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去皖南走走。看看那里的山水，那里的村寨，去重温一下周恩来副主席和叶挺军长的训导，去追思新四军学习、战斗的生活，去和那些在皖南事变突围中牺牲的年轻战友们的灵魂对话。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为了实现父亲的生前愿望，2010年11月12日中午，我和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后代工委一行人开始了皖南之行。第二天，到了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整个军部是由司令部、政治部、枪械所、教导总队等多个单位组成。分布在一条长约1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四周群岭环抱，环境清新雅致。我仿佛看到新四军战士们在紧张地训练，有些人在上文化课，有些人在学唱革命歌曲，有些人正整装待发，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在那条鹅卵石路上，我仿佛看到父亲和一些战友，三三两两在交谈着什么。
父亲是1938年由嵊县县委派往皖南新四军军部学习文化、军事的。结业后，留在教导总队军事队二连任副连长。在军部旧址展厅里，我仔细看着每一张集体照，有青年队的，有文化队的，就是没有军事队的。也许那时他们正肩负警戒任务，也许在军部四周的山岗上挖战壕……谁知道呢。而且父亲年轻时长的什么模样儿，我也很模糊。
到了茂林，我的心渐渐沉重起来。四周是山，东面有堵长五里的山圩，上面长着一般高的竹林。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就在这儿被八万敌军包围。据说，敌人就是从那个竖着白塔的山头开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一枪的。在“41·1·7”纪念柱旁，有一条三米宽的小泥路，新四军就是从这儿北撤的。我仿佛听到除了枪械碰撞声外就是战士们沙沙的脚步声。据文献记载，就此，新四军开始在高坦、石井坑、东流山三处与顽军激战。
我们到了石井坑。这是个百余户的小山村，四周全是丛林密布的大山，村前有一条小河。我的同室陈痕平（他的父亲当年也在此突围）对我说，当年这条河里流的不是水，是新四军战士们的鲜血。领队黄明明（黄源之子）告诉我们，当年，村里的老百姓一夜醒来，周围山野里到处是新四军的尸体，约有几千具。石井坑村后有个小山包，小山包后头是作曲家任光牺牲的地方，还有七位新四军女战士在大山上拼光了石头，全体跳崖牺牲。在石井坑村老百姓的旧房外墙上，至今还能清晰地看到当年留下的弹孔。
思绪一下子把我拉到了父亲面前，他们教导总队担任警戒任务，事变发生的第五天，军部决定分散突围，在叶挺军长“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的激励下，他们集聚了被打散的200多名战士，相互搀扶着，开始突围。口渴了，喝雨水；饿了，吃野菜就生米；子弹打光了，从战友尸体上取下手榴弹往前冲。我仿佛听到到处是枪炮声、呐喊声、厮杀声、重伤员的呻吟声，以及不屈的新四军的痛骂声，口号声；仿佛感到遍地都是硝烟味，血腥味；仿佛看到战士们冲往远处，渐渐消失在丛林中的那些无助的身影。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新四军军歌》歌词）。就这样父亲他们200多人又打了七天，最后只剩下三人活了下来。
章家渡，青弋江的上游码头，是新四军东进抗日和皖南事变突出重围之地，我们一行人下午到了那里，两岸长着一人多高的芦苇，有点雾。当年，顽军就是在对岸芦苇丛里向新四军扫射的。河水冰寒彻骨，水深湍急，新四军就是从这儿冒着雨点般的子弹淌水涉渡。他们只有一个信念：杀出去，找党组织，继续抗日。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我抬头向西望去，只见残阳如血，有几片云向我们飘来，忽隐忽现，像是年轻的新四军战士们向我们微笑……
硝烟虽已散去，而历史却离我们很近，很近。