亲和母亲叫我去看毛主席给林彪的信。毛主席手书了曹操的《龟虽寿》诗，勉励林彪养好身体。那时，全国都在学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他正如日中天，炙手可热。林彪把主席的手书翻拍成和原件一样大的照片，分送政治局诸成员。看完了毛主席的手迹，父亲却对母亲漏了一句话：“只有他（指林彪）可以这样做，别人要是这样就是吹嘘自己。”显然，他对当时不正常的党内生活是有看法的。
最令我感慨难忘的是父亲和康生的关系。解放后，康生一直“不得志”，经常住院，据说精神也不太正常。父亲素来为人宽厚，认为他是个相识多年的老同志，虽然有错误，但不应过于冷落他。在他“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时候，父亲常去看望他。那时康生对父亲真是感激涕零。一次，他请父亲和郭沫若吃饭。康生把多年收藏的砚台统统端出来，满满摆了一客厅。他还详细地讲解什么是鱼眼，什么是水纹等，确实是博学之士。吃饭时，父亲、郭老和康生更是高谈阔论。我只记得他们先谈昭君出塞，好像是鼓动郭老写“翻案文章”，后来又谈诗词，我记下了最有趣的几首：
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宋，卢梅坡《雪梅》）
春梦暗随三日景，
晓寒瘦减一分花。（明，汤显祖《牡丹亭》）
偷来梨花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缕魂。（清，曹雪芹《红楼梦》）
那天父亲的兴致很高，他指着郭老和康生对我说：“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学识渊博，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又对康生说：“我这个儿子比较迟钝，拜你为师如何？”康生满口答应。
可是，曾几何时，正是这个原先对父亲推崇备至的康生，却欲置父亲于死地。八届十二中全会时，他恶毒诬蔑说1959年父亲要搞政变，并带头对父亲大肆围攻。父亲忍无可忍，最后上书毛主席，驳斥了康生的无耻谰言，激愤地表示：你们何必这样大动干戈呢！不就是想打倒我陈毅嘛……信递上去，围攻暂时停止了，但后来又背上“二月逆流黑干将”和“老右”的罪名，郁郁终生。“朝真暮伪何人辨”，父亲以生命为代价向我揭示了做人的真谛。像父亲那样竭诚待人，有时也许会吃亏，但终将被世人所称颂。而恩将仇报者，落井下石的奸佞小人虽能讨得一时便宜，却最终为人民所不齿。
对个人权位，父亲一向是看得淡的。文革之前两三年，父亲曾萌发过退休的念头。有一次从非洲访问回来，父亲感叹地对我说：“那些国家的外长比你大不了几岁！我这个老头子同他们打交道真有点吃不消。你可要珍惜大好时光呀！”后来我又亲耳听他对母亲说：“我真想退休！想趁有生之年办三件事：一是编诗集，二是出文集，三是写回忆录。”母亲劝他：“现在就退下来算了。”父亲摇摇头答道：“我向总理提过，总理说现在不行，等两三年以后再说。”然而，他等来的却是文化大革命，他的梦想被无情地粉碎了。
文革开始时，父亲就有一种危机感。最初，他并不反对搞文化大革命，主观上一直是想跟上毛主席的。1966年6月上旬的一天，他对我说：“这一次文化革命来势很猛，你应该积极地参加。但一定要按党中央的政策办事。年轻人头脑容易发热，容易犯错误，上坏人的当。一切都要靠你自己。我管不了你，也不能为你的行动负责。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别人找你，你就说不知道。总之，我们不要互相影响，互相牵连。”我知道父亲第一次不再把我看成是一个孩子了。从那时起，我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就有了思想准备。不久，我搬到学校去住，只是在周末回家看看。我和父亲似乎有了一种默契，在家极少讨论运动的情况，我对文革的想法和在文革中的遭遇也从来没有告诉过父亲。反正父子见了面，就知道彼此还好，没出大事。至于今后如何，也不去多想，“朝不虑夕”嘛！
1967年1月第一个周末，我刚回到家里，母亲就对我说：“你不要在外面到处乱跑，现在情况复杂得很！”我说：“我在下厂劳动，没有乱跑呀！”父亲突然发火了，但并不是冲着我：“你看到满街打倒陶铸的大字报了？陶铸是新选出来的中央常委，党的第四号人物，昨天还在一起开会，今天就被打倒了。我是政治局委员，却一无所知。这是建党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有一小撮坏人在捣乱，他们要搞垮我们的党。”看着父亲激愤的表情，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过了一个月，情况似乎好了一点，父亲的心境稍稍开朗了一点。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父亲的脸上又显露出近一年来少见的笑容。他对母亲说：“谭老板（谭震林叔叔）硬是有办法，他居然写信给主席骂了那个夫人，主席就批准他不用做检讨了。”我听了也很高兴，似乎局势要好转了。可是，我们都太天真了。又过了三周，街上出现了“打倒二月逆流”的大字报，父亲的名字倒过来贴在街上，还打上了红叉。当周末我又回家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父亲黯然地对我说：“这次我犯了大错误，能不能过关就看毛主席的态度了。我不是三反分子，我要认真地检讨错误，我希望能改正错误，但事情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今后你要靠自己了，要准备有一天人家不让你进中南海，不让你进这个家。如果真是那样，不要管我们，不要为我们担心，自己去闯。”母亲含着泪塞给我一个存折。我手里拿着存折，心里知道情况已经岌岌可危了。
但是，父亲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仍然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如焚。1967年初夏的一天，父亲晚饭吃得很少，一直愁眉不展。母亲关切地问：“不舒服了吗？”父亲缓缓地摇摇头，心情沉重地说：“外交部没有人管，这样下去要出大乱子的。”母亲说：“那你应该向主席报告呀！”父亲脸上浮出苦笑：“找主席？现在恐怕不好见了。”母亲说：“那么找康生，他是分管外交的。”父亲的眼里闪过一丝鄙夷的目光说：“找他？就是他们在那里煽动，找他有什么用处。看来只好找总理，可是他的压力也大……”我在一旁久久地端详着父亲。这还是那个豪爽乐观、笑声朗朗的父亲吗？文化大革命才一年，他的两鬓全白了，步履蹒跚，脸上经常带着倦容和怒意。我突然辛酸地感到，父亲显著地衰老了。（本文摘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