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 帆
工作关系 得知江青叛变
扬帆1911年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广山镇，1932年考入北大，读书期间，在中共地下党员唐守愚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参加了“左联”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负责戏剧、新闻和电影界工作。此时，上海有个女演员叫蓝苹，在社会上小有名气。因工作关系，扬帆与蓝苹在一起开过会，但印象不深。
1937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扬帆受戏剧界人士的邀请，到位于南京路上的卡尔登大剧院，在剧团地下党负责人的陪同下，观看当时轰动上海的话剧《大雷雨》。这是扬帆第一次目睹蓝苹的舞台风采。蓝苹的表演艺术水平，给扬帆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只是略显得有些卖弄。尽管如此，扬帆仍觉得蓝苹的演出是成功的。演出结束后，在剧团地下党负责人的陪同下，扬帆到后台与蓝苹见了面，并说了一些赞誉的话，意在鼓励她多演些进步戏。蓝苹显得很兴奋，连连点头，对扬帆的鼓励和鞭策表示感谢。
走出剧院，扬帆与几位相约看戏的人，一起来到他的住所，对《大雷雨》进行了评论。大家先谈剧本内容，后谈导演的风格和演员的水平，不知不觉中把话题引到了蓝苹的身上。剧团地下党负责人介绍说，蓝苹小姐演过不少戏，有进步的，如当时激进的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也有不好的，如蒋介石在1936年祝寿时，蓝苹为他演过独幕戏《求婚》。更令人不齿的是，她竟然在《狼山喋血记》中担任主角，而该影片被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吹捧为国产片中最有意义的影片。
剧团地下党负责人的一席话，引起了扬帆的重视，第二天他又只身到卡尔登大剧院，找到那位地下党负责人，单独向他详细了解这个剧团的组建过程、历史发展和演员情况。在谈到蓝苹的政治情况时，那位负责人摇摇头说：“她原来还是党员呢！”
扬帆有点奇怪了：“怎么？她现在不是党员？”
见扬帆面露疑惑，那位负责人就将蓝苹既拍电影又演话剧，思想还算进步，入党后言论更加激进，以致1934年10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基本情况，原原本本地说给扬帆听。扬帆听后沉吟片刻，又问：“组织上有无正式结论？”
那位负责人见扬帆如此问，就严肃地说：“事后组织上作了详细调查，蓝苹在狱中表现不好，她不仅暴露了自己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而且还写了自首书，表示‘以后决不参加共产党’等。”
扬帆听到此，气愤地说：“这么说来她是叛变了。”
那位负责人点了点头，首肯了此事。
这次谈话在扬帆头脑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致于几十年过后，仍能十分清楚地回忆起。
上书中央 招来牢狱之灾
1939年初，驻皖南的新四军军部急需补充人员，要求上海地下党动员一批进步青年参加新四军。上海地下党组织就以“慰问三战区将士演出剧团”的名义，组织了一批包括扬帆在内的青年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军部，扬帆先担任军政治部文化队的政治指导员，后调军部任秘书。
一天，扬帆奉命去见政治部主任，恰遇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骑马经过，项英在马上招呼道：“你在上海认识蓝苹吗？”扬帆点头答道：“认识。”“那好，你办完事到我这里来一下。”项英交待扬帆。
扬帆在政治部主任处办完事后，就径直去了项英的办公室。项英仔细询问了他到上海及与蓝苹交往的情况后，递给他一张报纸，说：“这是上海的一张国民党小报，你先看看。”
扬帆接过报纸，一条醒目标题立刻映入眼帘：《蓝苹小姐弃艺从政，江青活跃延安‘舞台’》心中不由暗暗吃惊，没等扬帆看完全部内容，项英就急不可待地问：“蓝苹脱党自首的情况你知道吗？”
扬帆于是把那次在卡尔登大剧院看话剧《大雷雨》时听到关于对蓝苹的议论，自己第二天又如何找剧团地下党负责人及谈话经过，从头到尾细说了一遍。
项英听完汇报，半晌没有吭声，最后盯着扬帆，严肃地说：“对于江青的传闻，我也知道一点。从你刚才介绍的情况看，如今延安的江青，即当年上海的蓝苹，在上海的一段历史是复杂的，要慎重对待。为了纯洁党的组织，防止少数别有用心之人怀着不纯动机混入革命队伍，这事不可马虎。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革命的心脏，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都在那里，更要注意。为了对党负责，我觉得有必要上书中央，反映这一情况，让中央对这个同志了解时有个参考。”
