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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车桥战役看粟裕将军的创造性军事才艺
作者:邵景元 责任编辑:姚云炤 来源:《铁军》 日期:2014-04-21 浏览次数:6856
车桥战役是由时任新四军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导演的一出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战役全过程凸现了粟将军“出奇制胜”的作战风格。而“奇”只是表征,它的内核是一种创新精神。车桥战役之创新表现在哪里?本文试作剖析。
编者按:今年2月5日是粟裕将军逝世30周年,3月是车桥战役胜利70周年。车桥战役因其战绩之辉煌、战法之独特、战后影响之巨大,而成为我军抗战史上一个光辉典范。粟裕逝世后,中央军委一位负责人称粟裕是“三奇将军”,即“出奇谋、用奇兵、建奇功”。为纪念和缅怀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粟裕将军,谨献上《从车桥战役看粟裕将军的创造性军事才艺》一文。
车桥战役创新在何处?
果敢大胆的决策——长途奔袭、舍近求远、避弱就强的掏心战
一师5个多团的兵力由东台一带出发,矛头直指车桥,实乃重兵长途奔袭之举。这在一般情况下是为兵家所忌的。而且,车桥处于诸据点之中,又是实力最强者。这种避弱就强的选择,更为人们所不取。在研究作战方案时,粟裕指出:“车桥地区处敌中心地区,是敌人的心脏,工事坚固,又有日军驻守,敌人自以为安全。而敌人认为最安全的地方,正是容易得手的地方。”这着“险棋”至少有三个妙处:一是让敌人猝不及防,仓促应战;二是攻克了车桥,其周围十多个据点均可不攻自破;三是调动敌援军于中途聚歼之。
多种战术的运用——集中适当兵力进行运动战、攻坚战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
车桥战役的基本战法是攻坚打援,其战略战术体现了“局部反攻的特点”。这次攻坚打援以运动战为基本特征,以游击战为辅助手段,以歼灭战为指导思想,于此基础上巧妙地运用多种战法战术,且在时机的捕捉、地域的选定、兵力的摆布、火器的配置等方面,与各种战法战术的相机运用达到默契自如、左右逢源的地步。
在战幕拉开之前以奔袭为主,辅以破袭战。部队以坐船为主,经三天两夜进入预定地点。战斗打响前的3月4日下午,淮安、宝应地方武装和民兵投入紧张而秘密的破袭战,以迟滞敌援军的行动。还把车桥西南角的飞机场挖了多个深洞,堆了多个高墩,以阻止敌机降落。
在攻坚战中,以强攻为主,辅以偷袭。攻坚战斗分三个阶段进行,即偷袭突破土圩占领边沿碉堡;开辟通道,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强攻主圩碉堡;配置炮兵消灭抵抗中心——小圩内日军。强攻是必然的,但偷袭可以赢得时间,减少伤亡。这种攻坚的战术手段,主要是采取游击战的动作。在攻坚战中运用游击战动作,也是罕见的战法。这一仗歼灭伪军680余人,摧毁53个碉堡,我军牺牲53人。
在打援战斗中以阻击为主,辅以追击和白刃战。打援部队的任务有二,一是绝对不让敌人赶往车桥增援,二是尽可能消灭其有生力量。他们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以阻击战为基本方式,巧妙地运用了敷设地雷、假工事、分割围歼、夜战、白刃格斗等战法战术,迷住敌人打,困住敌人打,分割敌人打,拖住敌人打,始终没让敌援军起到增援作用。硬是把5批460多名日军消灭,还刷新了生俘日军24人的记录。
异乎寻常的抉择——取得战果后却撤出阵地
车桥战役结束后,车桥周围的曹甸、泾口、泾河、周庄、塔儿头、望直港等10余据点不战而溃。在这种情势下,粟裕将军却决定将主力部队撤出战区,只留少数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拆除各据点碉堡,动员车桥居民疏散。这样做在战史上是不多见的。若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体现运动战之灵活机动的话,那么车桥战役打赢了也“走”,则表明了我军指挥员在更高层次上运用战术的创新精神。
事实证明了战役转移的正确性。不久,日军从淮安、淮阴、涟水各据点集结步兵2000余人,骑兵500余人,汽车50多辆,对淮安、宝应东乡以及盐阜边区进行报复性扫荡,尤其对车桥镇及周围村庄狂轰滥炸、烧杀抢掠。但由于敌人已无据点可守,扫荡后百里方圆的车桥地区仍在人民手中。
创新来源于积累与升华
创新不可能凭空而来,一时的灵感也是靠不住的。它应来自于常年的用心、实践和磨炼,也可以说是一种素质、修养、能耐的积累与升华,一种主客观关系的结合与统一。粟裕将军在车桥战役中表现出的创新活动也说明了这一点。
