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
袁国平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建立了卓著功勋，为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谨以此文缅怀他的革命生涯和光辉业绩，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寄托我们深切的思念。
一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风云激荡，无数仁人志士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树立了一座座巍峨的英雄丰碑。袁国平同志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
袁国平同志早年就投入救国救民的革命洪流之中。1906年5月26日，他出生于湖南省邵东县袁家台村一个贫苦的手艺人家庭。192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徐特立、田汉等进步教师的影响，积极参加爱国进步的学生运动，被推举为湖南省学联执行委员。1925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左翼宣传队第四队队长，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亲历了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城战役，以及讨伐夏斗寅叛乱的战斗。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袁国平同志为红军的发展壮大作出突出贡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他积极参与组织将起义军余部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先后任师参谋长、党委书记、党代表，带领部队转移至广东东江地区，继续坚持武装斗争。1928年冬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参与领导湘鄂赣边区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29年6月任工农红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兼红八军政治委员。7月参与指挥长沙战役。8月作为红三军团前委的代表前往红一军团联络，对红一、红三军团合并组成红一方面军起了积极作用。此后，他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志直接领导下转战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红三军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理主任、党务委员会书记，红军东方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政治领导，以及同公开宣布抗日反蒋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的谈判。曾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长征期间，他先后担任红三军团（后改称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主任等职，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和指示，坚定不移地维护遵义会议后实际形成的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发挥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参加率领所属部队战胜敌军的围追堵截，越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历尽艰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之后，他奉命参与创办红军学校，先后担任西北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兼第三科（后称附属步兵学校，又称教导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校政治委员、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为红军培养了大批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袁国平同志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全国抗战爆发后，他担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办事处主任。1938年3月，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是新四军领导成员之一。他协助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高擎我党我军抗日救国的旗帜，组织部队向苏南、皖中、皖东敌后挺进，开展大江南北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抗日。他协助项英同志负责部队政治工作，是新四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开拓者和领导人。为将初创的新四军部队锻造成为一支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铁军、华中抗战的先锋，他大力加强新四军政治工作建设，建立健全各级政治机关，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注重培养和锻炼干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使新四军政治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1941年1月15日，袁国平同志在皖南事变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5岁。
二
在近20年的革命生涯中，袁国平同志绝大部分时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性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领导经验。他长于宣传鼓动和思想教育，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总结经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治工作思想和方法，为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创立发展，为军队政治工作理论建设的开拓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曾经高度称赞他：“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
袁国平同志深刻阐述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他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有非常清醒的认识。1938年7月，他在新四军第一届政治工作会议的总结中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提高全军对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并吸引全军指战员热烈参加与拥护政治工作的建设，对于推进全军政治工作是有重要的决定意义。”他强调，战胜敌后抗战的困难，“最重要的是真正要把政治工作看为军队的生命线，依靠着坚强的政治工作”。他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任务、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以及战时政治工作的指导等问题，都作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确立与健全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最先决条件，应加强各级政治机关建设，政治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连队，政治机关应加强对连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这些论述，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
袁国平同志始终坚持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高度重视加强军队党的建设。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编在国民党第三战区。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袁国平同志始终强调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把健全党的工作、强固党的领导作为新四军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1939年7月，他在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作了《过去党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建设》的长篇发言。他指出，“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因此革命政党必须特别注重对军队的领导，如果忽视这一点必然会使革命受到挫折”；“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其意义有两方面，不仅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的领导，同时还必须在军队中建立强固的党的组织，才能保证正确的政治路线执行”。他对于加强军队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以及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深入系统的阐述。这些论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袁国平同志强调把干部培养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任务。他认为，“从政治上正确团结干部、认识干部、使用干部，并不断努力培养干部，是完成政治任务与一切工作任务的重要前提”。要以“建军必须建人”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精神，努力于军队的干部教育。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奉命参与创办红军学校，在条件十分艰苦、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干部，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将军和国家建设的栋梁。