扬帆十分赞同项英的意见，但当项英让他把刚才所讲的写成书面文字时，扬帆犹豫了。他深知，这关系到江青的政治前途，仅凭传闻写出有些不太妥当。
项英看出了扬帆的迟疑，果断地说：“你怕什么？怕负责任挑担子！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你写吧，写好后以我的名义报延安。”
见项英如此爽快地说以他名义上报中央，扬帆的心里才轻松一点。这并非是扬帆患得患失，而是长期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这位党性极强的共产党员，总感到自己汇报的情况只是当年与上海戏剧界地下党负责人的一次谈话，没有调查核实，若正式写成材料上报中央，未免有些轻率。
第二天，扬帆字斟句酌地用毛笔在毛边纸上写了一份关于江青在上海戏剧界表现的报告。报告中他力求准确客观，因为他深知，此报告要发给延安党中央的。
扬帆将写好的材料交给项英，项英当即找到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共同商量改定后，当夜将材料发报党中央。
电报虽然署名项英，但按照行文常规，材料来源当然要提到扬帆，这为扬帆今后蒙冤埋下了“祸根”。
当时扬帆和项英都根本没有料到，关于江青的材料传到延安后，并没有直接送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手中，而是落到了政治局委员及中央社会部部长、江青的山东诸城老乡、旧相知康生手中。接到电报后，阴险狡诈的康生声色不露，将电报扣下，并将电报原文交给江青。这样，使得江青的历史问题被暂时隐瞒了下来。
1940年夏，扬帆调军部军法处任科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扬帆与胡立教一起突围出去，他们昼伏夜行，通过日伪军和国民党部队的重重封锁，于2月中旬到达苏北新四军刚组建的军部。不久，扬帆被任命为军部军法处副处长，并兼任盐阜区行政公署保安处长。
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去延安后，华中局代书记饶漱石任代政委。饶漱石在工作和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对军长陈毅也很不尊重，扬帆对饶漱石公开表示不满，饶漱石因而对扬帆心存芥蒂。
1943年秋，延安整风后期，康生搞了一个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把许多来自国统区和敌伪占领区的革命知识青年打成“特务”、“反革命”，其中有个青年戏剧工作者曾是扬帆在南京国立“戏专”时的学生，他被“抢救”成“特务”后，因提到扬帆在南京介绍他参加“地下救国会”组织，扬帆也成了“特务”。康生得悉这个“特务”扬帆就是那个写江青变节材料的殷扬时，如获至宝，马上以中央保卫部的名义打电报给华中局，下令逮捕、审查扬帆。
10月的一天，时任三师保卫部长的扬帆接到通知到军部开会。他星夜兼程，急赴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所在地黄花塘。他被带到饶漱石的办公室，迎接他的是一副冰冷的手铐。
猝不及防，扬帆怒不可遏，厉声质问饶漱石：“为什么抓我？”饶漱石说：“有人在延安揭发你是‘特务’。你必须老实交待在南京国立‘戏专’时的问题！”
扬帆被囚禁的数月间，饶漱石多次亲自审问他，诬他为“内奸”、“特务”。扬帆据理力争，用事实证明自己的清白，让饶漱石无可奈何。
以后，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负责审问扬帆。潘汉年在工作上与扬帆有过接触，对他的才干品格，有较深刻的良好印象，根本不相信他是“内奸”、“特务”。因此，在审讯过程中，由于扬帆在每一关键问题上能提供有力的证据和旁证人证明自己清白，所以潘汉年更加确信扬帆是无辜的。
1944年9月，囚禁一年的扬帆，终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扬帆一案的被纠正，潘汉年功不可没。新中国成立后，扬帆先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然而，扬帆没有想到，十年之后厄运再一次降临他的头上，带给他的灾难更为沉重。
再陷囹圄 晚年境遇凄惨
1950年冬，南方某省公安机关发生了一起国民党投诚人员叛变投敌的事件，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影响，中央高度重视，有关部门专门为此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1951年初，公安部主要负责人到上海视察工作，发现上海公安局也存在类似事故苗头，就严厉进行了批评。