顾全大局的观念。驻防苏中的一师把眼光投向苏中、苏北、淮北、淮南四个战略区的结合部,其战略目标本身就体现了全局观念。车桥地区之开辟,不仅可为一师寻得一个部队练兵和干部整风学习的安全地区,还让四大战略区联成一片,更对抗战全局会产生影响。粟裕在会上指出,“在战略相持阶段,争取有利时机,推进局部的战略反攻”。车桥之战正是揭开了华中战略反攻的序幕。
主动出击的精神。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大好,欧洲战场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不断失利。日军为保持其本土与南洋的交通线和压迫蒋介石投降,于1944年春发动了以打通平汉路和粤汉路为目标的大陆交通线作战,为此从占领区抽走部分兵力。苏中的日军虽有所减少,但加强了伪军,兵力相对集中。面对这种复杂而严峻的状况,是坐等总体形势好转,还是积极寻找战机,反映的是指挥员的一种思想境界和心理素质。车桥战役中的主动出击正是如此。
坚忍不拔的毅力。创新不会一蹴而就。离开非凡的毅力,即使进入创新也往往浅尝辄止,或半途而废。车桥战役的创新活动,始终有指战员们那种顽强毅力支撑着。
“不打无准备之仗”——考查侦察之精密。为什么能敢于直捣车桥打掏心战,那确是“情况明,决心大”。战事前一年的6月中旬,粟裕在去黄花塘军部开会途中,即对有关地区进行了一番实地考查和侦察。在返回苏中时,他又选择了与来时不同的路线,用了16天时间,对淮安、宝应、阜宁三角地区,尤以准备夺取的车桥、泾口为中心,对其边沿区、接敌区、敌占区的敌情、民情、地形分别作了调查,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对车桥据点四周土圩及壕沟之长度、宽度、高(深)度,对所有大小明暗碉堡之方位、火力及相距等,都了如指掌。
“实际的运用之妙”——摆兵布阵之精当。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能够掌握“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就是“实际的运用之妙”。车桥战役中各种战术、战法的综合而巧妙的运用,攻坚与打援基本方式的采用,三个纵队一个攻坚两个打援的分工,各纵队兵力、兵种、火器的配置等实际战场的布阵,都是“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的。战役进行中,攻坚部队由偷袭转为强攻,芦苇荡打援部队在整体阻击中实施局部追击(有120多日军偷涉芦苇荡,直奔车桥,被我追击歼灭)。就是“依其范围和情况”“而改变”的。这个“而’字,就体现了“实际的运用之妙”,就是作战中的创新。
“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献身祖国之精忠。车桥战役的指战员乃人民子弟兵,他们无限忠于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里有攻坚战中的一个镜头:战士陈福田攀上炮楼,用十字镐刨开顶盖,把一串手榴弹丢了进去。随着几声巨响,敌人的机关枪哑了,我战士蜂拥而进。在芦苇荡打援的七连三排长倪吉寿,在追击战斗中一人活捉4个俘虏,缴了一门迫击炮。他越战越勇,却在快要结束战斗时中弹牺牲。
车桥战役的意义跨越时空地存在着
车桥战役体现出的智谋、毅力和创新,其价值远远高于军事功绩和历史贡献。
当时,新四军首长(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于3月16日发出嘉奖令,称“车桥战役斩获奇钜”。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新四军一师在车桥“打了一个大歼灭战”,是“华中六年抗战以来的创举”。《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一书指出:“在抗战史上,这次战斗是俘日军最多的一次。”的确,车桥战役打破了敌伪进一步清乡、扫荡的阴谋,结束了华中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打通了四大战略区的通道,揭开了局部反攻序幕。车桥战役鼓我志气,灭敌威风。慑于我军声威,驻东台日军有12人集体上吊自杀,驻平桥据点伪营长带100多人反正。车战之后,苏中军区把“日本解放联盟”和“朝鲜独立同盟”组合成“苏中支部”,成员70余人,其中14名就是从车桥战役被俘日军中转变过来的。被俘日军官兵谈及车战,总是敬畏而赞叹。一言以蔽之,车桥战役的辉煌成果可用金字铸入史册。
被誉为“三奇将军”的粟裕,在车桥战役中恰到好处地演绎和印证了“三奇”:直捣车桥掏心战的决策,此为“出奇谋”;巧妙运用多种战法战术,则属“用奇兵”;“斩获奇钜”的战果及其体现的创新精神的价值,那就是“建奇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