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奎生的父亲英年早逝，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六人住在两间草房里，种着四亩薄田。后因欠蒋家桥徐姓地主的债还不起，只好把田抵押了。卞奎生兄弟五人一年到头靠打短工、捕鱼虾勉强维持生活。
新四军地方武装中队长范老五的家离卞奎生家不远，范老五经常用革命道理开导卞奎生，使他逐渐懂得了要报仇、要过好日子，就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道理。1943年秋天的一个晚夜，卞奎生怀着一颗炽热的心，跋涉30里路，来到了当时新四军驻地万愿楼，成了一名光荣的新四军战士。
1945年深秋，根据地刘桥区委交给卞奎生一个任务，打捞“自卫队”在四烈村保家桥附近河里沉下的一挺机枪。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卞奎生带着一条麻袋，来到“棺材沟”边。“棺材沟”沟长、面窄、水深。北风呼呼，河水刺骨。在沉枪的大体位置，他脱去衣服在河里摸了好一阵，没摸到。他浮出水面，深吸一口气，又钻进水里。突然，他碰到一个硬梆梆的家伙，捞出水面，果然是一挺崭新的机枪。卞奎生迅速穿好衣服，把机枪放在麻袋里，扛在肩上，风驰电掣般赶到万愿楼。
不久，卞奎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刘桥区委委员。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卞奎生遵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坚持原地斗争。他经常组织群众烧敌哨棚，剪电话线，破坏交通，出没在青纱帐里。
一天，国民党陈桥镇马镇长贴出告示：“不管谁只要探到卞奎生的下落，赏银元200块。”并且加强了对卞奎生家庭及亲友的监视。
卞奎生在家有危险了，和母亲商议，躲到三里外的大弟卞金家，后来又转移到沙家埭的干娘家，继续进行地下斗争。国民党沙家埭乡乡长沙大侯听说卞奎生来了，心里怕得要死，但又强装镇静，给自己壮胆打气，叫嚷：“姓卞的，我不怕！”还扬言要烧卞奎生干娘的房子。
一天黄昏，细雨蒙蒙。卞奎生头戴一顶旧草帽，身披一条旧麻袋，怀里揣着一支驳壳枪，赤着脚，跑到沙家埭乡公所。沙大侯正好靠在门边，看几个人打麻将。卞奎生纵上一步，右手插进胸前，握着枪，隔着衣服，捣在他背上，低声喝道：“出来，老实点！”沙大侯浑身发抖，慌忙走出门外。卞奎生说：“你要抓的人，就站在你面前！”沙大侯如梦初醒，浑身筛糠似地抖动，结结巴巴地说：“兄弟，好说，好说……我开玩笑的！”卞奎生厉声问：“你不是要烧我干娘房子吗？”“不敢，不敢！”接着卟通一声跪在卞奎生面前说：“饶、饶我一条狗命吧！”卞奎生教育了沙大侯后，大摇大摆地走了。沙大侯吓得呆若木鸡，半天回不过神来。
1947年春的一天，卞奎生在沙家埭被敌人包围了。由于寡不敌众,加之子弹“瞎火”,他被捕了。先被押在陈桥镇乡公所，后又押送到刘桥。敌人把卞奎生关在地堡里，对其严刑拷打。卞奎生皮开肉绽，昏死过去好几次。每次醒来他总是说：“你们可以摧残我的肉体，但摧残不了我的精神。”
3月22日,刘桥东响起了激烈枪声,我军攻打刘桥,营救卞奎生的战斗打响了。敌人在慌乱之中，赶紧对卞奎生下了毒手。他们先用大板斧砍断了卞奎生的双脚，然后用刺刀在卞奎生的头上、脸上、背上、腰部刺了42刀。
卞奎生牺牲时，年仅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