扬帆身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对此当然负领导责任。但秉性耿直、快人快语的扬帆，在检查过程中，对与事实不符的问题作了说明和辩解，引起检查人员的不满。
1954年初，“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后，饶漱石成了反党头目，上海市公安局的问题成了饶漱石的罪状之一，这不仅加重了饶漱石的罪责，也加重了直接负责公安局工作的扬帆的责任，加上历史上扬帆曾多年在饶漱石领导下工作，理所当然地被划为“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
历史跟扬帆开了个大玩笑，当年曾反对过饶漱石，并被饶漱石视为异己的他，如今倒成了与饶漱石站在一条船上的“反革命分子”。
1954年3月，江青接到一封寄自上海、揭发她历史问题的匿名信。由于“高饶问题”暴露不久，有人认为这是别有用心之人在诬陷江青，并认定是扬帆所为。于是，扬帆在劫难逃。这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扬帆正与家人一起吃饭，突然接到华东公安部长许建国的电话，要他马上去开会。扬帆丢下饭碗，迅速驱车前往。从此，扬帆又开始了漫长的囚禁生活，致使晚年异常凄惨。
当时，潘汉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并没有直接卷入此案，到1955年4月3日夜被捕后，才与扬帆案捆在了一起。到1957年7月，全国各大报纸披露后，世人这才知晓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
直到1963年1月9日，潘汉年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65年8月30日，扬帆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1967年3月，文化大革命最激烈时，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又被狂热的人们提起，扬帆由此又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受尽了炼狱之苦。
1975年春，扬帆在狱中患感应性精神分裂症及严重支气管炎，仅剩一只眼睛能看到模糊的景物，被送往湖北沙洋农场后，视力才稍有恢复，但一触及敏感问题，他就精神高度紧张，失去控制。
扬帆被捕后，就与家人断了一切联系。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10月，扬帆夫人李琼给中组部和公安部写信，查询扬帆的下落，提出：“如果活着，希望批准探望”。11月，即获批准探视。孰料当李琼带着28岁的儿子杨忠平到达沙洋农场后，令他们万分震惊的是，扬帆拒不相认，竟对自己的妻儿说：“我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子，你们是江青派来的特务。”
怀着失望心情回返的李琼，去武汉找了原上海市委书记、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要求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予以照顾。陈丕显批示：“把扬帆接到武汉治疗。”不久，扬帆被接到了武汉。
李琼回到上海后，立即给上海市委组织部、中组部、公安部汇报了扬帆的情况，希望接扬帆回上海治病。1978年岁末，中央组织部致电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央同意扬帆回沪治疗。1979年1月8日，在陈丕显的帮助下，扬帆乘专机飞回上海。
扬帆回沪后，被直接送入精神病院。由于他不肯与家人相认，所以他的三个女儿只好扮成护士轮流护理他。有一天，看扬帆精神状态尚好，他的小女儿小朝忍不住含泪说出了实情：“我们三个不是护士，都是您的亲生女儿。”扬帆虽然很喜欢她们，但仍不肯相信，就说：“我有女儿，你们就叫我干爹吧。”
在沪经过两年多的治疗，扬帆精神逐渐恢复正常，身体也慢慢健康起来了。
后经公安部复查，最高人民法院于1980年4月10日撤销了1965年8月30日对扬帆的原判，宣布扬帆无罪。1983年8月22日，公安部再次发布《对扬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为扬帆彻底平反。
扬帆于1998年去世，其墓碑上雕刻的“高堂此日悬明镜，功罪何妨絮絮论”对联，实在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