他兼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委员，亲自抓干部培训工作，从办学方针、教学计划、学习内容到教学方法，都以抗大为榜样，运用抗大办学经验，把教导总队办成抗大式的学校。他还编写政治教材《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并亲自给学员们授课。新四军教导总队在皖南三年中，共培训各级领导骨干4000余名，对提高新四军干部的军政素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袁国平同志把宣传教育看作是掌握革命军队与群众思想的钥匙。他认为，“要把我们的政治主张形成一种实际的物质的力量，就要依靠宣传教育”。他强调宣传教育工作应遵循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基本原则，采取灵活多样、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方法，因材施教、因地施教、因时施教。1930年红3军团攻占长沙的9天时间里，他利用一家报馆的印刷设备，出版了6期《红军日报》，大力宣传共产党的纲领和红军的政策，连当年的《大公报》都为之赞叹不已。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期间，他主持创办了《抗敌报》《抗敌》杂志和《抗敌画报》，常常执笔为报刊写稿。他十分重视文艺对部队政治教育的作用，善于运用文艺形式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激励斗志。他积极组织《新四军军歌》的创作，突出了东进抗敌和向敌后发展的思想，加强了战斗气势，使之成为一首雄壮有力、脍炙人口的著名军歌。陈毅同志曾夸奖说：国平是一个好的宣传鼓动者，有才干。
袁国平同志重视发挥群众工作的巨大威力。他认为，军队“只有与民众打成一片，真正做到军队如鱼，民众如水，造成克服环境困难的另一有利作战环境，才能胜利”。他要求部队每到一个地方，都应迅速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激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在深入进行宣传鼓动的基础上，“动员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了打开陇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局面，他精心选择时机，采取正确策略，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恶霸地主的群众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争勇气，提高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威信。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他把群众工作作为敌后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新四军人人都做群众工作，把群众工作深入到敌人统治的营垒中去，使敌人陷于政治上的完全孤立。为便于连队操作，他还具体规定了连队的八项群众工作任务。
袁国平同志开创了对敌军工作的成功范例。他在一系列论著中深刻阐述了对敌军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规定了对敌军政治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1928年3月，他在参加指挥攻打广东惠东县时，组织部队放风筝，撒传单，将政治宣传工作做到敌人阵营内部，使许多穷苦出身的敌军士兵战斗意志削弱以至崩溃。当时与他并肩战斗的徐向前同志在回忆录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后，每次布置全军政治工作任务，他都把瓦解敌军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1938年7月，他组织制定了《敌军工作纲要》并印发部队。此后，他还发表了《对敌军的政治工作》《论江南伪军工作》等专文，分析对敌政治工作的可能与困难，提出对敌宣传要点，制订了正确、务实的俘虏政策。他还精心物色和调配了一批敌工干部，破格提拔精通日文、了解日本情况但当时不是共产党员的林植夫同志担任新四军敌工部部长，积极开展对敌宣传、情报收集、改造战俘等工作，开创了新四军对敌工作的崭新局面。
三
袁国平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把宝贵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他既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又是政治工作理论和原则的模范实践者。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光辉的革命业绩，高尚的品德风范，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发扬。
袁国平同志具有赤胆忠心、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投身革命后，无论斗争形势多么复杂严峻，无论遇到什么艰难曲折，他对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始终充满必胜信心，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始终坚定不移。在广州起义失败后部队群龙无首、濒于溃散的紧急关头，他挺身而出，主持部队整编，和叶镛同志带领部队转移，保存了革命火种。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七律·长征》的雄伟诗篇。袁国平同志在拜读这首诗后，很快用原韵写了一首和诗：“万里长征有何难？中原百战也等闲。驰骋潇湘翻浊浪，纵横云贵等弹丸。金沙大渡征云暖，草地雪山杀气寒。最喜腊子口外月，夜辞茫荒笑开颜。”字里行间渗透着藐视一切艰难困苦、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的豪迈情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不忘交待战友把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和七块大洋的党费交给组织，并代他向组织汇报，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袁国平同志具有深入实际、勇于开拓的革命精神。他善于把政治工作的一般原则与实践相结合，迅速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期间，他为红军的发展壮大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扩大红军，二是筹措军饷。短短数日内，红三军团就扩大七八千人，人数增加了一倍，筹到军饷40万银元。1933年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期间，他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使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情绪。《红星》报专门发表社论，赞扬“东方军完成了政治工作最光荣的一页，是中央苏区红军的模范”，并号召把东方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推广到整个红军中去。到新四军工作不久，他深入南京、江宁、镇江、丹阳、芜湖一带敌后进行约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发表了《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等文章，对新四军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袁国平同志具有勤奋好学、忘我工作的优良作风。他酷爱读书，涉猎广泛，在繁忙的工作中总要挤时间看书，行军作战也不间断。他不仅注重自身的学习，还严格督促部队指战员加强文化学习。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期间，他要求战士每天最少学会一个字，并在战士的背包后面贴上字，边行军边学习。他勤于写作，笔耕不辍。在紧张的行军途中，常常在马背上起草传单、布告，一到宿营地就印发、张贴。他知识渊博，思想敏锐，有高度的政治理论水平和较好的文字修养，亲手起草了大量的报告、讲话、文章和教材等，仅收录在《袁国平文集》中的就有40篇，30万字，涉及军队政治工作的各个方面，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宝贵遗产。
袁国平同志具有无私无畏、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他始终抱定“牺牲一切奋斗到底的决心”从事革命工作，体现了崇高的思想品质和精神境界。1927年5月，在参加讨伐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前，他给母亲寄去一张照片，在附言中表达了“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的壮志豪情。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恳切请求党中央派他到抗日前线工作，坚定地表示“愿为我中华民族之生存、解放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英勇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他的妻子邱一涵也是一名红军战士，和他一起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为了革命事业，他们顾不上照顾年幼的子女，以致大女儿13岁被送去做童养媳，小女儿两岁死于贫病无医，儿子8个月被送回湖南老家，一度牵着双目失明的祖母讨饭度日。皖南事变中，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围攻，他身先士卒，浴血奋战，英勇捐躯，践行了“舍身赴敌，战死沙场”的夙愿。
“从戎黄埔军校、首义南昌、发展红军丰功在。纵横湘鄂赣边、抗敌江南、坚持革命壮志存。”这是袁国平同志牺牲后，王首道同志为他作的挽联。袁国平同志离开我们快70年了，我们对他充满了景仰和怀念。今天我们学习和发扬袁国平同志的革命精神，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坚定不移地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进一步弘扬光大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紧贴时代发展、紧贴使命任务、紧贴官兵实际，更加有力、更加扎实、更加富有成效地推进思想政治建设，确保我军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确保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确保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
（转自2010年11月30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